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冯梦龙纂辑的《喻世明言》中收录了一篇有趣的志怪小说。
在这个题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故事中,西汉开国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的鬼魂化身“原告”,在阴曹地府状告汉高祖刘邦和吕后有屈杀忠臣之罪。
森罗殿上,一个复姓司马的书生协助阎王审理此案,最终判韩信、彭越、英布分别转世投胎为曹操、刘备、孙权,把汉家天下三分,各掌一国,而“被告”刘邦、吕后分别转世为汉献帝、伏皇后,将来受曹操欺侮,以报前世仇怨。
这个故事带有佛教中“因果循环”的色彩,现在很多重生爽文也有这种套路。
然而,帝王前世今生的传说不过是后人的编排罢了,即便是一代雄主,离开人世后亦是尘归尘、土归土,只有孤寂的墓冢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处。
作为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奠基人或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英杰的故事早已为人熟知,而他们的身后葬地也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曹操之死
在古代,帝王的丧葬、祭祀具有等级森严的制度。
汉末三国时期,帝王贵胄的丧葬礼制,除了继承两汉的挽歌送葬、持节护丧、设吉凶卤簿(使丧葬礼得以由凶而趋吉的仪制系统)等内容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薄葬。
东汉时,帝王实行厚葬,丧期为三年,汉末三国时则实行薄葬,主要表现为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等,而这一时期首位实行薄葬的君王,是曹操。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以魏王的身份病逝于洛阳,二月便葬入高陵。
临死前不久,曹操曾在半夜里感到身体不适,到天明时吃粥出了汗、服了当归汤才好转。他感到大限将至,于是留下《遗令》,其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这是曹操生前的最后一道命令,他希望自己的葬礼一切从简,入殓时身着常服,不使用金玉珍宝陪葬,下葬后,子弟、大臣便可脱去丧服,部下仍各司其职,尤其是带兵的将领,不得擅自离开屯戍之处。
“天下尚未安定”,这是汉末三国的君主实行薄葬的一个主要原因。
曹操薨逝的当月,天下正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偷袭荆州的吴主孙权命人送来关羽的首级,向曹操称臣。
孙权写了封信给曹操,他以“天命”为理由,劝说曹操取代汉朝,即位为帝。曹操将孙权的来信拿给众臣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
曹操的心腹夏侯惇、陈群等纷纷劝进,说汉室气运已尽,曹氏理应顺应天命。
其中,追随曹操多年的大将夏侯惇对曹操说:“天下都知道汉祚已尽,新的朝代即将到来。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使百姓有所依靠的人,即为‘民主’。如今殿下用兵三十余年,对黎庶有大功德,为天下所依归,正当应天顺民,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对此,曹操引用《论语》中的名句来回答夏侯惇,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至死都没有称帝,从汉献帝手中禅代得位的是他儿子曹丕。
其实在去世前两年,曹操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立下《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在这份文件中,曹操主要交代自己墓葬的选址、规模等问题。
曹操说,自己的墓地不得占用良田,就选在邺城西门豹祠西边的山丘上,这是一片瘠薄之地。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臣,深得百姓爱戴,死后被立祠祭祀,其祠在古邺城之西,后来毁于战火,仅存石碑。
有人以为,曹操主张薄葬,除了天下未定的原因外,还是为了防止后世被盗。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本人有节俭的生活习惯。
史料记载,曹操虽然在朝中位高权重,家中的衣服、被褥却能用十年,每年都浣洗、缝补,身边的女眷、侍御不许穿锦绣制成的衣服和有两种颜色的鞋子,屏风破了就修,府内禁止用昂贵的香薰。
至于曹操本人使用的器具,他因为有头痛症,平时需要放一壶水在床头,先是命人做了一个银制的小方器,有人得知后,以为他喜欢银器,想要进献,曹操便下令改用木作的水壶。曹操自称,他不爱用华丽的器物,平时用来装东西的箱子都是用竹子做的,面子和里子分别用帛和粗布制成。
