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帝，在位34年，却被严重低估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消息，震惊了大半个亚洲。

朝中，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人）请求自杀殉葬，初即位的唐高宗李治以先帝遗旨为由不允许；远在吐蕃的松赞干布，致书唐高宗的舅舅、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刚刚即位，如果有谁不忠，我愿带兵讨伐他们。”

这年八月，唐高宗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命人雕刻唐太宗生前制服的蛮夷君长十四人石像，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以纪念贞观年间的武功。这就是著名的“十四蕃臣像”，其中包括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高昌王麹智盛、焉耆王龙突骑支等。

年仅22岁的李治，从雄才大略的父亲手中接管了如此丰厚的政治遗产。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帝国。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朝以后，史书对唐高宗李治的评价，一直离不开他那位强势的老婆。

《旧唐书》评价唐高宗，说他即位前有“长子之风”，当上皇帝后却沉溺于男女之爱，不顾先帝留下的基业（“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导致废王立武事件发生，王皇后被废、长孙无忌死于非命、武氏兴起（“中宫被毒”“元舅衔冤”）。

《新唐书》受“牝鸡司晨”的观念影响，更是全盘否定武则天，指责唐高宗“昏懦，牵于武后”，认为他不作为，酿成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更过分的是，《新唐书》为了加强唐高宗的惧内形象，还把《旧唐书》中关于唐高宗亲自执政的大量史实删去。

时至今日，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为了衬托武则天，也把唐高宗塑造成窝窝囊囊、唯唯诺诺的模样。

然而，在唐代，唐高宗的历史地位却不可撼动，其历史功绩也不容抹杀。

武则天曾撰文盛赞丈夫开边服远的英武形象，说他“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子孙们尊称他为“高宗天皇大帝”，赞扬其“修文偃武，惠绥四方”的文治武功。

不可否认，唐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为日后“武周代唐”埋下了伏笔。旧史，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史家，出于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对皇权正统的维护，极力批判武氏，还把火引到了唐高宗身上。

但唐高宗在世时，不可能预料到身后之事。对于一个在位34年的皇帝，如果只是聚焦于他的后宫，而忽视了其执政的功过，终究有失偏颇。

回到贞观之治落下帷幕的时间，唐高宗即位初期，就有了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

西域战略

唐高宗甫一即位，在突厥各部设置舍利等五州隶属于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属定襄都督府，以此加强北部边疆的治理；对西南的吐蕃继续采取安抚政策，封迎娶了文成公主的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但在万邦来朝的华章之中，有一些不和谐音。

贞观末年，东突厥出身的阿史那斛勃自称可汗（史称“车鼻可汗”），盘踞今阿尔泰山之北，常常出兵掠夺薛延陀人畜，公开反对唐朝统治，甚至杀害唐太宗的使者。

唐太宗在位的最后一年，派名将高侃率领唐军与回纥、铁勒仆骨部的联军出击车鼻可汗。唐高宗即位后，永徽元年（650年），高侃的军队大破车鼻可汗，后者仅余数百骑，逃至金山（今阿尔泰山附近），被一战生擒，部众皆降。

高侃押解车鼻回长安，唐高宗保持其父唐太宗一向的包容姿态，当场赦免了车鼻可汗，封其为左武卫将军，将其部众安置于郁督军山（今杭爱山支脉），设狼山都督府加以管辖。

史载，“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唐高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其下属突厥故地由唐朝设立的州、府统治，各部酋长也被任命为刺史或都督。

这是唐高宗时代的第一次重大战果，也是其边疆政策的第一步棋。

但是，第二年（651年），有人给唐高宗泼了冷水。

这年正月，被唐朝任命为瑶池都督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宣布叛唐自立，自号“沙钵罗可汗”，拥兵数十万，一时间，“西域之国多附之”。七月，沙钵罗可汗派兵侵略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杀掠数千人，可谓气焰熏天。

