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女子不保守但潘金莲不可能穿袒胸装

在新版《武松》里,孙耀琦饰演的潘金莲美丽若仙,一颦一笑,堪称惊艳。对其服饰设计,在袄、衫、背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方面,我基本挑不出毛病。当然,作为一个坊间民妇,包括王婆,她们是否穿得起那么名贵的纱罗,且当别论,我单说说小潘所穿的“襦”吧。因为我分明见到小潘穿了袒胸装,而袒胸装主要是指“襦”的长短和领口的变化。

宋初女子不保守但潘金莲不可能穿袒胸装

  武松爱上潘金莲、武大郎为挽留妻子的心而斗智斗勇、王婆美丽风骚而不乏爱心,等等,新版电视剧《武松》无疑是打算雷死观众了。

  老实说,我并不反对颠覆名著,都是文艺作品,怎么颠覆都不要紧。但有一条,既然是古装剧,总得讲个时代背景,某些历史细节,那是颠覆不得的。另外,由电视剧引发的历史原型的争论与探讨,愚以为也应借此文做个厘清。

  潘金莲应不应着袒胸装

  在新版《武松》里,孙耀琦饰演的潘金莲美丽若仙,一颦一笑,堪称惊艳。对其服饰设计,在袄、衫、背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方面,我基本挑不出毛病。当然,作为一个坊间民妇,包括王婆,她们是否穿得起那么名贵的纱罗,且当别论,我单说说小潘所穿的“襦”吧。因为我分明见到小潘穿了袒胸装,而袒胸装主要是指“襦”的长短和领口的变化。

  短襦之式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多系在裙腰之内,有内衣相衬。

  逮至唐代,宫廷嫔妃和歌舞伎者着短襦,里面不再穿内衣了,一袭抹胸而已,胸部袒露的肌肤面积很大,以表现女性的丰满和颈部曲线的美丽,俗称袒胸装。唐代题材的电视剧对此多有展现,不再赘言。

  宋初女子服饰沿袭五代遗风,有盛唐痕迹,并不保守,如现存画本里的宋初仕女,也多有着袒胸装的。但有一点需要搞清楚,宋代立国后的统治思想是理学,又叫道学,以程颗、程颐兄弟与朱熹为代表,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学术界称之为“程朱理学”。

  这种哲学体系没有理由不影响到整个美学体系,体现在服饰上,即趋于拘谨、保守。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北宋中期女子短襦就有由内转外、先内而外的趋势,犹如今日朝鲜人所穿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但内衣绝对衬得严实,类似于盛唐时的袒胸装再无出现的可能。

  潘金莲生活在宋徽宗时代,从高俅升太尉,然后再经历拳打震关西、风雪山神庙、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火并王伦、武松打虎等事件,不负责任的估算,应该是崇宁年间。何谓“崇宁”?也即尊崇熙宁变法。熙宁年间修订的《舆服制》已然开始提倡服饰的简练、质朴、洁净、自然,反对过分豪华。

  如袁采著《世苑》讲:“惟务洁净,不可异众。”

  奢靡成性的宋徽宗自己也不赞成女子服饰过度的艳丽开放,譬如他在绝笔词中以杏花拟人,羡其清淡舒雅,道:“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以此,让潘金莲穿袒胸装,人物形象塑造是性格化了,却不合史实。

  武大郎有没有历史原型

  由于新版电视剧的热播,关于名著人物的原型又争论开了。

  著名学者罗文兴在其《被误读的中国历史》一书里宣称,武大郎史有其人,“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更有甚者,一非知名文史爱好者屁颠的跑到“武大郎”的故乡采访,煞有介事写文曰:“武大郎即武植,在阳谷县做县令。宋江路过阳谷县时,路遇武植,托宋江带口信给武松”,还说“武植有个同窗好友叫黄堂的,来找武植借钱,因未能如愿,便到处留下诽谤武植的字画,这些东西正好被施耐庵看到,并写进了他那部千古传诵的《水浒传》中,流传天下”云云。

  整个儿是个穿越剧,把宋代、元代、明代的几个人全放一块儿了。

  这些书及所谓的考证文字,非常的不靠谱。

  就算流传下来的武植古墓的墓志铭是真的,根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这几句话来看,武植应是明朝的进士。

  施耐庵死于1371年,也就是大明立国的第三年,明朝第一届科举或刚刚办完,武植是斯科进士?未必,就算是,其时《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初稿早已完成,又何来“施耐庵看到并写进书里“一说?

  墓志铭后半段云:“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那么,到底谁诋毁了“武植”和“潘氏”的名节?原著者施耐庵乎?修改者罗贯中乎?恐怕都不是,而是其后人妄自勾连《水浒传》产生的“无病呻吟”罢了,目的一如今日之争夺名人故居的意味,不说也罢。

  武大郎的原型即明代的武植,此论显然站不住脚,相反,武二郎倒是确有历史原型的。

  武松的原型见于不少地方志。

  在《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地方志里,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知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

  这些地方志叙述道,武松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迁为提辖,成为高权心腹。

  后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大坏蛋一个。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为“蔡虎”。

  武松对蔡�]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之前,等“蔡虎”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窃以为这些地方志的记载想必不能当做史料,收录自民间传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既然有民间传说,就说明武松可能确有其人,否则民间还传说个啥?

  施耐庵与罗贯中师徒长期生活在扬州、苏州一带,离杭州并不远,施耐庵本人也曾入仕钱塘(杭州),后在江阴专心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听到这些个传说,进行艺术再创作,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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