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轿子
轿子作为清代等级秩序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与变迁。
京中官员乘轿与乘车也多有变迁,颇能体现时代与生活的情况。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G曾在一首诗中说到京中官员清晨坐轿进入内城的情况:“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入关后,将北京的内城部分全部分配给了八旗人口居住,原来内城(正阳门以内)所居住的汉人,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一律迁出到外城部分居住。清承明制,皇帝上早朝大约是在六点,而清制京官四品以上,就需要上早朝了。这样,大批居住在外城的官员需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赶往内城,早晨五点左右正阳门开门,官员们鱼贯而入,六点以前,他们进入宫中并排好整齐的队伍上朝。于是就出现了官员早早出门坐轿在城门口等待进城的情形了。王士�G康熙时一度官至尚书,所以也得早早入朝,诗人气质,来早了进不了城,坐在轿子里吃槟榔、赋诗,才有了“行到前门门未启,安坐轿中吃槟榔”的句子。嘉庆朝以前,京官一般都要坐轿,很少有坐马车或牛车的情况,所以记载中说“时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京官无坐车者也。”蒙笼的夜色中,一排排急忙赶着入城的轿子,正是当时北京社会生活中的景象。
京官按例都要自己配备一顶轿子,但轿子费用颇昂,很多人置办不起。乾隆末年,和�|权倾一时,曾以某官员配不起轿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官员进入权力中枢系统。传说,嘉庆帝初政时,乾隆帝已经是太上皇了,但还管着政务。一日,有事于夜间召见臣下,军机大臣们都不在,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在,办事得力,乾隆帝于是下令叫这个吴熊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就是说给他个军机大臣头衔。不一会,和�|来了,和�|与乾隆时名臣阿桂不和,他认为这个吴光熊是阿桂那边的人,这时虽然阿桂已死,和�|还是不满意让吴光熊担任军机,于是对乾隆帝说,这个吴光熊只是个“通政司参议”,官居五品,让他入朝不合体制。哪知乾隆看准了这人,非要用他,当即命给吴加“三品卿衔”。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吴光熊这人,家里很穷,京官惯例要用轿子,只怕他是置办不起的,乾隆爷当即命赏给吴户部银一千两。和�|还想争,说另一个大臣戴衢亨出身状元,学问比熊要好,而且早就是四品官,用吴不如用戴。乾隆说这里用人又不是考状元。和�|无计可施,只好按乾隆的意思去办了(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08-509页)。这个故事能说明不少问题,我们不去多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臣“例开轿”是京官中的一种惯例,清代一顶轿子花费不小,一般贫穷一点的官员是置办不起的。想想也是,一顶轿子,正常情况下要养四个轿夫,如路程较远则需八人,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吴光熊碰巧得到乾隆欣赏,赏了他一千两,算是能坐上轿子了,而京官们贫困一点的想办法也要养几个轿夫,弄上一顶轿子来坐,因为轿子已经是一种身份和富裕的标志了。
正是因为这样,京城还出现了针对乘轿官员的索诈行为。有这么一个故事:道光时,工部尚书王广荫有一天乘轿入朝,快到正阳门时,看见前面有个世爵贵族家的车子挡住了去路,那车由一头老病的骡子拉着,也没几个人跟着,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王广荫的仆从挥动了一下马鞭,喊了一声,我们要急着上朝,能不能让一下道。不想,马鞭碰到了骡车一个仆人,那人大怒,说你们仗着官威,敢打世家仆人?眼看着一场争端就要发生了。这时,那骡车帘子半开,露出一个戴珊瑚顶穿八团补服的身影,挥退手下,说道:工部王大人,当朝红人也,你们别惹事,赶快让路。王广荫知道京中不少世家子不好惹,急忙上前陪罪,对方也和颜悦色,互致问候,分手而行。下午王回家后,那世家叫人送了一个仆人来,说是早晨在路上被王的马夫用鞭子抽了,现在送来领罪,他这仆人身体向来不好,被抽了后吐了不少血,望王大人给点药,可保无事。王知道这帮世家子不好应付,只好送了二十两银子,并叫下人前去道歉,总算是把这事了结了。这个故事有点象今天专门拦私家车“碰瓷”的情况,也可从中看出,能办得起轿子如同前些年能有一辆私家车,也成了当时索诈的对象。