早在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平定冀州时,他就曾下达命令,“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后来,曹操以身作则,实行薄葬。从曹操下《终令》选墓址,到曹操去世,曹操墓修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也注定了曹操墓的规模不会太大。
发现高陵
曹操死后,关于其陵墓的传言不胫而走。
有些人煞有其事地说道,曹操去世后,有七十二辆灵车从城中飞奔而出,分别运往七十二个地点埋葬,其中只有一处是真正的陵墓,这就是所谓“七十二疑冢”的由来。流传甚广的还有曹操墓位于许昌城外河底或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亳州)等说法。
事实上,从三国到唐代,曹操的高陵都不是秘密,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曹操逝世不到一年,其子曹丕正式代汉称帝,追谥曹操为魏武帝。后来,司马氏家族通过篡魏取得权柄,建立晋朝,一统天下,因此,在之后的数百年间,曹魏取代东汉的历史事件一直被视为正常的朝代更迭,权威史书基本上以曹魏为正统。
当初,曹丕继承父亲的权位后,有人劝他秘不发丧,以防止天下有变。但大臣贾逵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及时发丧、保护玺绶,将曹操的灵柩运回邺城安葬。曹丕同意后,任命贾逵主持曹操的丧事,司马懿负责策划,百官参加,“入殿中发哀”。
由此可见,曹操的丧礼是公开举行的,不存在葬入疑冢的情况。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在“邺县”条中写了魏武帝高陵的方位, “在县西三十里”。《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途径邺城时还专门前去拜谒高陵,并撰文祭曹操。这篇《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被收录于《全唐文》中,文中“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的评价,也是古代帝王对曹操的经典点评。
但是,随着后世理学家“忠君观念”的塑造,曹操的形象逐渐由一代雄主转变为白脸奸臣,官方对曹操的祭拜逐渐减少,高陵渐渐无人问津,以至于连确切位置的记载也付之阙如,反而是“七十二疑冢”之类的传说大行其道。到了宋代,曹操墓的位置已经被遗忘。
当代考古专家重新找到高陵,靠的是一个比曹操晚去世一百多年的“无名小卒”。
1998年,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的村民挖出了一块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墓志。墓主名为鲁潜,曾在西晋为官,带兵镇守许昌,却在五胡入华的乱局中献城投降羯族人石勒,后来成为后赵的驸马都尉。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像鲁潜这样的投机者不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人物,但他这方120字的墓志却保存完好,其中留下了寻找曹操墓的关键线索。
鲁潜投降后赵后,活到了75岁,其墓志字迹分明地写道:“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这段文字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曹操墓的位置仍然人人皆知,而随着鲁潜墓志的出土,有关曹操墓的下落终于有了迄今最为翔实、准确的说法。
鲁潜墓志出土后,考古专家根据其文字记载,在西高穴村周边进行实地考察,但一直难觅踪迹。
直到2006年除夕,事情发生转机。
这天夜里,有村民听到一声炮响。那个声音异乎寻常,不像是烟花、爆竹的响声,更像是炸药爆炸的声音。由于河南遍地是古墓,当地人司空见惯,推测是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洞的动静。经过搜寻,当地村民果然在村西南发现了一处盗洞。通知考古部门后,经过考察,确认其为东汉王侯一级的大墓。
此后两年,河南的考古专家多次撰文,请有关部门尽快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挖掘。到了2008年9月,当地派出所破获一起盗墓案,并收缴被盗文物——一件雕刻精美的画像石,据盗墓者交代,这件文物正是从西高穴村的盗洞中带出。
于是,有关部门对文物进行鉴定,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组织发掘西高穴村东汉大墓。当考古队员进入该墓时,发现墓门已经被盗墓者打开,陶器、残砖、石块散落一地,甚至还有矿泉水瓶,假如晚来一步,损失不堪设想。
一年后,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终于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成果。一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淤土时,发掘出一块小石牌,经过冲洗,上面的字赫然映入眼帘——“魏武王常所用格虎”。