沙钵罗可汗的叛变，对唐高宗的西域战略形成重大打击。此后数年，为了讨伐沙钵罗可汗，唐高宗先后派契苾何力、程知节、苏定方等大将出兵西域。在唐朝的猛烈攻势下，沙钵罗可汗的势力总算得到遏制。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任命六旬老将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再赴西域，与沙钵罗可汗作战。

苏定方，本名为苏烈，以字行于世，自隋末乱世便闻名四方，后归附唐朝。唐高宗在位时，苏定方得到大力提拔，参加了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等战争，史称“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苏定方如同沙钵罗可汗的克星一般。此前在永徽五年（654年）的鹰娑川战役中，苏定方率五百精锐骑兵直捣敌营，与其他几路军队联手，打得西突厥军队大败而逃，唐军“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时隔三年，苏定方作为主帅，再度征战西突厥。

进军至金山北时，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奏唐高宗，说：“突厥泥孰部素来不服阿史那贺鲁，其妻儿曾被贺鲁部下俘虏，而今大唐将士在追击时有俘获泥孰部家属的，应当全部归还他们，并加以赏赐，如此一来，泥孰部就会将大唐看作再生父母，与我军共击贺鲁。”唐高宗采纳建议，命唐军安抚泥孰部。

泥孰部得到唐军的救援后，果然请求与唐军联合。于是，苏定方率领唐军、回纥、泥孰部组成的军队一路奔袭，后追击沙钵罗可汗的大军到伊犁河东。

当时，天公不作美，正逢暴雪，滴水成冰，人数上，沙钵罗可汗所部精骑是唐军的10倍。唐军诸将都请求等天晴之后再出击，但苏定方坚定地说：“如今大雪纷飞、寒风凛冽，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我不敢前进，我可以攻其不备，若缓几天，他就逃远了。现在进军，事半功倍，为上策。”此战，苏定方踏着平地二尺的大雪出兵，一直打到沙钵罗可汗的牙帐，俘虏几万人，获武器不计其数。

沙钵罗可汗溃败后，一路西逃，最终逃入位于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城主不敢收留，将沙钵罗可汗擒获，交给追击至此的唐军将领萧嗣业。

此后，唐军平定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在这场战争中，苏定方凭其非凡的战绩，将大唐国境线向西推进至中亚西海（今咸海）一带。

沙钵罗可汗被俘后押送到长安，由于他曾接受过唐太宗的抚慰厚待，便在半路上对负责押解他的萧嗣业说：“我本为亡虏，先帝（唐太宗）待我甚厚，我却背叛大唐，现在天降怒罚，我还能说什么？听说汉人的法律是要在都市处死犯人，我宁愿在昭陵受刑，向先帝谢罪。”

听说沙钵罗可汗认罪后，唐高宗听从中书令许敬宗的建议，将其押到昭陵举行献俘仪式，之后赦免了沙钵罗可汗的死罪。

在经略边疆的过程中，唐高宗采用的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以此安抚少数民族。

面对在边疆兴风作浪的搅局者，无论是车鼻可汗，还是沙钵罗可汗，唐高宗在平叛后都保留了一丝仁慈，以恩威并施的方式，赢得人心所归。

唐高宗粉碎沙钵罗可汗的反叛势力后，大唐帝国的武功威震西域，唐朝以安西、北庭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等维持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并将势力范围扩展至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唐朝对外的声威，在唐高宗时期达到了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宗经略西域时，西边的大食（阿拉伯帝国）也在不断东扩，已经控制了昔日波斯王朝的大片土地。

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入唐，尽管《旧唐书》将大食使者的这次到访称为“朝贡”，但不难发现，强势崛起的大食对大唐并无称臣之心。因此，学者薛居正认为，大食人遣使来唐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知唐朝，波斯已属自身势力，谋求唐朝不介入中亚事务”。

但是，年轻的唐高宗对大食的要求不予理会，继续推行拓边政策，乃至在中亚的葱岭、药杀水与乌浒河流域以及南印度河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将唐朝的地理版图拓展到大食统治区的边沿，开启了东西两大帝国的正面对抗。

