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不敢谈三年饥荒:怕吃亏 又被打成右派

多年之后,他在这一领域已小有名气,所拍摄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还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然而四处拍片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风口的岩石,一天天风化,消失。最让他感兴趣的是1959至1961这三年的民间细节,故事丰富而沉重,却无人问津,尤其在广阔的乡村,这些故事正随着他们的经历者不断衰老,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吴文光觉得,有必要去记录他

农村老人不敢谈三年饥荒:怕吃亏 又被打成右派

  吴文光留着圆寸,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对襟中式外套,在草场地并不引人注目,对于初来乍到者而言,他就像这片北京东北部城郊结合部的本地居民一样,自然地融化在灰色混杂的环境里。

  这位1956年生于云南昆明的导演,经历丰富,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1978年国家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时,吴文光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四年后,他毕业了,在昆明和新疆的中学教了几年书,然后又跑到昆明电视台做了记者,整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当时的吴文光,就像一头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公牛,并不想暗暗沉没到司空见惯的生活里,于是在1988年,他来到北京,开始写作和拍摄纪录片。

  多年之后,他在这一领域已小有名气,所拍摄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还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然而四处拍片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风口的岩石,一天天风化,消失。最让他感兴趣的是1959至1961这三年的民间细节,故事丰富而沉重,却无人问津,尤其在广阔的乡村,这些故事正随着他们的经历者不断衰老,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吴文光觉得,有必要去记录他们,这是在抢救历史细节。

  历史越细节,越真实。

  这就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源头。这个以“饥饿”为主题的民间记忆影像,集合了220个曾经历过1959年至1961年的老人的回忆,他们分布在8个省80个村子和城镇(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从55岁到97岁,全部是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50年前的饥饿经历。

  “记忆不被记录,就永远被深埋”

  这个被俗称为寻找“饥饿”记忆的计划,开始于2010年,参与拍摄者最大60多岁,最小的19岁。

  吴文光说,打捞历史,也是在打捞沉默的乡村,那些村庄发生过太多故事,而在历史书的宏大叙事之下,乡村叙事是缺席的。

  那些村子里70岁以上老人,大部分是文盲,他们真正开始经历人生,是从1949年开始。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最重要的年华,在吴文光看来,这些老人可以形容为“蚂蚁一样的生命”,他们的人生记忆自然地被忽略,被遗忘,被掩埋,成了理所当然的“沉默的大多数”。

  但记忆不被记录,就永远被深埋,吴文光说。而帮助他完成拯救这些记忆工作的,是一群二十几岁、出生于1980年代、对那段历史完全无知的年轻人。

  25岁的邹雪平,是吴文光在中国美术学院纪录片课程的学生。女孩儿2009年毕业后,跟着吴老师到了草场地。邹雪平和吴文光一样,也来自农村,当他们进入熟悉的乡土田野,走在村落鸡鸣狗吠中时,感到说不出的自在。

  就像潜意识涌动,邹雪平回到老家——山东阳信县邹家村,她想拍摄奶奶和村庄。当时寻找“饥饿”的计划尚未成型,吴文光也在心里琢磨,应该怎么开始。

  当邹雪平拿着拍好的片子过来时,吴文光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于是,邹雪平意外地成为寻找“饥饿”计划的最早行动者之一。

  她给自己的纪录片取名为《饥饿的村子》,讲述了奶奶临终前最后两年里,回忆当年饥饿的故事,其中还有村庄里其他老人的回忆。

  另一位24岁的女孩章梦奇,回到老家湖北随州钓鱼台村,拍摄了《自画像:47公里》,今年,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另一部由贾楠楠拍摄的《贾福奎的冬天》,则在今年入选了芬兰坦佩雷电影节。

  在参与者中,小银是吴文光特别关注的人之一,她本名李新民,来自云南高山农村,18岁到北京草场地吴文光工作室。起初,她在厨房打杂,后来跟着上舞台做身体训练。2009年10月,又跟着其他年轻人一起演出“饥饿”剧场,在演出结尾时,小银的长段独白诉说自己来自那个贫困山区的身世,不是表演,是内心迸发。

