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告密是被冤枉吗？

“隐居”的袁世凯

在天津小站期间，除了专心练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凯还对国家大事进行了冷静思考。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无论是在见识上，还是办事能力上，在那个时代中，他一直是出类拔萃的。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务运动的捷径时，袁世凯已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凯琢磨的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达到变法图治，从而改变清国腐朽堕落的状况。这个时候，李鸿章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内外遭致了冷遇，甚至遭致一片声讨。朝野主持朝政的，是当初的“主战派”翁同��。这个时候，相对赋闲的袁世凯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常用的干政形式和进身之路，阐述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为当时的袁世凯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在这个级别中，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袁世凯只好通过主持朝政的翁同��，给光绪皇帝连上了两个帖子，主张新政，倡议变法。

从这两个条陈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条陈》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国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清国从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势去变法，去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包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设想，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变革状况，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盖了袁世凯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在此大前提下，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这本万言书里的思想，既有实际措施，也有解决办法。在具体措施上，袁世凯提出了一些想法：(1)设立馆院。设想它是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组织一类的机构，聘请一些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旅外华人，听取或采择他们的学问和主张。(2)改革八股考试，讲求实学，新开特科，广取深通洋务之士。(3)开办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择干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提出的振兴主张为：(1)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2)繁兴商业，设立商会。(3)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4)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5)鼓励、扶助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贷款，以资扶持。(6)发展邮政。(7)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这两份条陈，都是着眼于实际提出的一些实际措施，并没有提到时人大力提倡的“以夷制夷”等小聪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过《万国公法》来限制列强的扩张等。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无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很容易在别国的利益争夺和妥协中被牺牲。有人曾评价说：就袁世凯的这两件条陈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凯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相比较当时的一些建言，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曾有人将袁世凯当时的主张和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作了比较，分析说：袁世凯改革侧重于地方，而康有为一直幻想从中央开始，从可能性上来说，康有为的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从对朝廷老臣勋旧的态度来看，袁世凯主张怀柔对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为对此却非常鲁莽，“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相比较而言，以实行政治的方法来说，康有为就显得幼稚得多，容易让改革形成对立面。从动机上看，袁世凯的新政措施，明显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没有个人谋私利的色彩；而康有为的主张，很多都含有个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机构的设置上等，个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凯上书给翁同��，后来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新主子，便以上书的方式去接近翁同��。这样的评价，怎么都有点太聪明的意味，中国的史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聪明之处，聪明得就像一本本兵书，随处都埋藏着杀机和陷阱。作为朝廷的命官，同时又跟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很大干系的袁世凯来说，在清国遭受到日本重创的情况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至于上书给翁同��，那也是让皇帝阅示的唯一路径。至于个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国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此，袁世凯通过翁同��对光绪的上书，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得过于细致。只不过这两次上书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帝师翁同��的重视。也许，对于一直在传统框架里思索的翁同��来说，袁世凯的意见显得过于生猛，也很难付诸实施。

不过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积极表现，还真引起了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住所，去看望李鸿章。闲聊之际，袁世凯安慰李鸿章，如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鸿章不高兴了，在他看来，袁世凯分明是想替翁同��当说客，劝李鸿章出让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老爷子发脾气，袁世凯自然脸上挂不住，只好诺诺告辞。李鸿章仍不解气，对亲信幕僚们又发了一通牢骚：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这一本书，写于袁世凯死后。从内容看，这样的言语，倒像是李鸿章亲口吐出的。李鸿章一直富有草根气息，言谈举止，有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对于权谋与世俗，李合肥从不陌生，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当时的李鸿章失势于官场，心情上也坏极了，发一下脾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看法都是一时的气话，此后的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在李鸿章眼中，袁世凯还是自己线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干、办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一直坚持学习英语、坚持自视独立的光绪的此番变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为某一件事赌气。很明显，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变法内容之多，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不仅社会始料不及，似乎连他自己，也被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动荡，感到不堪重负。各个环节对于新政的反应很快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约突然意识到如此新政过于草率，也过于匆忙了，对于变法表示出极为不放心。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让其“开缺回籍”，翁氏被黜，让光绪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维###人的家长；二是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三是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回收。

维新政策推不动，光绪自感压力很大，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人。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