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一位殉国的老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常常到一位居住在北平的病中老者家中“拜访”，希望老人出来担任伪职，老人坚决拒绝并闭门谢客。日寇又常派人监视老人的家，老人愤怒地让仆人挥起扫帚将日本人赶跑。9月，老人终因悲愤过度，开始绝食并且拒不服药。9月13日，老人带着对日寇的愤怒走完了85岁的一生。这位老人，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晚清大诗人陈三立。

　　陈三立(1853—1937)，江西义宁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回湖北侍奉时任湖北布政使的陈宝箴。父亲陈宝箴一生公忠体国。年轻时陈宝箴曾目睹过火烧圆明园的大火，为之拍案痛哭。而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陈宝箴也痛哭“无以为国矣！”陈宝箴的爱国精神也影响了陈三立。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后积极推行“维新”新政，是晚清各省中唯一支持维新变法的长官。而陈三立因为早年曾加入维新团体“强学会”，深受进步思想洗礼，因而大力协助父亲推行新政。也由于陈三立的变法倾向，所以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戊戌政变后，维新变法被绞杀，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录用，于1900年逝世。陈三立在父丧后开始疏离于时世，写下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的诗句，并于南京清溪畔建“散原精舍”避世其间，陈三立也以“散原”为号，后来人们也称之为“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辛亥革命后，散原先生以遗老自居，始终不与民国合作。

　　散原先生的“神州袖手人”，其实是一种在乱世中洁身自好、苏世独立的耿介精神和士人风骨。1903年慈禧七十大寿，为了表示恩德，于是让戊戌变法其间被处置的官员官复原职。但散原老人誓不与绞杀变法的慈禧集团共戴一天，拒绝了慈禧的笼络和施舍。清朝最后几年实行所谓“立宪”，袁世凯极力请散原先生出山担任议员，散原先生同样坚辞不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袁世凯出卖维新，千夫所指，而另一方面也在于散原先生已经察觉出袁世凯搞的立宪，实质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出任内阁首相操纵朝政的野心而已。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散原先生对袁世凯的预感完全正确。

　　虽然自号“神州袖手人”，但散原先生对于战火丧乱中凋敝残损的四万万神州并不曾真正袖手。八十高龄的他在淞沪抗战其间仍然坚持读报，读完后总是发出长长的叹息，以至于一天夜里突然高呼“杀日本人”，全家为之惊醒。晚清时期，散原先生与郑孝胥、陈宝琛等清流士大夫开创了“同光体”诗歌，“同光”即同治光绪两朝的名称。“同光体”主张学习宋诗清瘦苍劲的风格，以议论为诗，在议论中寄托自己对时局的关怀。郑孝胥和散原先生都是多年的诗友，他们二人曾互相为对方的诗集写序。但在1933年，郑孝胥出任了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成为了令人唾弃的汉奸后，散原老人愤而与郑孝胥绝交。散原老人不仅删去了郑孝胥为自己《散原精舍诗》作的序，而且痛骂郑孝胥“背叛中华，自图功利”。两个曾经的诗友和道友，竟至于走向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不能不令人唏嘘。

　　散原先生的伟大固然在于他不与日寇合作的高贵气节，但作为晚清和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也是伟大的，以至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访华时，还特意拜见了他。散原诗的一个高绝之处就是充满了对于晚清时局以及时局背后的政治文化的深刻反思，比如《甲辰感春》一诗中的“巍巍孔尼圣，人类信弗叛。劫为万世师，名实反乖谩……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历代统治者扭曲孔子，利用孔子为自身专制提供合法性的秘密，而指出了解决之道乃在于打破文化专制，折衷百家之长并且遵循公道正义。而对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散原开出的药方则是“携取太和魄，佐以万金药：曰‘举国皆兵’，曰‘无人不学’。”诗中“太和魄”指的是大和民族日本，对于我们的敌人和仇家，我们不仅要不忘耻辱和仇恨，更要学习他的自强之道，这就是“举国皆兵”的尚武精神和“无人不学”的崇学精神。散原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充满悲悯地记录了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癸丑由沪还金陵原别墅杂诗》“前年恣杀戮，尸横山下城。妇孺蹈籍死，填委溪山盈。谁云风景佳，惨淡弄阴晴……指点女墙角，邻子戕骄兵。买菜忤一语，白刃耀柴荆。侧跽素发母，拿婴哀哭并。”尸横遍野，风悲日熏的景象中，一个孩子因为买菜时忤逆了大兵，惨死在刺刀下，留下了母亲抚尸痛哭。乱离之世，即便是一个孩子，也不能幸免于横暴，这是怎样一幅人间惨象啊。散原诗无疑是20世纪军阀混战的一部“诗史”。散原诗在艺术上也非常高超。散原诗风骨瘦劲、笔势清壮、意象奇崛、议论精警，深得韩愈、黄庭坚法乳。诗学家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散原点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位居第一。散原的诗友陈衍先生也给予极高评价：“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

　　散原先生的殉国受到世人的高度赞美。诗人柳亚子《赠陈寅恪先生伉俪》有“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句，回顾了散原老人的一生，对散原老人的殉国以“正气”二字褒之。佛学家欧阳竟无也回顾道：“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奴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发愤而寄于诗，乃至于死国。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不以诗人概，诚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始终一纯洁之质也”(《散原居士事略》)散原之所以能够慷慨无畏地殉国，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傲骨和气节，而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诗人的高洁和坚贞。散原老人在历代诗人中远非特例，比如八十高龄的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是在宋军将败之际，忧愤绝食而死。中国诗人在乱世中形成了以身死国的传统。从屈原哀郢思王而怀石投江，到陈子龙不做俘虏投水而死，以及历代遗民诗人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这是因为诗人往往是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最深的人。晚清经学家廖平说“欲治经，必从《诗》始。”在儒家思想浸淫的同时，诗人本身敏感的情感和高洁的趣味，又使得他们无法与丑恶和卑琐为伍。儒家的精神和诗人的血肉，共同造就了中国诗人独特的品格：苏世独立、重义轻生、皎然不滓、宁折不弯。吴承学教授在《诗人的宿命》一文中说道：“诗不仅是一种爱好与技艺，更是高尚的精神寄托，是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神圣信仰。‘诗人’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诗人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必须有所担当，有所牺牲。”所以，乱离时代的无数读书人在《诗》的启蒙之下，走向了一条殉国的道路，而殉国的本质正是殉道，殉义。

　　散原先生的殉国，也是在殉道，殉义。这横亘千年道和义，在经历了欧风美雨冲击和列强外寇的侵略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愈发坚韧，诚如柏拉图所言：“伟大的事物总是在风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