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下宁死不向汪精卫敬礼的孩子

抗日战争是一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战争。在抗战时期,广大民众深信,中国绝对不会亡,中国文化将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当抗战硝烟消散将近70年,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仍在继承和发扬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日前长沙市内一场幼儿文艺活动中,中华幼儿园小朋友正在进行《唐诗宋词》的诵读表演。

抗日烽火下宁死不向汪精卫敬礼的孩子

1938年,丰子恺路过长沙司门口看到一群小孩正爬在公共阅报处墙上阅读捷报,于是画下了这幅著名抗战漫画《儿童与捷报》,时当台儿庄大捷后。

抗日烽火下宁死不向汪精卫敬礼的孩子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毁掉全城百分之八十的房屋。这是美国友人拍摄到的大火后,长沙城市废墟中,一位无家可归的孩子。(资料图片)

抗日战争是一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战争。在抗战时期,广大民众深信,中国绝对不会亡,中国文化将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当抗战硝烟消散将近70年,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仍在继承和发扬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日前长沙市内一场幼儿文艺活动中,中华幼儿园小朋友正在进行《唐诗宋词》的诵读表演。

“枪在哀鸣,炮在怒吼,法西斯野兽正在咆哮……我们年纪虽小,抗日救国不辞劳”。在“七七事变”爆发77周年之际,重温这首“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团歌,我们仍能感受到,日寇全面侵华给中国孩童所带来的创痛——

一、学生“晨呼队”,唤醒市民“勿忘国难”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求生存的抗争。战争没有让身处中国内地的长沙的孩子们走开,相反却更加让他们焚心似火。

1938年2月9日,刚过完春节,正当农历正月初十清晨,长沙各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他们先在城区大街上合唱救亡歌曲,随即呼喊抗战口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迷梦中的人民觉醒”,让“长沙市民被唤醒后更有一番奋发”。

他们所呼口号有:“亲爱的同胞起来,早些起来工作”;“我们不要忘记敌人的凶暴”;“我们不要忘记已死的将士和被难的同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南京”;“我们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要彻底扑灭卖国求荣的汉奸”;“亲爱的同胞们起来,赶快起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周南中学校志》刊载该校女生李淑元参加晨呼队工作的情形:“每天一大早,我们一分队的十余人,分两人一组,从泰安里到寿星街,再到潮宗街,分片包干,挨家挨户去捶门打户,高呼‘国难当头,大家要觉醒,不能再醉生梦死……’”

当年,长沙晨呼队只有80余人。因为此前日寇飞机不断对长沙城疯狂轰炸,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第一师范、明德中学、育群中学、雅礼初中部、稻田女中等学校相继迁离长沙,迁往湘乡、沅陵等地,留在长沙城内参加晨呼队的80余名队员,显然工作压力大增,但好在他们充满抗日救亡的热情,他们捶门打户打肿了自己的手;呼喊救亡,第一天多数人就把自己的嗓子喊哑,但晨呼声在第二天清晨照样回荡在大街小巷之中。

随着武汉即将失守,长沙形势日益严竣。1938年暑假期间,长沙就已开始人口大疏散,几乎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迁出市区,那些参加了晨呼队的中小学生随着父母离开长沙,一步一回头,卡在喉咙中的仍然是勿忘抗日救亡的口号。

1938年冬,“文夕大火”后,长沙城以惊人的自愈能力,在市民双手撑持之下,城市得到迅速恢复,商业又呈繁荣,文化重新焕出光彩,尤其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相信长沙城一定守得住的民众,担箩赶猪,涌回长沙城中。此时,正值重庆政府推行“早起运动”,回到长沙城内的中小学生,响应“早起运动”的号召,每天清晨,热血的孩子们,迎着旭日,走上街头,比过去更加充满热情地高唱抗日歌曲,在千家万户门前高喊着救亡的口号。他们要用少年们的爱国热情融化少数市民心中消极堕落的情绪,在战火硝烟之下,他们想让自己稚嫩的“晨呼声”,让长沙这座名城在精神上永远保持积极向上、不甘屈服的姿态。

二、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长沙的“孩子剧团”

1938年8月,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征求慰问信30万封”的消息传到长沙,唤起了长沙孩子们给前方将士写信的热潮。