所以京官中不仅以品秩为乘轿与否的标志,可能与经济上是否能承受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议和,住在京郊某寺中,当时直隶布政使周馥作为随员住在东院,周时不时乘坐一顶大轿出入,引得官员们议论纷纷,“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甚至有人专门写诗来讽刺他。(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80-81页)这里的周某为从二品文官,从官品上来看,应该绝对有资格坐轿子了,但为什么会令人侧目呢?疑其特别突出,与京官中很多人置办不起轿子有关。
也正因为一顶轿子费用不菲,所以嘉庆以后,京中渐渐流行用畜力车,有从车的前后开门的,后来也有把车轮移至后部,而从中间开门上下的车子。传说这种旁边开门的车子也是纪晓岚发明的,这种车子,车轴离乘坐者远些,些颠簸得轻些罢了。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开始流行西式马车,风气又为之一变。
但从制度而言,该坐轿子的时候还是不少,道光时也有改车为轿的情况,而京中“轿贵车廉”往往被人们遗忘。到咸、同时期,小京官们备不起轿子的已经很多了。
实际上,轿子也的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贫富状态:康熙时著名文臣汤斌,当过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为当时有名清官,传说汤斌奉命去江苏任职时,老百姓看见他的夫人乘坐的轿子很破,甚至有“败絮”坠在轿前,令观者唏嘘不已。入京为官时,贫穷更甚,隆冬时只有一件羊皮衣,宫中的卫士老远就看见他穿的破羊皮袄,悄悄说,“那个穿羊皮衣的就是汤尚书了”。
而在各地民间,轿子在清代也是十分普及的,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经济上富裕的表现,江苏等地,轿子十分盛行,一旦科举登第,首先报告家中准备轿子,因为身份变了,“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有的人拿钱捐了个官,也要备一顶轿子以供出入,正统士大夫对此颇不以为然。居乡绅缙亦多用轿子,以至于演戏的优伶戏子,也乘轿出行,时人认为“僭滥之极”。
其实不满归不满,轿子作为清代社会一种最普及的交通工具,长期在各地使用,出现各种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号称“九省通衡”的汉口来看,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光绪二十年(1901年)之前,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
轿子是大汉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清代《汉口竹枝词》描绘了当时乘轿的情况:“人面赛花还赛雪,广藤轿子揭帘游”。“磋务家来迥绝尘,玻璃轿子去游春。”不仅有钱人家如此,官吏上衙门办公也乘轿,“轿后跟班跳似猴,轿前护勇壮如牛。”从清初直到民国初年,当年汉口“乘舆直上山山径,不是商家即宦家”,汉口交通几乎是轿子的一统天下。
而在清代官场、民间,各种奇特轿子亦时有所见,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官场亦有奇轿:“大床为舆”:顾名思义,这个轿子是由一张大床做成的。相传,康熙时,皇四子胤�G,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十分推崇大学问家阎若璩,曾亲笔写聘书请他到府中,后来阎到了京中,胤�G与他执手并坐,称呼他为先生而不喊名字。在这位雍亲王府中,阎先生的饮食起居,衣服药饵,都是当时最好的。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偶感风寒,即命太医朝夕看视。后来阎病得严重了,请求出府,胤�G苦留不住,叫人作了一个特殊的大轿子。这个轿子由一张阔大的床做成,上面用青纱帐,用二十人抬着行走,走出城外十五里,象一张卧床,觉察不到在行走。算是历史上轿子的一个特例。(清•陈康祺《郎��纪闻二笔》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94-595页)后来阎若璩去世,胤�G还亲自写了祭文和挽联。
雍亲王为阎若璩作的这个特殊的轿床,与清代流行的眠轿类似,只不过规模远远超过了“眠轿”。所谓眠轿是清代专门用于出远门的一种特殊轿子,“长途跋涉之肩舆”,比普通轿子宽大,长途旅行容易疲倦,人可以睡在其中,里面也可以少量地放一些日用物品,民间俗称为“眠轿”。