唐高宗的拓边政策值得称道，但他的西域战略并非万无一失。此后，随着西域诸邦内乱、吐蕃北上、后突厥叛唐等事件的发生，唐朝统治西域的极盛局面终如昙花一现。

东北亚政治秩序

位于大唐东北边的高句丽，是隋唐两代统治者解不开的心结。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东征高句丽，但未能彻底击溃高句丽，于是，灭高句丽的任务，落在了唐高宗肩上，而唐高宗的远大目标，是实现父亲唐太宗的夙愿——重新构建东北亚的政治秩序。

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军多次东征，先是一举攻灭了高句丽的盟友百济。

此前，朝鲜半岛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形成的鼎足之势，其中，百济与高句丽关系密切，而新罗为了避免高句丽与百济的夹击，主动向唐朝示好。

显庆四年（659年），唐朝以百济入侵新罗为由，派苏定方率军13万东征百济。唐军沿白村江（今韩国锦江）进军，同年七月，攻陷百济王都泗沘。百济亡后，唐朝将其故地划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

百济灭亡后，唐高宗环视四宇，辽东一带，只有高句丽从未真正臣服于强唐，一直阳奉阴违，该是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画上句号的时候。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以大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猛将薛仁贵等，指挥对高句丽作战。

此时，高句丽的统治集团泉氏一族出现了严重内讧，高句丽内政混乱，在唐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唐军所到之处，高句丽军望风披靡，不少人弃城逃走，甚至举城而降。对顽抗的高句丽军，唐军则进行毁灭性打击，其中薛仁贵一路军攻占南苏、木底、苍岩、扶余等城，或“斩首五万余级，拔三城”，或“遇贼辄破，杀万余人”，堪称唐军头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两年后（668年），李勣与薛仁贵等在平壤城胜利会师，高句丽至此灭亡，几代帝王平定辽东的梦想终于在高宗一朝实现。

时人惊呼：“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

至此，唐朝灭高句丽，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命薛仁贵、刘仁轨率军镇守，主持军政要务。

唐朝灭百济、高句丽后，分别在其故地设置府、州进行统治，这是仿照当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玄菟等郡，试图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

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与大臣裴矩、温彦博讨论道：“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时为玄菟郡。魏、晋之前，就已经属于版图之内，不允许他们有不臣之举！”

史载，唐高宗东征高句丽时，有彗星见于东北。许敬宗等上奏说，这是高句丽“临灭之兆”。

古人以星象推测吉凶祸福，故许敬宗等将彗星出现的凶兆视为高句丽灭亡的象征，也是为了拍马屁。但唐高宗不以为然，说：“高句丽的百姓，也是朕的百姓。朕既为万国之主，岂能把过错推给小蕃？”这也表明，唐高宗当时已将高句丽的子民当作大唐的子民。

随着百济、高句丽被完全纳入唐朝版图，唐朝疆域东至朝鲜半岛，南据今越南顺化，西抵中亚咸海，北逾贝加尔湖，达到全盛时期。

但是，百济、高句丽被灭后，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昔日的盟友新罗成为唐朝在东北亚建立统治秩序的最大威胁，此后，双方矛盾日益突出，几度分分合合。

废王立武背后的博弈

正如武则天为唐高宗所撰的《述圣纪碑》所说的，高宗一朝，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的时代。今人重读唐高宗的故事，却常常忽略了这段开疆拓土的铁血历史，而把焦点放在武则天身上。

诚然，武氏的兴起也是唐高宗时期的重大事件，但其背后不是简单的“宫斗”，而是唐高宗与关陇贵族之间的一场博弈。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最小的嫡子，本与储君之位无缘。

贞观年间，唐太宗的嫡长子、太子李承乾与第四子（嫡次子）李泰之间，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朝中文武大臣有不少人选择站队，卷入其中。这场争斗的结果是，李承乾及其党羽参预谋反，太子被废；魏王李泰也被降爵内徙，直到唐太宗去世还无法回京奔丧，其党羽不再受朝廷重用。

