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
“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
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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