除了宫中皇帝的玉辇而外,清代最大的轿子恐怕要属乾隆时福康安的大轿了。福康安在乾隆中以平定台湾等战事名重一时。他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三十六名轿夫轮流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在清代有很多,但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而且按清制,武官也不许坐轿,但竟未受到处罚,也算一件奇事了。
无独有偶,四川有个总督也用了十六人抬的大轿子。“其轿甚大”,只有用这么多人才抬得起来,轿子中还有两个小童子,为他装烟斟茶,并有冷热点心数十百种,以便随时食用。任何时代都有违制现象,清代京中规矩最严,出了京城,山高皇帝远,违制情况就多了。与之类似,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g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武将的轿子中最有特色的当属乾隆时额驸拉旺多尔济,此人为蒙古亲王,娶了乾隆帝的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就是民间俗称的驸马爷了。他膂力过人,善于骑射,百发百中。有次围猎,一只“四不象”逃出了围场,乾隆帝给了他一支箭,不一会,他就射死那只逃跑的四不象。每次跟着皇帝车驾出行,拉旺多尔济乘一顶极特殊的“四马轿”。这轿子用四匹马驮在马背上,四个仆人另外乘四匹马驾御这顶轿子,马鞭一挥,转瞬之间,马轿已在数里之外了。(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第120页)
这位驸马用的这种马轿,清代官、民都有人用,流行于北方一些省份,有的用马驮,也有用骡子驮的。不过一般人用一匹、两匹马或骡子,而驸马用的是四匹马,比一般的马轿更大,更难把握一些罢了。马轿或骡轿一般长四尺,宽仅一尺许,高三尺左右,用二根长杠子架在前后两匹马的背上,轿子放在杠上,在道路崎岖的地区,比人抬轿子稳定,还可以带些行李物品。北方数省常以此轿为长途旅行之用。乾隆时人秦�D游山西,就是坐的这种马轿,马轿高坐于马背,观看沿途风景,秦�D还赋了一首诗:“轻雷小雨涨山泉,净洗桃花彻骨妍。一枕软舆蝴蝶梦,春魂飞铙绿杨烟。”写的就是当时细雨蒙蒙、桃花盛开,他乘马轿行进的情景。而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仓皇出逃,在路途中也用过骡轿,却是另外一番情形了。据跟随她出逃的宫女后来回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太后带着一行人仓皇出逃,随行只有三辆大车,其中还有两辆是由京中的车行中雇来,为的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出行的队伍不要太引人注意,但这种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走就多有不便了。夜宿京西北的小镇西贯后,“西贯市街里的大户人家一气奉献了三乘骡轿,是很可观的了:这要有六匹骡子,三个脚夫,当这兵马荒乱的年景,总算是很豪气的了。”在向怀来古长城方向前进时,太后就坐上了这样的骡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择选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驯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稳。骡驮轿在西北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宫女的观察,逃跑的太后坐的这种骡轿肯定不舒服,“因为它太高。轿车的辕子和马的肩膀平行,轱辘上的车轴也不过离地二尺高,但驮轿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个架子搭在前后的马背上,架子呈井字形,井字上头高高的有一个小屋,比轿车约高出二尺多。山路崎岖,马一高一低地走着,小屋也随着晃荡,人坐在里边也跟着一俯一仰的摇动”。(金易 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42页)当然,仓皇出逃的老太后是不会有秦�D当年坐马轿时观景赋诗的心境的。