接着,考古队陆续发掘出带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的石牌。这些石牌主要是墓中短矛、大戟、大刀等兵器的“说明书”,同时也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在东汉时期被追谥为魏武王的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这座陵墓出土的文物与此前鲁潜墓志等文献相互印证。至此,考古专家证实了这座大墓就是曹操的高陵。
曹操的离异妻子
曹植作为曹操生前喜爱的儿子之一,在《宝刀赋·序》中回忆与父亲的过往,说建安年间,曹操曾经命人花三年时间打造了五口宝刀,分别以龙、虎、熊、马、雀为标志,其中两把宝刀曹操自己持有,其余三把分别赐给儿子曹丕、曹植和曹林。
曹操墓共出土250多件文物,其中鲜有金、玉等珍宝,却有很多曹操生前使用的兵器。
“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一生戎马倥偬,而墓中文物似乎表明,他不仅在军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还颇具勇武之姿。墓中记载兵器的石牌都有“格虎”二字,这是当时的一个常用词,意思是这些兵器可以用来与猛兽格斗。
曹植在为父亲写的诔文中提到,其父王下葬时身着小敛时的缀衣,随葬的用具不加装饰,陶器都器型偏小、素面无纹,甚至连魏王之印也没有带入地下,只佩戴系印的丝带(“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维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
曹操墓中的随葬品还有酒器、砚台、书案、石枕、棋子等,都是他生前用到的物品。可见,曹操下葬时的规格,基本上符合其“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遗嘱。
除了身外之物,曹操在《遗令》中还对自己姬妾的未来做好了安排。
曹操说:“我的婢妾与伎人平时都很勤劳刻苦,你们要善待她们,让她们住在铜雀台,时常登上去,向西眺望我的陵墓。铜雀台的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肉干、干饭之类的祭物。每月初一、十五,让舞姬们对着灵帐歌舞。不要用熏香来祭祀,都分给夫人们,各房如果没事做,就学学纺织,做鞋子来卖。”
从分香卖履一事上,可以看出曹操临终前的儿女情长,而他对女人的念念不忘,更显出其真性情。
往事越千年,考古专家在高陵中发现了两具女性的遗骸,其中一人去世时二十几岁,另一人为五十岁左右。
有学者认为,墓中年轻女子的来历可以推断为随葬的宫女或使女,而这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身份存在争议。
按照《三国志》记载,曹操之妻、曹丕之母武宣卞皇后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享年七十一岁,当年七月“合葬高陵”。卞氏出身寒微,年轻时曾是一名舞伎,被曹操看中,纳为妾室,生下了曹丕、曹植、曹彰、曹熊四子,后来成为正室,曹操去世后,她被尊为王太后,曹丕称帝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
尽管史书记载卞氏死后与曹操合葬,但目前发现的这具五十岁妇女遗骸与其去世时的年龄不符合。于是,专家们推测这句遗骸的身份另有其人,她有可能是曹操另一个深爱的女人——丁夫人。
在邂逅卞氏之前,曹操有一位姓丁的嫡妻。史书记载,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脩)为侧室刘氏所生,但因刘氏早逝,于是由丁夫人抚养长大。丁夫人对曹昂视如己出,但是曹昂在随曹操征战宛城时不幸战死。
按照《三国志·张绣传》的记载,当时,曹操打败割据宛城的张绣,强行纳了张绣叔叔张济的遗孀,导致原本就心生不悦的张绣发动叛变,差点儿要了曹操的命。曹操好不容易才脱身,但他手下的猛将典韦和长子曹昂却死在宛城。
丁夫人是个颇有个性的女子,她得知曹昂的死因后,经常骂曹操,说:“你害死了我儿子,我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哭起来更是毫无节制。
曹操没办法,只好把丁夫人送回娘家,意思是等丁夫人心情好些后再接回来,可等曹操登门去接丁夫人时,丁夫人却对他不理不睬,就算曹操抚摸着她的背,劝她一起回家,她也默不作声,继续用踞机织布。
曹操再三劝说仍无果,便与丁夫人断了联系,但依然愧对她。《魏略》记载,曹操晚年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中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如果死后有灵,子脩问‘我的母亲在哪里’,我要怎么回答他啊?”这说明,曹操自认为有负于丁夫人,他假设到黄泉之下会遇到曹昂的质问,而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就是让丁夫人回到自己身边,也就是让她与自己合葬。
史书记载,丁夫人比曹操早去世。丁夫人去世后,卞夫人请求曹操将她安葬于许都城南。但按照曹操晚年思念曹昂和丁夫人时说的那句话,他应该暗示要和丁夫人合葬,所以丁夫人有可能被迁葬到高陵。曹操去世时是66岁,丁夫人在与曹操离异后不久去世,终年可能在50岁左右。假如丁夫人经过“二次葬”后与曹操合葬高陵,陵墓中应该会留有痕迹,可惜的是,由于高陵在发掘前便已遭到盗墓贼破坏,这些痕迹难以复原。
