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遭傅斯年奚落：为亡国作准备

顾颉刚

    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

    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映出了时代的沧桑。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

    顾颉刚出生于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

    钱穆（字宾四）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的传统人文环境和自身禀赋，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的关注。

    顾、钱的初次交往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面”。

    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3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

    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燕京有何可恋？”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

    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

    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辨》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

    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10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始建通家之好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独自担任了“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两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的不认同，然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他对此的解释是：“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晚年宾四维护颉刚，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上世纪40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