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季羡林：十年求学路一颗家国心

云路正漫漫

正当季羡林被出国留学热病毒侵袭的时候，正当他独步于幽径之上品着惆怅的时候，正当他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当他瞻前顾后觉得进退无门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这段看起来很饶舌的喜讯还是用季羡林《留德十年》的原句来说明吧！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

但随即，一对矛盾就开战了！

飞来喜讯，不啻久旱逢甘霖，他的夙愿得以实现，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若不是苍天的眷顾，又如何会有这绝佳的契机？

就他叔父的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濒于破产，似乎毫不具备他出国的条件；从他的家庭来说，亲老子幼，如果他又远走异国，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

因此，狂喜之余，季羡林又不由得心忧如焚了。

原来，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已遵叔父母之命结了婚。

季羡林的老家临清，有早婚的习俗，有的男孩子，十二三岁就做了丈夫。

季羡林虽然还不到举行“冠礼”的二十岁，还没正式进入“成人之道”，但早已超过农村普遍盛行的

结婚

年龄了。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正值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

婚姻

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是地道的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也不是富裕之家，两家大体上门当户对。

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如今，儿子刚出生不久，叔父又已年迈，这一切都让季羡林很是牵挂。

下面这段话形象地写出了季羡林当时的心境：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矛盾交战的结果让季羡林仿佛看到，希望在转身离开，冉冉走远。

出乎季羡林意料之外的是，他叔父和全家全力支持他抓住这个机会出国！

“去吧，机会难得！”是叔父不高但坚定的声音。

“可是……我走了以后，家里……”矛盾重现，季羡林忽然感到思绪郁结，表达不畅。

“安心走吧！家里有我呢！”叔父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季羡林看看叔父，叔父日渐老迈了，尽管他年龄并不太大。

他慢慢巡视着亲人的表情，婶母的，妻子的，他们虽然没说话，但表情坚毅。

蓦地，季羡林眼里涌出了泪！

叔父对他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个家就靠你了！”

叔父的这种思想根源，季羡林是再清楚的。

他在文章里说：

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这一段话充分表现了季羡林决意赴德的决心。

季羡林不单得到了叔父和全家的支持，让他备感意外的是：一向认为他很“安静”的那位宋还吾校长，也“摒弃前嫌”，忘掉先前的种种失望，对他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支持甚至殷勤，并亲自带季羡林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从厅长那里得到点资助。

遗憾的是，季羡林的禀赋再次让宋校长失望，在厅长那里没能得到资助，铩羽而归。

季羡林甚至觉得，宋校长好像应该对自己“死心”了。这让他的心情不由得又为之沉重起来。

但是，宋校长的表现又一次让季羡林觉得意外且感动。

宋还吾校长没有被向厅长伸手要钱不成而气馁，相反，他似乎越来越认同季羡林的正直而不事钻营的秉性，对季羡林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并相约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这一切都像春风温暖了季羡林的心。

令季羡林感到温暖的还不只宋校长一人。他济南高中的同事们，他们对季羡林更是刮目相看。年纪大于季羡林的同事，以能和季羡林成为同事或者曾经教过季羡林为荣；年轻一点的教员，则无不被季羡林感染，同时患上了留学热。总之，同事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

不管怎么说，除了经济上还拮据以外，留学德国的心理上的障碍是扫清了。说起出国的费用问题，季羡林在他文章《北平的准备工作》里这样写：

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济南庙会上，一个小孩子，睁着好奇的眼睛，被一切从没见过的好东西迷花了，脚步都快挪不动了，一阵香气扑来，这个孩子不由得流下口水，那是童年和少年时的季羡林；趵突泉边，大明湖畔，垂柳如柔软而含情的手，轻轻拂到一个身形高挑的青年人的脸上，他的脸上立刻一阵痒酥酥的，舒服极了，清风跑过来，把不远处荷花的馥郁殷勤地送过来，青年人使劲吸了吸鼻子，然后闭上眼，像把这香气吞咽下去似的，故乡荷花仙子悠长的灵气啊，能保佑他顺利赴京，考上梦寐以求的学校吗？这是青年时候的季羡林，为了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些，如愿以偿，他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大明画畔；千佛山脚下，一个青年和几个学生模样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奋力往上攀登，青年不时地招呼落后的孩子：“快些，别掉队啊，马上就到开元寺了！”孩子并不比他小太多，他们听了招呼，纷纷加快了脚步，争先恐后地边说笑边往上爬，这个青年是回济南母校初为人师时的季羡林，他是利用假日带着几个学生出来游玩的，他们都是他主编的文学副刊的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