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承认制度上的缺陷,比承认器物上的落后,要困难得多。直到今天,许多人在反思甲午时,依然着眼于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吨位、总马力、编队航速等技术细节,把中国的战败,归咎于北洋军舰的炮弹质量太差。
技术上的差距,固然可以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但长远来看,这种技术上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国门,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西方国家叩开,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而中国却依然沉睡不醒,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还在争论火车路轨会不会破坏地脉风水的问题。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战败原因,有这样的分析:“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其主要原因为统治者之无知及与人民脱节。中国统治者虽自以为高贵尊荣,然终日忙于礼节之中,使最可敬爱之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中国政府几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
当大部分中国人仍对战败感到错愕茫然之际,这位美国人已经指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在政治上,而不在战场上。
李鸿章对中国的问题,有切肤的感受,官僚架构颟顸低效,执政者缺乏智慧,官场贪腐成风,这种差别不是用军舰数量与大炮口径可以衡量出来的。战败后,李鸿章在第一时间作出反思,并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他在马关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举行首次谈判时,便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成就,表示“十分羡慕”,并把中国与日本的情形作了对比,他对伊藤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可见李鸿章并不像后来历史学家经常批评的那样,只知引进洋枪洋炮,对西方政治制度一窍不通,他的第一次公开反思,便清楚指出,中国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不是枪械的落后,而是“囿于习俗”(保守、不思变革),今后改革的方向,在于步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各项政治,日新月盛”为目标。
李鸿章从马关返抵天津后,具疏奏报《马关和约》已成。在奏折中,他向两宫、向满朝文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一位古稀老人的泣血呼吁:“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尽管战后有一些人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但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者和民间知识分子,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寻找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并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以进取的态度参与政治,踊跃发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变法自强”逐渐成为一个响遏行云的口号。
由于有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并未因此沉沦,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开启了戊戌变法的一幕。以往的史书恒指康有为是发其端者,然揆诸事实,李鸿章才是在朝堂之上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政治改革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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