  她的表现让吴文光刮目相看,后来小银决定要回村,也要采访老人,也要拍自己的片子,寻找家乡的饥饿记忆。

  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大多是80后年轻人,吴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认真地回到故乡的村庄,与所有人聊天,寻找一切可能发现的历史遗存,整个过程都是记忆。

  这个冬天是民间记忆计划的第三个冬天,他们有三个月左右在各自村子。参与者除了原有的约30人外,还有来自美院的40名学生。

  吴文光此前受邀去给西安美院的学生上纪录片课程,他在中国美院和天津美院开同样课,他建议学生们参与到“民间记忆计划下的纪录片实践课”。

  所有参与的学生,目前采访影像已经完成,并有采访文本的整理。现在他们正在剪辑纪录片,做最后的工作——整理和返回村子及寻找记忆主题有关的一切材料。

  往事阴影

  年轻人罗兵,是邹雪平的大学同学,也是寻找“饥饿”的参与者之一,他用几年的时间,跟踪采访拍摄故乡罗家屋村的那些老人,获得大量素材,最后剪辑出了一部80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罗家屋:我和任定其》。

  罗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大学毕业一年后选择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

  在纪录片里,罗兵一次次拍摄被推开的门的特写。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拍摄纪录片,寻找当年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推开一道道门,去深入当时的现场和记忆。而有时门上挂着一把大锁,不过是在暗示这种深入困难重重。

  任定其是罗家屋的一位老人,在寻访中,罗兵得知他写过一本回忆录,记录着当年饥饿的历史。于是找过去,想看看任定其的回忆录。纪录片的故事,就在罗兵和任定其之间展开。

  任定其的《天地无情回忆录》,全部用工整的蓝色圆珠笔写在作业本上,密密麻麻,有很多繁体字,记录了当年饥饿的残酷故事。他最初并不愿拿出来,多年来,他不过时常拿出来自己看看,然后流下眼泪。

  这是个看上去像知识分子的农村老人,说话慢条斯理,脸上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谦虚的微笑,但说到那些饥饿的回忆,以及伴生的残酷的人与人斗争的故事,他的微笑就像不慎滴在热锅边沿的水珠,很快蒸发。

  但也不是特别悲伤,而是一脸木讷,然后眼泪静悄悄地往下流。

  让年轻人回到故乡,拿着摄像机去拍自己的村子,像一棵树拍另一棵树,但寻找“饥饿”的拍摄,进行了好几年。最初并不顺利,任定其忧心忡忡,他曾一脸严肃地对罗兵说,他的“兄弟和侄伢子全反对这个事……说一搞出来怕吃亏,又跟文化大革命样,被打成右派”。

  类似罗兵这样的寻找和记录,每一个参与的年轻人都有各自的细节发现。李新民采访她的外公,外公告诉她,那时只有干部能吃饱,叔叔因为偷了包谷,被捆在树上,逼着上吊死了。

  另一位女孩王艺璇在寻找饥饿时,一位老人告诉她,饥饿的那三年叫做“过苦日子”。最饿的时候,大家吃的是小麦秸秆、树皮,还有人把绳子煮了吃。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还有饿死的。他说,如果有人藏粮食,村里人知道了就互相告发,开批斗会,因为营养不良,女人都不来月经。

  虽然过去多年,旧事重提时,村里人还是心有余悸,常有老人摆手拒绝,“不敢再说,说了就心里难受。”而他们的子孙,则更多的是担心,怕乱说话引来现实的麻烦。

  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就像爬山客,一点一点去爬坡。吴文光则形容他们:“是在村子里匍匐,不是散步,是潜入,是打洞,现实多坚硬啊,匍匐是需要勇气的。”

  舞蹈和墓碑

  章梦奇是舞蹈专业出身,回村拍《自画像:47公里》时,突然有个灵感,她想在村子里上演一出舞蹈,让乡亲们来看,重新解读当年的“饥饿”,于是,今年冬天回村,她把采访饥饿而创作的舞蹈带给村民,包括那些接受和帮助她采访的老人看。

  邹雪平也受到启发,也在村子做演出,算是给村民的一个反馈。吴文光说,这些年轻纪录片人或舞蹈者,不是选择一个村子去隐居,是进入和卷入村子现实。

  这些进入村庄的表演,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演出,而更像一场形式单调的行为艺术。