曹操一生文韬武略过人,到了晚年却留恋儿女之情,甚至因不能与发妻复合感到遗憾,这性格实在是接地气。
有意思的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另一位英杰,大半生与曹操为敌,到临终前也在思念自己死去的妻子,并且希望与亡妻合葬。
刘备的遗愿
汉昭烈帝刘备63岁的人生,可说是过得跌宕起伏。
早年的刘备缺兵少将,不断寄人篱下,直到中年仍没有自己的地盘,感叹髀肉复生。赤壁之战后,刘备在一帮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强势崛起,一步步走上事业巅峰。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刘备的势力一度跨有荆、益二州,在与曹操争夺汉中时占据上风。
然而,当刘备春风得意时,曾与其结盟多年的孙权却派兵“背刺”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导致关羽在北伐曹魏时腹背受敌,很快兵败失利,荆州也丢了。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称帝仅三个月后,试图以武力夺回荆州,向孙权发起了一场复仇之战。
临危受命的孙吴新任大都督陆逊避其锋芒,在荆州的“西大门”夷陵坚守不出。手下将领多次请求出兵迎击,陆逊都不为所动。
蜀军被阻挡于夷陵,刘备只能被迫沿着三峡扎营,从巫峡到夷陵,连营700里,为避暑热,又将营寨安于山林中。和蜀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后,陆逊才在蜀军疲弱之际发起反击,火烧连营,并率军四面围攻。蜀军营寨土崩瓦解,上万士兵浮尸江面,刘备战败逃到白帝城。
夷陵之败让刘备悲愤交加,他叹道:“我被陆逊羞辱,这是天意啊!”
此战之后,刘备的生命已如残烛,他在白帝城的永安宫中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希望太子刘禅将诸葛亮当成父亲一样看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在遗诏中,刘备对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弥留之际的刘备,不仅对诸葛亮嘱托朝政之事,还想了却一桩多年以来的心事。
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是刘备早年在小沛时纳的妾。刘备常年颠簸,妻妾多次被敌人俘虏,人到中年时,甘夫人才为他生下了这个小名叫“阿斗”的亲骨血。甘夫人温柔贤淑、识大体,刘备对她十分信任,于是让她“常摄内事”,负责主持家中事务,地位如同正妻。
但是,甘夫人在刘备入蜀前就亡故,葬于荆州。刘备兵败夷陵,撤到白帝城后,更加思念这位贤内助,于是下诏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将她的灵柩迁到成都安葬,想要等自己百年之后与她合葬。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甘夫人的灵柩还未运到蜀地,刘备已经崩殂于永安宫。为了实现刘备的遗愿,诸葛亮上表,引用《诗经》中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一句,请蜀汉后主刘禅追封甘夫人为先帝皇后,与刘备合葬。
于是,刘备与甘夫人得以合葬于成都的惠陵。后来,刘备入蜀时续娶的穆皇后吴氏也葬在惠陵。至此,惠陵成为汉昭烈帝刘备与甘、吴二位皇后的合葬墓。
汉昭烈帝惠陵
唐代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了一个成都当地的传说。
据说,唐代有一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闯进刘备的惠陵,竟然看到墓室中灯火通明,有两个气质不凡的男子在灯下对弈,身边围了十几个侍卫。
盗墓贼吓得腿软,这时其中一个人对他们说:“你们要喝杯酒吗?”于是,盗墓贼喝了那人送的酒,又得到玉腰带数条作为赏赐。之后,盗墓贼被勒令速速离去,等出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嘴巴被漆粘住,是刚刚喝的酒变化而成,而手中的玉腰带变成了大蟒蛇。盗墓贼惊恐之余,回头一看,墓冢已经完好如初。
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可能是在刘备被神化后流传,意思是告诫盗墓贼,不要去破坏刘备墓,否则会受到惩罚。在该故事的其他版本中,还明确地写道,盗墓贼在墓中看到的是刘备、关羽和张飞的英灵。
如今,走入成都武侯祠景区,在丞相祠堂旁边可以发现一条古树葱茏、道路平坦的石板神道。
窄窄的神道两边,对称排列着麒麟、石马、翁仲等石刻雕像。这些古代陵墓中常见的石像,在今人看来有点儿“萌萌哒”。神道的尽头,即武侯祠景区最古老的遗迹——汉昭烈帝惠陵。
《三国志》记载,刘备逝世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由于实行薄葬,刘备惠陵的封土、建筑看起来比较小气。惠陵占地不到10亩,封土高12米,墓南向有一座阙坊式的建筑作为门,与围墙相连,正中嵌有“汉昭烈皇帝之陵”墓碑。
