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俘营幸存者回忆：遭看守毒打完继续劳作

2014年1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与“二战”老兵弗雷德·塞克互致书信，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引起中英两国媒体广泛关注。二战期间，日军强迫亚洲劳工和盟军战俘修筑泰缅铁路。施工中有超过一万二千名战俘和二十五万名劳工死亡，幸存者中有几千人落下了终身残疾，因此这段铁路又被称为“死亡铁路”。今年九十九岁的老兵塞克就是战俘中的一员，《永远不能忘记———日军战俘营的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他记录当年作为日军战俘悲惨经历的图文回忆录。

只有濒临死亡，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那些为了追求自由和生存而努力奋斗的人身上，有一种价值，这是有自由和生命保障的人永远不会懂的。

在爪哇的万隆，我被日军俘虏，此后，日军占领了爪哇岛。我带了两个装满食物的箱子进入战俘营。箱子被没收，我对此表示抗议，但遭到看守的毒打。他们��了我几个耳光，并用枪柄将我击倒在地。一个日本军官用英语跟我解释，现在我已经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战俘，此后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之后，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私人用品———手表、照片和现金等等。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几分钟之内，我就不再被当作人看待。我相信，那一天，对于日军来说，战俘的价值都不如一只昆虫。

我被带到临时宿舍。这是一个被当地人遗弃的带阳台的平房。我跟另外两个战俘同住。阳台完全敞开，有时候异常潮湿，有时候又非常干燥。不久，我们三个就收拾好屋子，等待事情进一步发展，看看日本兵要做什么。

一天黄昏，看守命令全营战俘集合，让我们目睹三个被绑在木桩上的水手受刑。听一个日本军官说，这三个人试图从集中营逃跑，但很快就被抓回来，现在正等待处决。战俘们私下里开始小声议论。这是个紧张的时刻，但我们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因为看守正用机关枪对准我们。开始执行死刑了———看守用步枪上的刺刀用力刺向水手们的喉咙、肚子和下身。日军设计的这种死刑，犯人会很缓慢、但很痛苦地死去。这是为了警戒那些试图逃跑的战俘。

这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多么穷凶极恶的歹徒。

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说我们会被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要修建一条铁路。服从命令的人将得到善待，而违抗者将受到严厉但“公正”的裁决。

卡车队将我们运送到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的丹戎不碌港。我们像牛马一样被赶进一个又破又旧的货仓。即使再有想象力的人也难以描述这里的恐怖。我们几乎是被堆放在货仓内，不能站立，也不能翻身。货仓内很暗，只有一线微弱的光。每个货仓只有一个通风口。在货仓的出口处，有日本兵把守，战俘如果要解手，需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如果他们不允许你上甲板，你可能还面临刺刀的威胁，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惩罚。战俘只能在货仓内解决内急。恶劣的环境滋生了痢疾。

去新加坡的旅程持续了好几天。途中我们历经艰难和屈辱。抵达新加坡后，我们被运送到樟宜监狱。那儿的日子还算好过。看守对我们不闻不问，正好处理点儿自己的事。食物短缺，但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获得点儿额外的食物。

到了我们要被移送到泰国的时刻了。我们挤在运送米和牲畜的火车里。花上几天都描述不完这段旅程。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已经出版，很细致地描述了这种车轨上的地狱生活。最终，我们到了一个叫北碧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住在一个木竹屋里。地板是泥土的，床铺是用竹板条做的，每个人只有两尺的空间，屋顶有很多洞，可以看到天空。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我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卫生对每个人能否活下来都至关重要。

我想提及在已出版的著作中通常会忽略的事情。泰国南部的战俘营里，聚集了成千上万来自各个国家的战俘，他们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共同体意识较强，澳大利亚人更加注重平等，而荷兰人则更加强调个人，那个时期美国人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品质。因为战俘来自各个国家，所以一开始，战俘之间经常发生一些丑陋的事情，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斗。慢慢地我们意识到，日本兵乐于看到我们起内讧。后来，战俘营里的氛围就好很多了，因为我们都明白，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互相依靠。

我们这群人很快被派去给桂河大桥打地基。日本看守跟我们详细说明了如何将木桩打进河床作为桥梁的支撑。但工作需要的相关工具一个都没有。将一些三角形的木桩竖立在河床中，木桩顶端安装一个滑轮，再用一根粗壮的绳索捆绑着很重的撞锤，粗绳索的另外一端分成好几缕，让站在河床上的战俘拉着。树干是在附近的森林里砍伐的，由大象驮运或者由上游漂浮过来。树干运过来之后，日本看守会选择哪些可以作为建筑桥墩用的木桩。木桩被绳索固定住之后，就可以开始打桩了。日本看守站在岸边，用扩音器喊打桩的节奏。