5岁半的翟文伯小朋友写信说:“我是长沙幼幼小学一年级的未来战士,在你们英勇保护下,我们有求学的机会,我和千万的后方同学们十分感谢,这信是在空袭的警报声中写的,祝你们努力杀灭日本鬼子,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流亡到长沙的小朋友陈原天在信中称:“你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在可怖的枪林弹雨中,作神圣的抗战,洒鲜红的热血,洗雪祖国的耻辱,这使人们多么地敬佩。唉,可惜我是12岁的儿童,不然的话,我们一定在一起杀贼。可怜我的哥哥姐姐,还有一个玩具洋娃娃都丢在日本人手中,昨天呼呼的日本飞机,又在长沙丢下许多炸弹,把我们的房子烧光了。朋友,最亲爱的朋友,请你们不要把日本军阀杀光了,留下两个,待我们长大,替我的哥哥、姐姐及洋孩子报仇,你愿意吗?爸爸叫我吃饭去了,本来我们每天有肉有鱼吃,现在天天吃青菜,我肚里一点油水也没有,钱呢?都捐献给了国家了,朋友,再见吧,祝努力杀敌。”

其实,当年长沙小朋友心中的模范,还是闻名全国的孩子剧团及新安旅行团。这两支队伍都由抗战中的孩子组成,他们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信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陶行知新教育理论,用音乐等形式,向社会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尤其是孩子剧团,他们由一群从上海流亡的孩子组成,从最开始的“小朋友教小朋友”的工作出发,把他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教给其他小朋友。他们教其他小朋友识字和唱歌,唱儿童救亡歌曲。后来,他们从上海逃出日本人的魔爪,从南通前往徐州、郑州等城市进行歌舞演出,引起群众围观和报纸广泛报道。1938年1月10日,从上海出发的孩子剧团辗转来到汉口,得到了八路军驻湖北办事处的接待,并在武汉开展救亡宣传。1938年10月23日,孩子剧团的部分团员来到长沙,被多家报纸报道,并引起轰动。

在抗战初期,已成为“抗战文化城”的长沙,孩子剧团早就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和推崇。1938年2月15日,郭沫若前往长沙青年会向长沙文艺界抗敌协会进行演讲。他说,他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应该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抢工作做。他特别以孩子剧团为例,呼吁文化界的“大人们,学学孩子”。

其实,长沙的孩子们早就以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作榜样。

1937年底,日寇飞机频频轰炸长沙。为了躲避飞机轰炸,地处水风井保节堂街4号(今蔡锷北路省中医附二院)的育英小学,把学生课堂移向小吴门外的庙山和杜家山(今八一路湖南省军区一带)去教学。学校学生会成立了“庙山工作团“,利用课余时间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夏天,因战争局势的恶化,长沙进行城市大疏散,育英小学内的共产党支部在长沙附近乡村组织军训,罗孝荣、孙阜民等十余名学生,组织了育英儿童抗战宣传团。他们打着旗帜,背着图书漫画及乐器,跋山涉水,在长沙周边集镇刷墙报、贴标语,并进行歌舞及新剧表演。后来育英儿童抗战宣传团更名为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成为中国又一支儿童抗日救亡团体。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不但在后方进行抗日宣传,也冒着炮火硝烟,给前线官兵演出。让笔杆和歌声成为反击日寇的枪炮,让剧场变成了战场。1940年12月25日,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在建团两周年之际,因当局种种压迫,宣告解散。

长沙另有一支抗日救亡儿童组织的儿童剧团,最后并入了著名的孩子剧团。这支剧团成立于1938年5月,在长沙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之时,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在成立大会上介绍了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抗日儿童活动团体的活动情况,号召湖南的小朋友也不能落后,要以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为榜样,要为抗战救亡尽自己能尽的责任。随后不久,田海男率领的长沙儿童剧团即在长沙青年会大礼堂,演出了自创的三幕儿童话剧《中华儿童血》、《炮火中的孩子》等儿童节目,引起极大反响,并募捐得到1500余元钱。这笔奖金不久即捐给湖南儿童保育院。

1938年11月12日,长沙儿童剧团随孩子剧团南迁,最后并入孩子剧团。

三、抢救中国难童运动,长沙是重要的中转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区,有不少孩童被日寇屠杀;在非战区,不少孩子流离失所。万恶的日寇,还把成千上万孩童运往日本,想驯服他们成为杀害中国同胞的未来后备军。

当武汉保卫战即将在1938年展开之际,全国救济组织开始收留战区的难童。

在抗战时期,抢救和收容难童的主要组织为两个非政府性机构,一个是由宋美龄任理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一个由前南京市长马超俊任副理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

马超俊在其口述自传中说,救济总会“主要收容各处难民与失散儿童,接近战区各县成立救济协会,办理收容难民与救济工作,被收容的难民一经安顿后,即刻送往湖南,转入大后方,各自谋生”。

但在实际操作中,被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抢救出来的难童,大部分被送往湘西乾城、浦市,湘南东安、祁阳以及南岳等湖南难童救济院安置,难童们在救济院半工半读。中国儿童救济会全湘办事处设置在半湘街,分布在湖南各救济院安置的难童来自安徽、湖北、江西及河南等地,因湖南地处粤汉铁路中心,运往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的难童,都把长沙作为中转站,中转迟滞时,在长沙各难童救济所附近分设难童班。