两个哥哥相继退出争夺后，贞观十七年（643年），16岁的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

年少的李治之所以胜出，首先离不开他个人的魅力与潜力。

李治的生母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年仅9岁，表现得特别悲痛，唐太宗见状，也许想起与长孙皇后的恩爱回忆，便决定亲自抚养他和长孙氏所生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即晋王李治和晋王公主。小皇子和小公子从此在唐太宗的宫中成长，李治既成为与皇帝最亲近的皇子，也对唐太宗治国理政的生活耳濡目染。

史载，李治从小聪慧，年幼时就熟读经书，尤其是《孝经》，为人“宽仁孝友”。这是李承乾和李泰缺乏的品质。亲身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应该不忍心看到他的儿子们重演兄弟相残的悲剧，选择李治为储君，也是最有希望保全其兄弟的方法。

其次，李治有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

当唐太宗为立储举棋不定时，长孙无忌及其政治盟友褚遂良站在了李治一边。

论关系，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论功绩，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的话，在朝堂上很有分量。有一次，长孙无忌向唐太宗阐明了他支持小外甥的理由，一是李治“仁厚”，言外之意是说李治会善待兄弟，二是他可为“守文良主”，也就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成为最大赢家，与褚遂良奉遗命共同辅政，权倾朝野。

与此同时，贞观年间立储之争的政治漩涡蔓延到了高宗一朝。

为了巩固唐高宗的地位，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长孙无忌利用永徽四年（653年）的房遗爱谋反案铲除潜在的政敌。

房遗爱是开国功臣房玄龄的次子，娶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阳公主为妻。房遗爱曾经和李泰走得很近，到高宗时恩遇不同往日，常常愤愤不平；而高阳公主因为曾与辩机和尚“私通”，遭到唐太宗严斥，地位不如往昔，直到唐太宗去世，她都耿耿于怀，毫无悲戚之容。

于是，这对失意的夫妻整出个大活。

当时，继承房玄龄爵位的是其长子房遗直。为了帮丈夫夺取爵位，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非礼自己。房遗直也发起反击，声称房遗爱、高阳公主夫妇“恶盈罪稔，恐累臣私门”，举报房遗爱意图谋反，与丹阳长公主的驸马，即唐高宗的姨父薛万彻密谋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事件中，长孙无忌担任主审官审理此案，声称掌握了房遗爱谋反的证据，将房遗爱与同谋薛万彻、柴令武（唐太宗外甥、霍国公柴绍次子）下狱处死；参与计划的高阳公主、荆王李元景（唐高祖第六子）、巴陵公主（唐太宗第七女、柴令武之妻）等也被赐死；其余如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因为与房遗爱交往较多，或与长孙无忌一党不和，遭到流放。

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也被卷入其中。李恪是唐太宗与杨妃（隋炀帝之女）所生，也是唐太宗生前较为喜爱的儿子，一度被当作储君的人选之一，素有名望。

长孙无忌当年竭力推荐李治当太子，对李恪甚是忌惮，故“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将李恪划入了谋反的名单之中，判处死罪。

得知此案的审理结果后，唐高宗见长孙无忌要大肆诛杀皇亲国戚，于心不忍，跟舅舅求情说：“朕兄弟不多。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唐高宗在这里用了一个“匄”字，即乞求宽恕的意思。

但长孙无忌还是坚持这一裁决。

房遗爱事件后，宗室中再也没能威胁唐高宗的帝位，长孙无忌也如愿以偿地坐稳了辅政大臣的位子。

唐高宗即位后开创了“永徽之治”，在此期间，长孙无忌作为辅臣，可谓功勋卓著。然而，在唐高宗看来，皇座的周围正徘徊着一个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力集团，尤其是在房遗爱事件后，长孙无忌排斥异己，权势达到极盛。含冤而死的吴王李恪，甚至在临刑前怒骂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此后的“废王立武”事件，正是唐高宗用皇权打压长孙无忌一党的表现。