打桩时拉和放均要保持步调完全一致。“拉———放，拉———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两天……从早干到晚。晚上回到营房的时候，手痛得都没办法拿起勺子喝粥。胳膊剧痛难忍，根本无法入睡。但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又得重复此前的痛苦。我经常感慨人类的身体和精神如此强大能够承受这些。相信我，这确实是奇迹。

我是很幸运的，打桩的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们一群人又被派去做修路筑堤的工作。这里的战俘营更小，由一群没有军衔的日本兵管理。这是一群酗酒、残暴成性的恶魔。

我们从挖土的地方用筐盛土，运到建造路堤的地方，将土倒出来，然后再回去装满满一筐土。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却不是。路堤的斜坡是松软的泥土，爬到上面很艰难，更别说还要背重重的一筐土。大腿肌肉疼痛难忍，经常会滑倒。有时候实在动不了只好停下来，但马上就会遭到日本看守的毒打。为了避免挨打，我们不得不继续爬。另外，铁路沿线的土质各不相同，而这直接影响我们一天搬运土的数量。每天一早，日本看守会分派搬运泥土的总量。由于土质不同，自然各个组完成的时间不一致。第二天任务量就会按照前一天最快的组确定，这无形中就增加了整个战俘队伍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是赢家。如果有哪个组晚了，所有人必须继续搬运，直到他们完成当天的工作量。也就是说日本看守也必须跟大家一起延长劳动时间。为了发泄愤怒和不满，日本看守就会随机选择战俘来毒打，经常造成战俘重伤。

回到集中营，日本看守就开始清点人数。被点到的战俘，不管是不是受伤或者生病，都要参加第二天的劳作。

从来没有例外，有时候医疗官将受伤战俘的名单交给日本看守，也会遭到毒打。可怜的病号会被拉到所谓的医院，并且继续被迫在铁路上劳动。有时候，晚上他们是躺在临时担架上回来，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不是个例，在整个修筑铁路的过程中，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正如我们知道的，很多人因为不愿意遵守日军愚蠢的规定而承受非人的待遇。他们在战俘营中体现出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在热带战俘营中忠诚地工作。日复一日，他们无私地保护、照顾自己的同伴，经常会因为这个而遭到日本看守的毒打，承受极大的身体创伤。他们当然知道，每次他们试图保护同伴的时候，必定会遭到毒打。尽管他们不知道能不能躲过下一次的毒打，但他们从未退缩。于我而言，虽然他们没有在荣誉榜上，但这是最伟大的英雄主义。

有一些战俘能记住所有看守和曾经待过的战俘营的名字，这让我很震惊。或许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待在一个特定的战俘营，从而记住看守和战俘营的名字。另外，坦白地说，看守的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然而“马脸”是个例外。当你看到本书中他的画像时，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有这个绰号。他是朝鲜籍看守中一个最坏的典型。朝鲜籍看守一般会负责我待过的小型战俘营。这个恶魔，直到现在我还想在我的地盘上再次见到他。

他天生暴虐、残酷。他的一大消遣就是，徘徊在从铁路上劳作回来的战俘队伍后面，用他的刺刀最尖锐的部分刺向落伍的战俘。这一般不会造成战俘重伤，通常就是一股股鲜血直流。踩着斑斑点点的血迹，他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脸上有一种扭曲的狂喜。接着，他就会去挑选下一个受害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群暴徒的疯狂———厨房事件。泰国北部的一个战俘营里，我负责去厨房找点吃的。这些吃的，是红十字会交托日本军队供给战俘的，却被他们没收了。我成功地偷了一个水果罐头。在我奔向着急等待的难友的路上，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一支闪亮的刺刀。我害怕极了。我被刺刀顶着押送到日本看守的住处。随即他们开始残忍地鞭打我。好几个日本看守一起抓着我毒打，直到一个巡视的军士命令他们才停下来。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那种感觉非常痛苦。

霍乱！如果在日军战俘营中经历霍乱而存活，就不用再担心去地狱受苦了。因为，这种疾病比地狱中的任何场景都恐怖。

整个晚上，木屋里都是已经死亡的或者濒临死亡的人。日本看守害怕这种疾病，用路障和铁丝网封锁战俘营的出口，以防病毒蔓延，并匆忙撤退到距离战俘营很远的安全地带。

日本看守不许我们埋葬因霍乱而死去的战俘，一律要求火化。霍乱来得很快，而且毫无征兆。也没有有效的药物预防和治疗。战俘营里甚至没有阿司匹林。加上战俘身体素质本来就弱，霍乱的蔓延就是很恐怖的事情了。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可能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一旦出现脱水现象，就可以准备火化了。