清代,在道路崎岖不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多种不同适应地区的环境的轿子。在云南,有一种“三丁拐轿”,专门用于道路不平的情况:这种轿子用竹片编成,前面用两人抬,后面用一人抬。苏州地方也有一种三人抬的轿子,但却不是为了地势不平,而是由于乘坐者的刻意要求。坐这种三人抬的,是当地从官场上退休回乡的绅士,他们认为,四人抬的大轿,在地方上只应是督抚等一二品大员乘坐的,自己已经退休还乡,只能坐三人抬的轿子了。(刘声森《苌楚斋在笔》卷2,中华书局,1998年版,505页)扬州有一种“飞轿”,专用于妇女上山拜寺庙时乘坐,也是用竹子编成,轿夫抬起来“步碎而软”,行走若飞,轿夫被称为“楼儿”,随轿侍候的丫头叫做“跑楼儿”。在名山大川,清代就有“矫健”的轿夫,如同今日各大名山的轿夫。衡山轿夫,矫健冠天下,行走如奔马。最奇特的是,走陡峭的山地和独木危桥,轿子置于肩侧,两脚并排向前逡行,两脚有二分已在独木桥之外,他们不仅保持轿子平衡,毫不倾斜,而且速度也不稍减。(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笔记史料丛刊本,1957年7月版,第60页)在山东泰山,轿子上半部分保留,下半部分去掉,坐轿者两脚下垂,用一块木板托住。坐椅两旁用木杠,木杠两端系上皮带,轿夫肩挎这两条皮带。登山时,两名轿夫不是一前一后,而是同时面向前方,所以坐轿者是侧坐,而轿夫有点象横行。在云南贵州等山区,官员所乘的轿子,也有用纤夫在拉行的。由于地多高山,道路难行,官员们的轿子上山时,除了抬轿子的轿夫外,另外设一名拉纤。纤绳一般有彩色的布制成,如果是接待上级官员,往往用帛制的纤绳。(清•赵翼《�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72页)
大抵各地都有一些适应当地风土人情的轿子。如广西有八卦轿,当地有很多妇女以抬轿谋生。清初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广西,就曾坐过妇女抬的轿子。妇女们抬轿时常常根据坐客是男是女而采取不同的抬法,被当地人比喻为 “八卦”,成为当地的一种风俗。长沙地区有一种“响轿”,在轿子的接口处�{上油,行走时发出声响,走得越快,响声越大,当地时尚青年往往喜欢坐着这种轿子招摇过市。宣统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藤轿”,用藤编成,前后左右都没有屏障,重量较轻,速度较快,价值也低廉。
清代小康以上人家的女性,一般以不见外人为规矩,上面说到的扬州所谓“飞轿”即为一例。轿子在这时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妇女用以遮挡,不见外人的工具了。我们在地方志中也见到类似的例子:如地方志中说:“好个清流县,家家挂竹片,做了几年官,不见妇人面”,说的就是做了几年的官,连一个当地妇女的面也没见过的情况。富裕人家的老人也多有乘轿出行的情况,扬州姚姓的百岁老人,就曾“乘肩舆于市”。一般民间常见的还有一种封闭的轿子,就是人们俗称的“花轿”了。这种轿子与一般开窗的轿子不同在于,四周都绘上人物花鸟等图案,然后用布帏遮盖起来,新媳妇坐上轿子后,前面用垂帘关上。轿上有小灯,虽然是白天也要点灯。轿用四名轿夫抬行,前后有童子和奏乐队伍随行。
从清至近代的舆轿情形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进一步的认识,舆轿是一种极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清晰地打上了等级社会的烙印,从帝后至各级官员,在轿乘方面,有着极严格的规定。轿与车在当时都是常用的工具,但在理论上,轿子的规制更为严格,且在费用方面,轿子也要比车马费用高很多。近代以后,礼法中关于轿顶与装饰方面的规定,多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所打破,一般乡绅、士大夫多有逾制乘轿者,也只是为正统文人所抨击,并未受到违制的惩治。民间,老人、妇女,亦多以轿为出行工具者,当然,多数人并不一定是家中养了一群轿夫,而是临时租用为多。一些地方妇女出门必雇轿以遮挡,实际上就是租用轿子出门,其遮蔽的意义可能还超越了代步的意义。至于我们所说奇轿,在官场,只是一种特例,在民间,如在衡山这样的名山大川,轿夫用类似于今天四川的“滑杆”抬游人上山,是下层人民的发明创造,也体现了轿子的变异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民国以后,在一些地方,如重庆,就出现的轿夫帮,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职业,此时,轿子的交通作用就大于礼法的所谓地位与级别作用了。
在清前期,交通工具除了轿子,还有船和车,近代以后,各地都市中陆续出现了近代的马车、人力车、摩托车、汽车等,水上还出现了汽船,甚至于轮船,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铁路和火车,表现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出行、交通与运输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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