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中国式上访”：清朝地方官的截访招数最“高明”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上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述方式。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此外，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或对施政者的批评。“谤”就是指责过失。到了国家制度已臻完备的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肺石：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所申诉的，都可以到肺石下投诉。悬石如肺，是因为肺乃支配发声的器官，声音发出来，才能传达民众的呼吁。

　　历朝各代多重视民众上访

　　除指定受理信访部门以外，许多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听取上访不仅可以使朝廷直接获取真实的社情民意，还可以藉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中央集权，所以历朝各代多重视民众上访。比如，唐代除了设置匦使院专门受理信访外，尚书省也有接待民众赴京陈告的职责，《唐会要》中还记载有唐肃宗时的宰相戴至德亲自接待上访、当面听取老妪陈词的故事。假使有关部门不受理陈告或拖延不办，民众还可以到御史台投诉。

　　除指定受理信访部门以外，许多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据王符《潜夫论》所述，这条捷径汉代就有。隋唐以来，随着接访机制逐渐完备，民众赴京上访概由专门机构接待受状，一般不得再直接叩阍，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北宋建国初期，太祖赵匡胤常亲自受理民众上访，乾德二年（964年），全国清丈土地以定税赋，馆陶县民郭贽诣阙举报当地丈田不均，有人买通官府隐瞒田地。赵匡胤派人去查，所诉皆实，馆陶县令程迪被处决杖，流放海岛；主持全国清丈工作的常准被降两级。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于最高当局。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人民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人民谢罪。

　　挝鼓，就是��击登闻鼓。登闻鼓汉代已有，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长吏失职，民有冤抑，总领四方吏民信访事务的公车署又不起作用，“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总之就是鼓声咚咚，直传大内，谁都瞒不住拦不下，人民的申诉便可及时上达天听了。宋代哲宗时，皇太后娘家欲在坟地上盖庙，户部尚书蔡京为讨好皇太后，规划将周边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全占下来。不肯动拆迁的老百姓请求开封府主持公道，“又挝鼓上诉”，结果是蔡京被“罚金二十厅”。

　　上访者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初衷？

　　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赴京上访机制齐全，途径多样，权利义务各有明文规定，真是花好稻好，但最终能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者初衷的呢？好像历代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继位才一年的新皇帝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则诬控者十居八九”。虽说近日民情刁诈，常会出现诬陷捏造的事，但是总不会没有确实是含冤负屈希望伸张的人吧。而今冷静分析一下，又觉得这个“十居八九”的比例其实并不怎么令人惊讶：历史上任何时段上访者激速增加，一般总不脱藐视民瘼、因循瞻徇、推诿拖延、碌碌无位、官官相护、司法舞弊等缘故，这些恰恰都是官僚体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痼疾，既然制造上访和处理上访本质上是同一个机制，这个结果原本是可以预料的。

　　且拿诣阙、挝鼓、拦舆这些直快通道论，可以列举许多积极作用，还可以排比许多令人听之感动的事例，但是承担军国大计裁断的最高当局不可能总陷在这些事务里，所以虽说是直快通道，但绝大多数还得委托其他人处理。然则就这么一转手，七折八扣便势不可免。最常见的是因循敷衍，有照章办事的形式，无实心任事的效能。如唐代高宗时，交州都督郎余庆聚敛无度，民众诣阙控告，中央先后派过十个专使来调查，全受郎都督蒙弊，没能查知真实情况，最后还是委托广州都督陈善弘办案，才使其交代服罪，你说这十个中央专使是干什么的？

　　站在被民众投诉的地方官吏一边看，官官相护更是万年不易的传统。由于派专使出京查办成本太高等缘故，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古代政府的截访招数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

　　换一个角度看，等到中央受理民众投诉后层层批转下来，再求徇顾私情互为庇护，总嫌被动了一点，所以有些官吏应对民众赴京尚有更主动的措施，就是对上访者实行围追堵截，使之无法达到目的，简称截访。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熙宁变法时期，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P在王安石支持下，大兴引水淤田工程。原武、雍丘等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淹毁了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伤害秋稼，又无门投诉，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P听说后，急忙命令这些县邑的领导赶紧把赴京上访团全部追回来，要处罚他们。上访团怕杖责，忙撒谎说我们去京城是要感谢政府引水淤田。结果是程�P的人替代上访团写了感谢信，再派两个吏员代表大家去京师登闻鼓院投递。当时王安石开心得不得了，谁要是再指责程�P在河北瞎胡搞，他就能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了。以后，随着各方弹章交劾，淤田清水损害民田的真相终于为中央所知，发文件给当地农民免去一种税负作为补偿（《宋史》卷九十五），但是追截民众上访的官吏好像都没有被追究。

　　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盖基层百姓上访，一般多因州县官吏违法聚敛、科派勒折、漕粮浮收、侵蚀赈银等严重危害群众经济利益的劣政引起，但是以绝大多数乡野小农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准和社会阅历，千里迢迢赴京告状谈何容易？所以史料中所见清代农民越级上访，多是大家出钱��盘缠，推举几个有点笔墨、见过世面的人，由他们带上众人署名画押的申状赴京投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有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赴京投诉的准备过程度身定做似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事实就是许多受众人“凑给盘费钱文赴京控告”的出头人物还没走进京门，就被州县当作聚众约会、敛钱构讼的“刁民”，申府申省，“严饬勒限严拿，不使稍有漏网”了。

　　话分两头，刁民确实有，比如北宋募民告官违法隐欺，不免被刁民钻空子，“或恐喝求财，或因报私怨”，最后只好停止有奖募告。再如朱元璋创建的鼓励老百姓将害民官吏直接揪送京师的规定，大概在实践中也有不少在当局看来是副作用的现象，所以到明仁宗继位后就改口了。讲透了这就是皇权与官僚的博弈，皇权不仅需要通过下情上达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众来加强对官僚的监督与控制，但同时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机纠众滋事，挟制官府，扰乱统治秩序。这个制衡把握起来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头多压一点那一头就会翘起来，这就叫体制性尴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