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
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映出了时代的沧桑。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
顾颉刚出生于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
钱穆(字宾四)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的传统人文环境和自身禀赋,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的关注。
顾、钱的初次交往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面”。
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3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
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燕京有何可恋?”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
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
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辨》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
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10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始建通家之好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独自担任了“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两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的不认同,然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他对此的解释是:“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晚年宾四维护颉刚,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上世纪40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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