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丁汝昌：回天乏力的海军提督

　　人物小传：丁汝昌(1836.11.18～1895. 2.12)，字禹廷，安徽省庐江县人，1888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甲午事迹：指挥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

　　丁汝昌，原名先达，号次章。1836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农民家庭。战乱中参加了军队，在战争中成长为一名高级军官。但是，丁汝昌的“辉煌”不是在马背上，而是在军舰上，自从当上了北洋舰队的长官，他的命运便注定了。

　　以往史料认为，丁汝昌早年投奔了太平军，后跟随程学启一起转投湘淮军成为了一名骑兵军官。等到剿灭了太平军之后，丁汝昌又北上剿捻，一路拼杀，官至总兵。实际上，他本来就是淮军，而且真的干过几天“水师”。

　　丁汝昌非李鸿章钦点

　　1874年，战争基本结束，清政府“裁军节饷”，刘铭传计划裁撤丁汝昌的马队三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大怒，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逃回巢县老家才免了杀身之祸。同一年，日本人侵略台湾。李鸿章挑起了“海防大筹议”力主购买铁甲舰。当李鸿章获得了“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的权力时，赋闲在家的丁汝昌想起了老领导。他找到李鸿章，希望得到新的机会。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

　　当时，知道丁汝昌能打仗的人还不止李鸿章，在军政两界与李鸿章明争暗斗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同样想用丁汝昌，并从西征战前线发来调令。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北洋水师提督的位子是朝野焦点，丁汝昌就成了党政之人。时人普遍认为，丁汝昌的骑兵出身是他最大的硬伤。又因为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大家便相信，正是由于丁汝昌对海军一窍不通，才导致了北洋水师的一败涂地。并且，丁汝昌能当上北洋水师提督，不是因为其出色的才能，完全是李鸿章的私心。

　　的确，丁汝昌出身淮军，又是李鸿章的嫡系，但这并不是全部。经过近年最新的研究，丁汝昌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铭传统率的铭军，并且有过“水师”的经历——当时铭军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和太平军作战，急需水师，丁汝昌参加的就是铭军水师营。等到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刘铭传带兵北上剿捻，水师营改编为马队。出身水师的丁汝昌这才成了一名骑兵军官。正是由于丁汝昌在“水师”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了淮军中比较懂“水师”的将领。

　　另外，尽管丁汝昌是淮军宿将，但他能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并不完全是李鸿章的用意。1875年，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对于如何建设海军，李鸿章是外行。他请教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始人，两江总督沈葆桢时，便与沈葆桢一起研究在未来北洋海军的用人问题。李鸿章希望选择“既懂海军，又有资历”的人出任北洋水师提督。沈葆桢很无奈的告诉李鸿章，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具备海军基础的国家，短期内肯定找不到这样的全才。要知道，海军在大清朝是一个新兵种，哪里能找到干过海军的军事干部呢？1949年组建海军时，海军司令萧劲光原是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对海军一样是一窍不通。当时萧劲光已经47岁，年龄比丁汝昌还大。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新中国尚且如此，何况开始筹议海军的大清朝？

　　因此沈葆桢建议以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担任骨干军官，逐渐磨练资历。但是，提督则必须由“具有战争经验”的老将担任。所谓“少者取其材，老者资其望”，如此“磋磨日久，必有才望并美者出焉”。根据这样的标准，在当时淮军总兵、提督一级的将领中，不是“位望已高”不愿意来北洋水师“�浑水”，就是“羽翼丰满”，一心想自己执掌海军，并且很容易就把陆军旧习带入海军。丁汝昌正好是赋闲在。他既没有深厚的背景，又没有自己的班底，且仅为人忠厚，谦虚好学，在年龄上，43岁不大不小，正合适！

　　从“督操”到“提督”

　　1879年，丁汝昌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开始了他的“水师“生涯。刚开始，李鸿章对其仍然抱着观望、考察的态度，这点从李鸿章给丁汝昌的委任官职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丁汝昌初到北洋海防时，被李鸿章派入新购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官名定为炮船“督操”。

　　1881年初，“督操”一年多的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经过此番历练，丁汝昌已能独自率领舰船编队巡视南北并顺利从英国接收新式军舰，才赋予其北洋水师“统领”职务。