蜀汉丞相诸葛亮去世后,蜀人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在惠陵旁建起了供奉诸葛亮的祠堂,即武侯祠。后来,武侯祠从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发展为君臣合祀祠,但诸葛亮作为忠臣楷模,名气甚至比其主公刘备还要大,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武侯祠,却忘了祠旁还有这座陵墓。
随着武侯祠的名声渐响,一些文人甚至开始质疑惠陵的真实性。
宋代修缮惠陵时,黄庭坚的弟子任渊在《重修先主庙记》中提出,“成都之南三里许,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意思是说,成都的惠陵可能是刘备的衣冠冢。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前往奉节考察,提出奉节可能是刘备的葬地一说。奉节县即白帝城的所在地,从这里到成都要一路逆长江而上,需花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而刘备死于夏天,尸体不易保存,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其遗体当时没有运回成都,而是在奉节就地下葬?
尽管郭先生之后没有继续坚持此说,但关于刘备惠陵的真伪讨论愈演愈烈。
事实上,现有的大量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刘备遗体是能够及时运回到成都安葬的。
首先,到汉代,帝王尸体的防腐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时,天子之棺由梓木制成,故称“梓宫”,棺外有椁,共三层,其中填充木炭等防腐材料。《汉书》《后汉书》中记载有多个皇帝死后数十天,甚至是上百天才下葬的史实;现已发掘的古墓中,也有汉代马王堆汉墓不腐女尸这样的实证,可见汉代尸体防腐技术的先进。
其次,按照《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驾崩后,京城要举行“大丧”,皇后、太子及其他皇室成员,必须要在先帝的灵前行“哭踊之礼”,朝中文武百官也要亲临丧礼现场,哀悼先帝,行“哭临之礼”。此后,死去的皇帝才在众人的见证下正式入殓,新皇帝举行登基仪式,先帝葬入帝陵。
刘备以大汉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其所建立的政权仍沿用“汉”的国号,更应该遵守汉朝的祖宗礼法。可以想见,诸葛亮正是按照汉朝的礼制,日夜兼程,护送先帝梓宫回到成都,并为刘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葬于惠陵。
自三国以后,刘备的惠陵多次得到整修、保护。南齐高帝萧道成曾经诏令益州刺史,修缮惠陵陵园和昭烈庙。到了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回认为,经过南齐整修的惠陵仍然不够气派,于是扩建陵园,并设置专门的守陵户,一年四季祭祀汉昭烈帝。
宋元以后,随着戏曲、小说的渲染,文学虚构的刘备形象已经成为仁义之君的典范。明清两代对惠陵的维修、保护都有确切的记载。明末,四川陷入惨绝人寰的战乱,人口为之一空,惠陵却得以幸免,“王宫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家,历久常存,巍然如故”。
而今,我们看到的惠陵和陵园建筑格局,主要为清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而成。从武侯祠走到惠陵,只见青青的苔痕印在神道的石刻上,仿佛凝固了时间,人间却已是沧海桑田,武侯祠与惠陵的香火依然鼎盛,这对君臣的传奇故事,将会代代相传。
吴大帝的归宿
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孙刘联盟没有在关键时刻破裂,已经占有荆、益二州的刘备,可否完成隆中对的宏愿。
吴大帝孙权,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不止一次扮演重要的变量。
南宋辛弃疾在《南乡子》一词中对孙权极尽赞美之辞:“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发兵南下,几乎兵不血刃地吞并荆州。曾经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率领所部退守夏口(在今湖北武汉),派诸葛亮为使,与割据江东的孙权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曹操也写了封信给孙权,威胁道:“近来,我奉皇帝的命令讨伐有罪之人,向南进军,刘琮(刘表之子)投降了。现在我训练了八十万水军,正要同孙将军在东吴一起打猎。”
面对曹操大军压境,孙权将信交给部下讨论,很多人惊恐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实力强大,且占据荆州,东吴难以与之抗衡,只有刘备的使者诸葛亮与孙权的部下周瑜、鲁肃力主抗曹。
27岁的孙权面对莫大的压力,毅然决定与曹操势不两立,于是拔刀砍向面前放置文书的矮桌,说:“文武官员还有人劝我降曹的,下场与此案相同!”