1938年9月11日,长沙转来河南南部潢川、商城、固始一带难童200余人,因难童衣被缺乏,暂时留置长沙韭菜园空置的孤儿院中,并向各界募捐,长沙海关俱乐部中外职员赠送馒头700个,国际救济委员会豆浆供给处每晨赠送豆浆两担。

其实,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的难童,也多半在长沙中转。1938年9月19日,武汉在湖北救出男女难童9000余名,在长沙中转,再陆续分送川、桂、湘、粤。在9月19日当天,就有200余名从武汉运湘赴粤的难童,在长沙停留。他们在长沙募集过冬的寒衣。

1938年下半年,长沙城市大疏散。作家周立波在1938年深秋来到长沙,他看到“因敌机对学校文化机关的滥炸,现在全长沙城,除了4个难童学校外,再找不到一点学校的影子,所有的大中小学,都移往内地各县去了,这种文化的向内迁移,倒并非是不好的现象,从前,湖南的良好的学校都集中在省会,使得那些无力远道就学的人家子弟,都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则不同了……人们都有机会读书了。”“长沙城里现在找不到一个学生了……代替他们的是机关职员和高等的、下层的、避难的外乡人,在湖南民众俱乐部寻乐的人,大都不是长沙以前的市民了,从前的市民迁入了乡下或外县,外省人迁入了长沙。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

从长沙难童身上,不少人看到中国是有希望的。1939年9月上旬,《湖南国民日报》记者伏笑雨来到长沙南郊雨花亭湖南第二儿童保育院,在废弃旧军营改造成的第二保育院,伏笑雨看到每一张可横躺八位难童的大床及床边一切生活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在学习的难童充满上进心。伏笑雨感叹:“就此井井有条,中国不会亡。”9月下旬,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湖南第二儿童保育会迅速撤离长沙。院长齐新忧心忡忡,担心难童知道消息后,会出现混乱。但出乎意料,齐新去向孩子说明情况时,孩子们已身背四方包,整齐肃静地在等待。此时,齐新说:“我从孩子身上感受到,‘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四、影珠山下小学生,宁死不向汉奸汪精卫相片敬礼

1939年8月30日,记者周世慧在韭菜园圣经学院遇到防空警报,她连忙随大家一同躲进圣经书院宽敞的地下室。这时她遇到一群六个一排的女孩子在躲警报。

忽然间,这位记者发现这些摸摸索索的女学生全是盲女。原来与圣经学院隔一条马路的桐荫里有一座瞽女学校。

在地下室,她看到躲警报的盲女们仍在学习。进一步打听,她知道这些盲女们不但会独奏及合奏各类西洋乐器,并且还拥有一种擅长的生活技能:编织各种藤器、篾器。笨重的,如一套套美丽雅洁的家具;轻便的如各种小巧玲珑的玩意、陈设品和文具,出品既多且精美,这种手工业生产,每年获利极大,且供不应求。她们确实是盲人,但却是一群能为社会、国家、人群谋福利,有思想、有灵魂、能手脑并用的人,她们也在为抗战做着贡献。

与城市不同,在长沙东北角与汨罗搭界的影珠山乡下,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这里有一所初级职校及40所高初级小学。

长沙城里来的记者家荣走在影珠山下,时常听到孩子们尖嫩悠扬的歌声:“杀了东洋鬼子兵,从此中国享太平。”一位五十多岁的大伯对记者说:“我们从来不愿作鬼子兵的顺民,敌人来了,我们上影珠山干游击去,先生你们能和我们一道干吗?”

记者预言:“他们不是怯懦的小羔羊,他们是抗日的小先锋,不久这些民族小英雄的歌声将汇成一支正义之歌。”

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取得胜利,史称第一次长沙大捷。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以长沙大捷为题材的影片,派导演史东山到长沙来,并约田汉就近到湘北各部队和民间搜集材料,写成剧本,并预备叫它《胜利进行曲》。

田汉说,他在剧中写到的影珠山下的三个小学生的事,是一件真事。三个学生的学校叫开物学校,敌寇入侵该校时,捉住了三个小学生,拿出汪精卫的照片问学生可认得是什么人,学生们说:“这是汉奸汪精卫。”敌寇打他们的嘴巴,要他们承认是领袖,向他敬礼。三个学生们全部不屈,被鬼子残忍杀害。

田汉评价说,在民族危难的时候,这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不可侵犯的志节,是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高贵的品质”。湖南有这样的小学生,湖南不会亡,中国更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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