　　这两艘新式战舰刚刚回国不久，1882年6月，朝鲜就爆发了“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观察形势，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g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7月，丁汝昌率“威远”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兵马登陆朝鲜，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g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这次胜利，打击了日本人的气焰。为此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等战舰到位，北洋水师初具规模。次年，丁汝昌率舰队赴长崎进船坞保养——由于“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不得已前往日本。这一次保养，实在是一次战略失误，“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在日本的船坞这段时间，被日本人“摸透了”，真是得不偿失。况且，当时香港的船坞完全够用，为什么偏要去日本？

　　在日本保养期间，还发生了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民众械斗的事件，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人对海军的渴望。当时，情绪激动的北洋水师的洋雇员查琅威理甚至准备下令炮轰日本，被丁汝昌制止。最终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平息了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时，在军中任职已经多年的丁汝昌因为表现良好，终于被扶正，当上了北洋海军“提督”。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

　　战场上的胜败，往往是决定于战场之外，作为舰队司令的丁汝昌，所能决定的东西实在不多。1891年，丁汝昌再次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此时，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比已经落了下风。

　　“雁型阵” 并非失误

　　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是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之决战，此战如果我们胜了，甲午战争或许是另一番模样。这场海战有一个问题指向了丁汝昌，或许这是他能决定的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阵型。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使用了横队阵型，就是我们常说的“雁型阵”。普遍认为，丁汝昌下令排列横队时没有考虑到北洋海军各舰的航速不一，结果导致本来一字形的横队变成了人字形，使得阵型走样，导致了海战的失利。近年来，甲午海战的研究者陈悦则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雁型阵”不是失误，而是必然。丁汝昌在海战报告里提到的“夹缝雁行阵”是一个军舰横向排列为两排，后排军舰错落在前排侧后45度角位置的阵型。“这种阵型是流行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该阵型有利于发挥舰首火力，是一种进攻至上的进攻阵型。”同时，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主要购买自19世纪80年代，战舰的设计核心就是为了适应横队阵型。因此，“定远”和“镇远”等主力舰，都一概弱化了舷侧的火力，格外加强舰首方向火力。以“定远”级军舰装备的4门305毫米巨炮为例，因为对转向角度做了特别设计，如果排成纵队侧舷作战，一侧只能获得两门，但要以舰首对准敌方作战时，4门火炮都可以转向这个方向来使用。

　　北洋舰队拥有为这种阵型设计的军舰，又组建于这种战术方兴未艾之时，所以北洋海军长期注意加强这种阵型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黄海海战爆发时，中日双方的阵型选择其实是“知己不知彼”，发现对方时，完全不知道对方的阵型。自己的阵型选择都是针对自身的舰船装备特点、训练熟练程度而做出的。正如日本联合舰队战前定下的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已纵队队形作战的原则，北洋海军实则也是常年联系横队队形，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会选择横队。

　　丁汝昌的最后时刻

　　丁汝昌对于北洋舰队十分尽心，就在完成了护航任务的9月17日上午，他还带领舰队，进行了基本的训练。当中午十分，发现了日本联合舰队，舰队立即投入作战。大东沟海战一接战，丁汝昌就负伤退出指挥。有人认为，如果丁汝昌早早设下“代理指挥”就不会出现北洋舰队群龙无首的局面。实际上，战前丁汝昌下达三条作战训令：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已经是布置完毕。

　　十九世纪的海上作战并非今日，有无线电的通讯手段。当时，舰与舰之间的通信只有信号旗、灯光、声响几种，都不能传递过于复杂的内容。所以往往是在战斗开始前，下达作战指导方针，战斗过程中很少会出现大的调整。不管丁汝昌是否受伤，“定远”的信号旗是否被击落都不能视为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至于设置代理指挥员和代理指挥舰，则是一个伪概念，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甲午战争真正的失误不可能来自丁汝昌。真正的错误，以及那些前后矛盾的命令来自守旧大臣把持的军机处。他们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战争期间，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攻击李鸿章。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在军机大臣翁同��推波助澜下，清政府在7月26日竟然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29日光绪皇帝又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真不知道伊藤博文、伊东�v亨等人看了这样的“情报”作何感想！

　　最终，被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被国家抛弃，丁汝昌选择了服鸦片自杀。

　　丁汝昌的最后选择颇似1945年担任德国西线B集团军群司令的莫德尔，莫德尔对希特勒至死不渝，当他面对无法继续的战争时，自己不投降，但并不阻止部下投降以保全性命。在他眼里，这性命就是国家的元气，也是他最后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