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璩监造坟墓作为夫妻合葬之地,严复亲手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之墓碑与“惟适之安”的横屏立于墓前。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克武以“惟适之安”作为其著作的书名,专门研究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严复: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严复

  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璩监造坟墓作为夫妻合葬之地,严复亲手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之墓碑与“惟适之安”的横屏立于墓前。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克武以“惟适之安”作为其著作的书名,专门研究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惟适之安”出自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韩愈此文写的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冬,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因仕途不顺,心情抑郁,故借李愿归隐盘谷事,吐露心中郁抑不平之情,慕隐士清闲自适的生活和清高避世的志向。严复将“惟适之安”题写在墓前横屏上,就是要脱离纷纭的人世,放下人世纷争,最后可以无忧无虑长眠于此。“不管生前有多少赞誉,相信身后没有人说我什么坏话”,所谓“己轻群重,一心为国;无损人利己,没有造孽”。

  如果将“惟适之安”与严复一生遭遇联系起来看,其意义将异常丰富深刻。因为“惟适之安”是要追求安心舒适的生活,与时代的合拍,但对于严复的一生来说,那只是一种理想,他敏感的内心、矛盾的思想意味着他将与那个时代始终处于纠缠往复之中。我们知道,严复的一生,正是处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是中国受到传统与西力的双重冲击,产生了“民族救亡的危机意识”与思想解扭后“基本价值取向的动摇”,进而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按张灏的说法,这是一个转型时代,其“重要特征是在新式学堂与新兴传播媒体之中,使用新的词汇与新的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如中西文化关系、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形式、民主与自由的意义、革命与改革的途径、新时代的人格典型等,因而促成新思想论域的出现。然而新词汇、新语言所形成的新论域虽然打着‘新’的旗帜,却是在一个‘传统思想与西学交互影响的脉络’中迂回反复,逐步地推陈出新。在此过程中,源于传统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影响到国人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诠释,因而展现出中西之间一部分冲突和误会,一部分交融互释的思想状态。换言之,转型时代的观念不但意指一些新观念的萌生、新理想的追寻,更指涉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的连续性。”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就是研究严复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身上体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与思想,所以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有很强问题意识的专著,而且从黄克武选择的研究视角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以“如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以古语造新词、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从四个侧面切入,来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思想界的主题,而且当时的思想家都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如鲁迅弃医从文、胡适要做“国民导师”,严复也是企望成为“国士”,推行君主立宪的理想,复兴民族,富强国家。但他们的理想始终与传统中国文化、儒家家庭伦理交织在一起,进而影响他们的感情与行事,这种特点在严复身上是非常鲜明的。在“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一章中,黄克武教授对严复家庭生活、情感世界进行了解剖分析,并对照他在思想启蒙领域中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矛盾、有趣的现象,比如他以“古文”来“开民智”;他批评吸食鸦片,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等新的价值,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与理念在严复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黄克武教授认为,“一方面显示严复内心矛盾、彷徨,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走出一条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既批评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反对激烈反传统的革命理念。”但是在严复的一生之中,无论是进取还是保守,始终“有一个与儒家家庭伦理、释道宗教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与思想结构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天津水师学堂工作的20年,心情始终落寞,得不到太多的成就感。因为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始终是最高理想,而对于严复来说,在天津水师学堂,因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在清末民初曾引起一股阅读的浪潮,而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暴得大名,这不过是“立言”方面有了些成就,但“立德、立功”方面似乎还很遥远。所以严复内心深处对走入书斋从事翻译还是有一些怨叹的,他说:“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所以黄克武教授认为,严复书房中的“冷淡生活”终究只是不得已之下的次一选择,他心中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经国大业。换言之,从官场失意转向翻译工作,与其视为严复从政治领域转到学术领域,还不如说,他以学术工作来从事政治参与,希望能“主文谲谏”、有裨时政。

  儒家伦理、释道哲学贯穿他一生还体现在他信守古雅汉语对抗“和制汉语”以及支持上海灵学会,严复翻译在近代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如翻译《天演论》,使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志,但他翻译过程中始终使用桐城古文,在梁启超式的“东语”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双重夹击下,显得有些过时。比如严复铸造了一对“拓都”与“么匿”的译词,鲁迅认为这对词既“古雅又语义双关”。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言》中进行了解释,“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如果没有解释,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么匿”一词源于unit,而“拓都”即total,当时这两个词在日译中多称为“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拓都”与“么匿”在民初时已经很罕见了。郭沫若回忆,民国初年,天津军医学校的复试中,除了“科学方面的题目”外,还有一道叫做“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让他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严复以典雅古文来传达西方新知,实际是在信守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主张,却被人们认为是思想转向“保守”、“复古”,并在激进时代中饱受抨击。其“保守”“复古”的思想在参与上海灵学会时达到顶峰。1917年,严复参与灵学会,并发表支持灵魂不灭的看法。而且对宗教鬼神的信仰在晚年变得尤其强烈,包括修祖庙,以易经八卦来算命等等,完全堕入封建迷信。

  在转型时代,严复在面对“中国三千年以来之变局”时,以他强烈的思想意识,通过翻译,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融合,在逻辑推理的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以及以进化论为中心的社会学说等领域建构出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其理想是要以调适的方法,建立富强、自由与文明的新中国。按黄克武教授的说法,这种理论超越了清末以来“中体西用”、“西学源于中国说”、“全盘西化”等理论。严复的理论和作品对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鲁迅认为他“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黄克武教授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严复的绝佳文本,同时也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实际上,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时至今日仍在继续,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人物、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才能为文化转型摸索出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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