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元稹,并称“元白”,他们二人志同道合,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都秉持着兼济天下的雄心,一起开创了元白诗派。
白居易生于河南正新,元稹生于河南洛阳。虽说都在河南,但古时毕竟交通不便,二人少时并没有过多交集。二人初识,想来应该是在长安,二人共同赴京赶考。15岁的元稹和21岁的白居易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长达30余年的友情的开始。
公元803年,二人同登书判拔萃科,同被分配到秘书省任教书郎,正如元稹写道:“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我们两人能在同一年考中,又同在秘书省做官,这是何等的缘分啊!
白居易也和道:“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不仅是我们同地做官,我们彼此的抱负思想都是如此相似相同,这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二人同是雄心勃勃的少年人,又有幸一起共事,自然交情一日一日法的深厚起来。此后,二人共同赏花听书,长安纵马,楚馆留情,醉后赋诗,也一同在沉浮宦海中扶持前行,一同抒展内心抱负。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二王、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永贞党人被贬出朝,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
而支持革新的元白二人也未曾幸免,元稹被贬为河南校尉,白居易罢校书郎,出为县尉。被贬的元稹没过几日就得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丁忧回乡,而白居易又被调回长安,二人擦肩而过。
此后数十年,元稹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白居易辗转长安、江州、杭州,此后十数年,二人竟没有再次一同饮酒的机会了。此去经年,只是再难相见。即便是如此,二人的书信往来从未断过。
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了首诗:“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春日踏青,见得满眼花开烂漫,却是突然想起了故人还远在天边,算算脚程也应该到梁州了。可惜如此美景,不能与故人共赏了。
而巧合的是,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竟在梦中梦见此事,在同一天晚上也写了一首诗:“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我梦见故人你啊也在慈恩寺游玩,正兴冲冲地想和你一同前去,却才发现自己身在千里之外的梁州。
这两首诗,一忆一思,一实一虚,兜兜转转却是写的同一件事,是纵有千种风情无人诉说的寂寥,也是终不似,少年游的无奈。这是何等的默契与思念,才能令他们天各一方,却犹如同游同乐一般?
元稹于通州听闻白居易被贬至九江,震惊之余,拖着病躯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半明半昧的烛火映照在窗沿上,只觉得寒风凌冽,裹挟着雨水吹入破旧的窗子,又在此时听到友人被贬的消息,哪怕是“垂死病中”,他也是“惊坐起”。这三字直接却深刻地表现出了震惊之巨,感同身受之悲。
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二人同脉相怜的无奈与悲怆,缓缓氤氲而出。甚至于二人不用相顾畅言,仅靠着提在驿馆壁上的诗,便可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写道:“邮亭壁上数行字……不离墙下至行时。”一路风尘仆仆,遇见客栈小憩一番,看见壁上题着崔李王白许多人的诗,可没有一首是符合我心意的。直到我行至墙角,发现了你的诗,我如获至宝,站在墙下直至离去。
一个人则叹道:“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我的诗在墙壁上无人欣赏,只是风霜斑驳了字印。但是元九你与我惺惺相惜,甚至不惜用锦衣拂去了字上灰尘。以壁上之诗互传思念之情,当真是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却又能品出其中深含的情感。
而当我们翻遍二人的诗集,白居易写“与元九书”“寄通州元九侍御”“寄徽之”“见元九诗”,元稹道“和乐天”“梦乐天”“酬乐天”“寄乐天”……
他们以一首首诗歌隔空对话,虽然有些读来平平无奇,但正是这种平淡,才赋予了诗歌更多的意味,也让这些笔墨诗词得以跨越了时间和地点的界限,将二人之间的友谊向我们后世之人娓娓道来。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元稹猝然离世,白居易痛不欲生,亲自撰写墓志铭,以祭挚友。即便多年之后,白居易仍不断写诗悼念故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你已经故去许久了,怕是连身躯也早已化为尘土,而我在这偌大的人间独行彳亍,满头白发。这一联诗,催煞了多少人的心肝。
也有人问过我二人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我回答说,白居易与元稹,是一生的知己,是生死莫逆之交。正如在《祭微之文》中,白居易回忆与元稹的三十年情谊,这样说道:“公虽不归,我应继往。”你既然已经不在了,我也应该同你一起。就像身躯已灭而影子也会消失,本皮已亡而毛丝也不在了。
这种悲怆,正如子期身死,伯牙不再鼓琴;子敬病逝,子猷掷琴哀恸一般,心灰意冷。他们彼此,都是彼此的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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