我参与了尸体火化的工作，将曾经的朋友的尸体放进火堆。全天都在做这个工作。起初，这样的工作让人毛骨悚然。燃烧中的尸体会突然站起来，胳膊或者腿突然就伸展开来。全天的工作之后，即使这样的恐怖场景，对我来说，也习以为常了。

霍乱持续了好几天，带走了很多我的朋友。我不想回忆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战后，人们发现由于霍乱，有些地区战俘营中的战俘全体消失了。

1943年10月17日，铁路终于建成了。终点是泰国的北碧，靠近三塔山口。我所在的组被送往北泰，后来进入缅甸，开始做凿穿山洞的工作。日军用这些山洞储存炸药。这些与铁路连接在一起的山洞，因为有铁路的掩护不容易暴露。我们很担心会因为知道日军藏匿炸药的这些山洞而遭遇厄运，但他们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后来，日本看守让我们在战俘营附近挖一个坦克陷阱。“在完好的丛林中间，挖一个坦克陷阱？”我们对此很困惑。这个坑又宽又深。之后有人说，这个坑有点儿像万人坑。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后来确实有文件证明，日军准备在这个坑里屠杀所有的战俘，然后用推土机推平这个坑。若果真如此，我们就会被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屠杀在万人坑中，永远不会被发现。

所幸广岛事件发生了。1945年8月18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起来上厕所，也等待着每天必须面对的屈辱，要么因为没有及时认出看守而鞠躬被毒打，要么看守藏在几米之外，要朝空气鞠躬以示对看守的尊敬。但是奇怪的是，没有攻击，没有打骂，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怕的寂静。大家都像我一样坐立不安。我召集大家一起爬到能看到日军哨所的地方看个究竟。一个看守都没有。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等我们真有什么举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找理由枪杀我们。

连我们憎恨的日本旗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挂在旗杆上。到处都是空木箱和垃圾。我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空地，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空地上依然没有看守。于是，有人开始喊：“那群混蛋走了。”这句话像电波一样传遍整个战俘营。然后又有人喊：“卡车也不见了。”确实是。

后来，有一个当地人激动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日本兵确实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战争在8月15日就结束了。我们很好奇，那些日本看守是不是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有些人跪在地上祈祷，有些人只是默默地站着，脸上全是激动的泪水。有几个人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大声呼喊。

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无以言表。突然之间，我又重新做回了人，胜利感充斥在我的内心。我做到了。裕仁天皇和他杀人不眨眼的军队企图杀死我，但我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我又一次可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说“不”。这就是自由和民主，相信我，这些是值得我们捍卫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千方百计捍卫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是，在那天，沉重的阴影笼罩着战俘营。

8月16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个澳大利亚战俘被日本看守处死。他试图逃跑，但被附近几个山民抓了回来，山民因此获得了日军的奖赏。我只希望他的家人永远不知道这个悲剧。

我们在战俘营附近，铁路的支线上找到一辆机车和载货的车皮。简单修理后发现基本可以使用，我们便小心翼翼地将车往南开去。过了不久，就听到有人喊：“我们的苦日子到头了。”一辆救援的火车缓慢朝我们驶来，上面有红十字会的旗帜。这辆火车几天前解救了几个铁路沿线的幸存者。他们提到我们，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境况，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从来没在一天时间内服下那么多的药片，打那么多针。但我确实感觉到静脉开始温暖，我能跟医护人员开玩笑了，我感觉重新回到了人类社会。最后，我们被送到北碧的医院，在那里，我们又重新按国籍被分开，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是好事。

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暴行，对战俘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有些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有些人终身残疾，有些人的余生就只能在医院里度过，有些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最悲哀的是，有少数人难以适应正常生活而自杀。

回首我修筑死亡铁路的那段岁月，某种程度上，能经历那样的炼狱对我是有意义的。那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剥开文明的外衣来观察人性。一旦文明社会的保护机制缺失，人性就赤裸裸地展现。我见过在文明社会里很有地位的人，在面对危及自己或同伴生命的事件时，是如何走向崩溃的。真是可悲可叹。

我想引用一段名言：“当你回到家里，请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故事，跟他们说，为了你们的明天，我们埋葬了自己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