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当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之时，朝臣赞否不一，然详察两派之主张则知此事非仅宫闱后妃之争，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

长孙无忌之死

长孙无忌身后，是一个自西魏时便把持朝政的政治势力——关陇集团。

唐高宗时，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朝中重臣围绕着长孙无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其中部分人物并非关陇出身，但也成为长孙无忌的附庸或支持者。

比如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同受遗命辅政，史称“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在于“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二人为朝政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皇后王氏的舅舅柳奭，出自河东柳氏，任中书令，他见外甥女王皇后失宠无子，便与长孙无忌等谋立唐高宗的庶长子陈王李忠为太子，两朝外戚遂结成同盟。

但这不是唐高宗愿意看到的。

眼看着长孙无忌一党逐渐坐大，相权日益膨胀，威胁皇权，唐高宗不得不从宫中、朝中寻找盟友来牵制舅舅，而他选择的合作对象，就是昭仪武氏和支持她的山东集团。

武氏曾是唐太宗宫中的才人，在太宗病重期间，与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治产生感情。太宗驾崩后，年仅26岁的武氏与其他没有子女的嫔妃一样入感业寺为尼，没过多久，唐高宗就想起了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妈”，把她接回宫中，册封为昭仪。武氏是一个极富野心的女子，她凭借着唐高宗的宠爱，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宫斗”中胜出，而在朝中，也有山东集团为她立后宣传造势。

这里的山东集团，主要是指山东庶族地主，以许敬宗、李义府等为代表。他们都被长孙无忌为首的既得利益派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渴望重新洗牌，登上高位。

永徽六年（655年），王皇后与其母柳氏被告发暗中行“厌胜之术”诅咒武氏。于是，唐高宗在山东集团的支持下，向长孙无忌一党发起了进攻，提出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

长孙无忌的“队友”褚遂良率先提出反对，说：“王皇后出身名家（太原王氏），当年对先帝很孝顺。先帝病重时，牵着臣的手说：‘我儿子和儿媳妇今后就托付给你们了。’这些话陛下也都听过，难道忘了吗？王皇后没有其他过错，不可废。”

唐高宗听了，感到不悦，过了一天，又谈及此事，褚遂良接着说：“如果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请另选名门望族出身的女子。武昭仪以前侍奉过先帝，如今立她为后，天下人要怎么看？”说罢，褚遂良以罢官为要挟，置笏于殿上，叩头流血。

唐高宗大怒，但很快沉住气，转头去向另一个元老大臣李勣征询意见。明哲保身的李勣以一个看似中立的态度回答高宗：“此乃陛下家事，不应该问外人。”

得到军方大佬李勣的默许后，唐高宗终于露出皇权的爪牙。当时，守卫长安宫城的左右羽林军将领被换成了张延师和薛仁贵，他们都是唐高宗的人，长孙无忌虽然位高权重，但没有军队的支持，也只能坐以待毙。

这一年，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辅政大臣的反对，正式下诏，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

武后上位后，唐高宗很快对长孙无忌为首的政治集团展开清算。

唐高宗以褚遂良“悖戾犯上”为由，将其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为都督。此后，褚遂良接连被贬，从潭州贬到桂州（今广西桂林），最后死于爱州（今越南清化）。生命弥留之际，褚遂良上书高宗，诉说自己为唐朝做出的功劳，以及对高宗的拥立之功，希望高宗哀怜，但唐高宗无动于衷，坚决不赦免。

作为皇帝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也未能幸免，他被唐高宗和武则天提拔的许敬宗构陷成谋反罪。

唐高宗以“仁孝”著称，起初还装作不忍心处罚舅舅的样子。许敬宗却上奏说：“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

在许敬宗的反复劝说下，唐高宗定长孙无忌为谋反之罪，削去官爵，贬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没过多久，朝中派出官员，再次审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被逼自缢，其家产被抄没，家人被流放岭南，正应了吴王李恪当年的那几句咒骂。