孙权任命周瑜为统帅,与刘备同盟,共抗曹军,成就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此战中,曹操的军队遭遇战败,再加上饥饿和疾疫,死亡的有一大半,不得不撤回北方。
此后,刘备与孙权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天下三分的基础由此奠定。
公元229年,孙权治下的夏口、武昌传言有黄龙、凤凰出现。孙权以此为吉兆,在武昌称帝,定国号为“吴”,改年号为“黄龙”。
同年九月,孙权将都城迁回到舟车便利、田野沃饶的建业(今江苏南京),六朝古都的风华在此落下第一笔。前后统治江东超过50年的孙权,死后葬于钟山南麓的蒋陵。
然而,在建业的最后岁月里,曾经被死敌曹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却变得昏聩猜忌。孙权晚年,其三子孙和与四子孙霸的“两宫之争”形成孙吴朝中的严重内耗,许多大臣卷入其中,各自站队,就连立下大功的陆逊也受到孙权猜忌,郁郁而终。
这一昏暗的局面,与孙权长子孙登的早逝息息相关。
文献记载,孙登之墓在蒋陵陵园之内,作为其父孙权的陪葬墓。《三国志》说,孙登在世时爱人好善,“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深得大臣、百姓的爱戴,具有成为一代仁君的潜质,孙权也时常将他作为接班人培养。
但是,当了12年太子的孙登,英年早逝,于赤乌四年(241年)病故,享年32岁。临终前,孙登上了一道700字的奏疏,希望父亲能够任人唯贤,推行仁政,并表达对父亲的敬爱之情。
孙权白发人送黑发人,感到悲痛万分,以后只要一谈及孙登就伤心流泪。孙登在遗表中请求父亲当个好皇帝,如此,“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但是,孙权在失去孙登后却像变了一个人,逐渐疑神疑鬼,以至于酿成二宫之争的混乱局面。
孙吴神风元年(252年),71岁的孙权崩于建业,谥号大皇帝。孙权死后28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吴被晋朝所灭,至此,三国归晋。
和老对手曹操、刘备一样,孙权也没有行厚葬,而是直接利用钟山余脉挖出一个小型墓冢,地面不设重要标志。此后一千多年间,孙权的蒋陵作为南京六朝陵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在钟山之南的梅花山坐看花开花谢。
现在,寻访吴大帝孙权的陵墓,会发现它正好位于明孝陵景区的范围之内。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一段趣事: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为自己选定明孝陵的墓址后,发现陵前有一座孙权墓。负责明孝陵工程的官员向朱元璋请示,要将孙权墓迁走。
朱元璋却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着他为朕守门。”
于是,明孝陵在建造时没有破坏孙权的蒋陵,只是将其陵前的一对石麒麟迁移,迁往何处已经无法考证。
汉末三国时与曹操、刘备多番周旋的孙权,最终也只剩下一处孤独的墓冢,只有来明孝陵参观的游客偶尔路过此地,匆匆一瞥。
参考文献:
[晋]陈寿 撰,[南朝宋]裴松之 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
[南朝宋]范晔撰,[唐] 李贤 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2017
[明]张岱:《陶庵梦忆》,中华书局,2023
潘伟斌:《魏晋南北朝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
朱绍侯:《曹操与曹操墓》,李凭主编《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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