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皇帝的皇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清祟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猝死，年甫6岁的福临即位，由多尔衮及济尔哈朗共同辅政。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衮率大军进关.同年九月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又称皇父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堪称实际上的皇帝。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是太上皇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死，终年39岁。据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他“八成是因打猎跌伤致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堕马摔伤，促使风疾加重，最后死于心血管病。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多尔衷的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更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顺治帝发下《摄政王多尔衮甍逝诏书》、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后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元妃为“义皇后”。无冕之王生前未能称君，死后终于被尊为义皇帝。

    顺治八年（1651）二月二十一日，距多尔衮死后还不到三个月，顺治帝为巩固亲政后的皇权及至高无上的尊严，借多尔衮政敌苏克萨哈、济尔哈朗等人的首告和揭发，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据外国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当顺治帝“发现白己的叔父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过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并且把睿王府废了。还将多尔衮的亲信大批处死或贬革。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莹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但“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追尊却没有恢复，不过乾隆对其曾祖父制造的冤案，能作出如纠正，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作为清初的实际统治者，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而成。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做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当然，剃发等民族压迫措施除外。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人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土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跟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五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个事件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顺治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黎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尊孔谈经，提倡忠义。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末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以此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祟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就“遣官祭关圣帝君”。

    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和鼓励满汉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多尔衮也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尔衮刚到北京，耶稣会士汤若望即向多尔衮报告教堂的情况，并报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辰定时考验诸器，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师将要出现日食的分秒时限等等。多尔衮看到这个奏折非常高兴，当即指出，西洋新法推算详审，遂命他修正历法。七月，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历，定名“时宪历”，命自顺治二年开始，颁行天下。八月初一日日食，多尔衮命冯铨同汤若望携望远镜等仪器，率有关人员齐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唯新法所报时刻方位吻合，大统、回回二法均有误差，多尔衮因而益信汤若望及其西法可行。十一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底，汤若望又将新著、旧著共一百零三卷，合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呈多尔衮。多尔衮以其”创守新法，勤劳懋著”，加他以太常寺少卿衔。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点上，多尔衮确实表现得较为开明。

    应该指出的是，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利益，也推行过很多落后、消极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是剃发、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从部文到日，限10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在实行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地圈占两次。这种政策使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后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还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发现弊端甚多，故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病死。

    多尔衮留给后人最大的的兴趣在于“太后是否下嫁”。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很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总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流传虽广，却无任何的证据。但是作为人们的茶余谈资，或是文学作品的绝佳素材，它还会一直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