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争议大：被陈独秀吴稚晖骂作“人妖”

　　1924年4月12日，大雾散去的上海汇山码头，泰戈尔在他梦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个脚印，中断已久的中印文化交流，也循着他的足迹缓缓恢复并形成了一个高潮。瞬间就此成为永恒，这次访华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事件，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自身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孙宜学教授的新著《泰戈尔：中国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世，相信该书将会为全面深入研究泰戈尔与中国思想文化百年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及实质，还原历史真实，提供一个全面详实的文本。

　　用史实说话，也许是该书的最大特色。经过近百年历史烟云和众说纷纭，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很多历史细节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垢。该书基于对原始资料的爬梳分析，力求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些正本溯源的工作。同时，作者工笔描摹这段历史中的人与事、情与景、实与虚、真与假，不但使人有历史场景历历在目之感，而且使这段历史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泰戈尔访华期间，赞美声与反对声共鸣，鲜花和荆棘环伺。崇拜者如梁启超、徐志摩、张君劢等将泰戈尔奉为“活神仙”、“救世主”，仰视泰戈尔如泰山日出，光芒万丈；批判者如陈独秀、吴稚晖等竟骂泰戈尔是“人妖”，“是一个什么东西”，甚至让泰戈尔闭嘴；青年学生则在泰戈尔的演讲会场散发传单，“激颜厉色要送他走”，凿凿有声。泰戈尔访华引发的这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躁动的诸般图景，在作者的细心梳理下，一一拂去烟尘，坦露出或朴拙或锋利的本色，一一叙说着这样一个真相：中国知识分子围绕泰戈尔访华的论争，本身就不是在讨论文化问题，而是在争论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事关国家存亡，论争者自然据理力争，绝不退让，但对泰戈尔其人、其作品、其思想，却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就这样，泰戈尔的中国欢迎者和反对者，多出于主观动机，断言泰戈尔的思想和学术中必含有毒素或救世的良药，使一场难得的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事，逐渐演变成“五四”以来国内各种思想文化论争的延续和激化。各种新与旧、东与西的思想的漩涡裹挟着他，冲击着他，供奉着他，他却不清楚漩涡的源头，不知不觉成了木偶，供人膜拜，也成了投枪的靶子。作者描绘出的这幅令人遗憾的中国文化生态图景，在今天，依然不失其警醒意义。

　　但实际上，在这场论争中，泰戈尔并非纯然无辜。他因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使中国人眩晕，但中国人真正要借重他的，是其获奖带来的东方文化复兴的愿景，及能给中国救亡图存带来的希望，如孙中山。而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在来中国之前，却最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在中国期间，他也很少谈诗，只处处流露、切切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还痛心疾首地批评物质文明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却又在享受着中国物质文明的成果：乘着汽车和火车在中国巡讲……再加上欢迎者出于“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织下层层华丽的帷幕，竭尽全力把他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就这样，泰戈尔与其欢迎者“合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封建守旧，只会促使中国亡国的“亡国诗人”，其反对者，尤其是有政治革命背景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奋起批评其所宣扬的不抵抗主义和亡国奴哲学，以免其对中国进步青年产生不良影响，阻滞中国革命的进程。还是鲁迅目光如炬，将泰戈尔当时在中国的处境概括为“骂杀与捧杀”：“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泰戈尔的这份“晦气”，却使这件历史公案凝结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诸多矛盾焦点，并因此使其价值历久弥新，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东方与西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鉴于此，此书通过泰戈尔访华事件而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的梳理与发掘，不但可以丰富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而且还可以推动进一步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摸索、发展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各种矛盾和论争。

　　也许，在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