  对于邹雪平来说,3月17日在村子里的空地上,请村里老人们坐下来,表演就开始了。

  邹雪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准备了老人讲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放在一个筛子里面,每一个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试图打通历史和现实的乡村联系。

  还有一种表演,是和老人一起的生活。比如文慧,她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她回到老家,寻找家族中的一个83岁老人——三奶奶苏美玲,她有很多“饥饿”的记忆。

  文慧和老人共处了20多天,期间,每天的日常起居,都在进行着舞蹈,有一些舞蹈,是在粮仓里完成的,在稻谷之间,跳起即兴的舞蹈,一边回忆当年的饥饿,全程用录像机拍摄下来,这是对当年记忆的特殊反应。

  舞蹈之外,吴文光和年轻的纪录片人今年回到乡村的另一件事情,就是立碑。这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一个具体深入动作——“调查统计三年逝者”,为逝者建立墓碑。

  邹雪平一直在村里调查“1959年至1961年因饥饿逝世者”信息,她将所有逝者统计入册,然后刻在石碑上,今年3月15日,1米6高、7公分厚的墓碑竖立起来,碑文写着:“……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

  按照村里习俗,“碑修好,我们一起把鞭炮放了,把纸烧了,算是记忆的一个小礼仪吧。”如今,已经有三个村庄完成立碑。

  “与其说在表演,不如说在呈现”

  吴文光在草场地的工作室有一个很大的室内舞台,黝黑的木地板,四四方方地铺在一个类似仓库一样的屋子里,他们不定期上演有关记忆和饥饿的舞台剧。

  在吴文光看来,这是呈现,也是寻找的一个出口,更联系到了现实,让城市人来看到当年的“饥饿”。

  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在这样的“仓库”里排演剧目,更能感受到空气的冷冽。而他们并不在乎,“这不正暗合了历史的冷冽吗?”

  如今,剧场作品《回忆:饥饿》选入维也纳国际艺术节,今年5月将去演出。所有演出者都是来自“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参与者,他们中,除了章梦奇是专业舞者,其他都是非专业,且第一次上舞台,年纪最大的,是61岁湖南农民贾之坦。

  该作品是吴文光和妻子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记忆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生活舞蹈工作室于2008年创作了《回忆》,有关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记忆。作品完成之后,吴文光和文慧便有了“遗忘时代中继续记忆”的想法,两年后创作了《记忆:饥饿》,作品的记忆焦点是发生在50年前的“三年自然灾难”(1959年至1961年)。

  这台表演,长达8个小时,考验着演出者和观众的耐性。吴文光和他的团队觉得,进入历史,从来都不容易。每一次都是时间的跋涉。

  “我们都是‘饥饿的人’,现在走在返回自己村子的路上。这些村子在山东、湖南、河北、湖北、河南、云南、辽宁、福建……”演出从这里开始。

  轮到章梦奇上台表演,她是舞蹈专业出生,但此刻“语言”才是她最大的舞蹈,舞台营造了蒙太奇的虚构效果,她的“语言的舞蹈”却真实扎人,当她拿着摄影机回到故乡寻找“饥饿”时,有太多的人围过来说:“不要搞那个事,会犯错误的。”

  61岁的农民贾之坦也在诉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妹妹的死。”

  1958年出生的妹妹,很瘦,稀疏的头发黄黄的,也没有人帮她梳头,她总是端着一个空木碗,不肯放下,哀求着:妈妈,我想吃番薯……天还没亮,当时还是少年的贾之坦就被妈妈的哭声惊醒,妹妹躺在床上再也不说话了……??

  演出的剧照,被吴文光放在博客上,黑色的舞台背景,集中的光束照耀下,表演者一边舞蹈,一边讲述各自真实的记忆,与其说是在表演,不如说是在呈现。

  3月将尽的北京,春寒料峭,吴文光和伙伴们刚刚结束了一段回村拍摄的工作,从云南回到草场地,很疲倦,但依然兴奋,他说寻找“饥饿”是个漫长的旅途,现在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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