在废王立武之后，唐高宗做了一件事，也可以看作其打压关陇集团的做法，即显庆四年（659年），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氏族志》是唐太宗修成的一部重新确定士族等级的书，当时主要是针对余威尚存的门阀士族。时隔二十多年，唐高宗再修《姓氏录》，亦是为了打压旧贵族，扶植新兴的庶族地主，规定“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此后，越来越多的科举士子进入朝堂，朝中权力集团的僵化得到改善，也为大唐不断输入新鲜血液。

在《姓氏录》中，唐高宗为了提高武则天的声誉，“以后族为第一等”，这也是对褚遂良等人当初批判武则天不是出身“天下令族”“礼教名家”的回击。

对此，学者胡戟阐发陈寅恪的观点，认为废王立武之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一个多世纪里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几百年后残存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

直到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才为舅舅长孙无忌平反，那时，其党羽早已烟消云散。

二圣临朝

对外，唐高宗开辟疆土，四夷宾服，不失为一代雄主；对内，唐高宗打压权贵，对权力集团重新洗牌，也颇具政治手腕。

长孙无忌当年推荐李治为储君时，说他为人仁厚，可为守成之君。唐高宗确实没有辜负舅舅的期待，他在位时勤于政事，经常命地方的州刺史入京，“问以百姓疾苦”。

针对贞观后期出现土地兼并加剧的情况，唐高宗下诏“禁买卖世业、口分田”，以此保持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每当天下发生较大自然灾害，他也能及时地开仓赈济饥民，慰问百姓。

唐高宗重视民心的一点，还在于他坚持少用民力。

大臣来济曾经上书道：“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则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唐高宗听从其建议，下诏减免劳役。

但是，唐高宗偏偏没有一个好身体，常年为“风疾”所扰，严重时头晕眼花、目不能视。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同时还伴随着高度近视、神经衰弱等。

这种慢性疾病，重在调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作为皇后，成为唐高宗的得力助手，开始参预国政，出现了所谓“二圣临朝”的局面。

“二圣临朝”并不是说唐高宗成为傀儡，由武则天掌权，而是唐高宗委托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一方面，唐高宗发病时难以处理政事，需要一个可信任的人来协助他，而感情亲密、才能出众的武后是不二人选；另一方面，武则天要参与政事，只能在唐高宗的许可下进行，她权力再大，也难以超越皇权。

唐高宗后期，还有多次骑马射箭、围场打猎的记录，这说明，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唐高宗依然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唐高宗晚年（点击阅读），也和父、祖一样陷入了选择储君的困扰。他和武则天所生的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弘被当作储君培养，却体弱多病，年仅24岁就溘然长逝；次子李贤才思敏捷，却不得武则天喜爱，因罪被贬。于是，唐高宗只能将储君之位交给平庸的三子李显（即唐中宗）。

直到临终前，唐高宗口述遗诏，在权力分配上进行了耐人寻味的安排：“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为后来武则天专权埋下了雷。

唐高宗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洛阳度过。

高宗在位期间，关中地区多次出现大旱，粮食歉收。受粮食困扰的他，为了更方便获得隋唐大运河输送的资源，多次巡幸洛阳，在东都处理政事。

永淳二年（683年），病重的唐高宗在东都洛阳下达了一道改年号的诏书，之后想要登上则天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为自己祈福，却气喘不能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到殿前听宣。

典礼结束后，唐高宗问侍臣：“黎民百姓是否欢喜啊？”

大臣们说：“百姓蒙赦，无不感动喜悦。”

唐高宗感慨道：“苍生虽喜，我命危笃，若天地神祇能够延续一两个月的寿命，让我回到长安，死亦无恨。”

当晚，唐高宗李治在洛阳贞观殿去世。他在位34年，大半生叱咤风云，但他生前最后的愿望，只是回到长安，那里是大唐的都城，也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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