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太猛,容易英年早逝

元祐八年(1093),执掌大宋朝政近十年的女强人高太皇太后,病倒了。这一次的病来得很猛,62岁的她,估计是熬不到冬天了。

作为太皇太后的“乖孙子”,时年17岁的年轻天子宋哲宗赵煦,内心竟无比高兴。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再也没有一个讨厌的女人在他身后监督训示他,他终于感受到天子这个身份带给他的权力。

与此同时,面对高太后病危的情况,苏辙、吕大防、范纯仁三位大臣却颇为闹心。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支持高太后恢复旧法的保守派大臣。

就这样,一位皇帝和三位大臣共同前来探视高太后的病情。

男人太猛,容易英年早逝

对于四人的到来,处于弥留之际的高太后自然明白,这也许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能够干预大宋帝国政治走向的机会了。

于是,她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压抑许久的肺腑之言:“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她担心自己走后,宋哲宗会对自己秋后算账。同时她要求,支持她垂帘听政的苏辙等三人趁早提交辞呈,离开朝堂,去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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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太后的遗言,四人似乎都没有听进去。

高太后病逝之后,宋哲宗重夺权力,成为大宋帝国真正的主人。他将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中,清算一切当年反对他父亲宋神宗实行新法改革的大臣,全面恢复新法。

当然,清算的名单中,包括了苏辙、范纯仁、吕大防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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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三人,宋哲宗表面上仍旧表示尊重。

比如对吕大防,太皇太后走后,皇帝任命他为山陵使,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的身份知颍昌府,后为了方便他养老,又降旨让他知永兴军。并亲自告诉他,您先回家,朕接下来对您有重要的任命。

但事实上,在以改革派为首的御史和谏官的建议下,宋哲宗最后让吕大防到偏远的安州(今湖北安陆)上班。

而范纯仁、苏辙两位,一个最后落户永州(今湖南永州),一个流落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在当时,越往南,越偏僻。像苏辙这种直接被安排到广东的官员,估计皇帝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活着回来。

宋哲宗为什么如此仇视这群大臣?

这恐怕还得翻翻以前的“旧账”。元丰八年(1085),二月,宋哲宗的父亲宋神宗赵顼英年早逝。由于神宗驾崩之前未确立储君,根据年龄齿序,高太后将宋神宗第六子(宋神宗前五子均夭折)、9岁的赵佣推上了皇位,改名赵煦,是为宋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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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年龄尚小,其生母又是个位分不高的妃子,朝政自然由高太后主持。

不过,高太后对儿子宋神宗那套“新政”并不感冒。年纪渐长的她,早已不禁折腾。比起处处改革的王安石变法,她更希望恢复“祖宗之法”。

而宋人的祖宗之法也并非单指某一套行政体系,而是从宋太祖时代以来,每代皇帝治国方略的总和。简单来说,就是大宋皇帝的经验治国系统。

从宋太祖开始,为了弱化武官的影响力,维护大宋帝国安稳,历任皇帝更喜欢以“崇文”为核心进行国家治理。但这却导致了宋朝在对外战争上屡屡败北的局面,从而增加更多的岁赋,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很显然,高太后所崇尚的“祖宗之法”更容易将宋朝带入深渊。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是巨大的,出于综合考虑,高太后最终选择了“祖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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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大宋政坛画风突变。曾经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改革派通通被清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先前不受欢迎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

为了让宋哲宗成为像宋仁宗那般令天下人动容的明君,高太后可谓用心良苦。她为宋哲宗寻来了苏轼、程颐等大宋文坛天团成员,力图打造一个“宋仁宗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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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奶奶的高太后,盼着孙子好也正常。可高太后对孙子要求太严,不仅用一批老宫女替换掉原先照顾宋哲宗的“自己人”,还经常要求孙子与自己一起就寝,方便教育。

平心而论,这种待遇,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还行;但哲宗即位时,已经9岁,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能感受到的束缚感将越来越重。

而打算让孙子按照自己预设路线发展的高太后,或许曾经何时,心中也有想成为宋仁宗母亲刘太后的想法。

据史料记载,宋哲宗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以朕在朝堂上“只见其臀背”,来表达当时大臣对皇帝的不尊。

在高太后执政期间,宋朝还发生了司马光割地换俘虏事件。

为了进一步削弱新政对朝廷的影响,司马光提出建议,归还在神宗年间占领的西夏边境,以换取因战争被俘虏的大宋士兵。尽管不久后司马光因病去世,但此提案最终还是获批。

对此,身为皇帝的宋哲宗却没有机会提出反对意见。就算提了,也没人会搭理他这个小孩天子的意见。

在宋哲宗的前半生,他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意义,就是不断模仿宋仁宗的言行举止,整日抄抄写写,背诵儒家经典。久而久之,他当然烦。而且,读这么多书,不都为了治国安邦吗?可即便到了他该亲政的年龄,高太后也继续让他等着。他能不恨吗?

时光荏苒,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宋哲宗算是受够了。

因此,高太后刚刚病逝,浅尝权力滋味的宋哲宗,才一下子没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在北宋官场掀起了一波换官热潮。

除了苏辙、范纯仁、吕大防等上述提及的官员,身为帝师的苏轼、程颐等人也难逃被罢黜流放的厄运。就连早已去世的司马光等人也被追夺官爵,子子孙孙皆遭贬斥,就差没挫骨扬灰了。

总之,那些在他成长路上曾经用屁股对着他的官员,悉数被清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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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群坚持实施旧法的大臣的后盾,高太后即便早已归西,也仍如其临终时所料,宋哲宗最终还是将她形容成“老奸擅国”。要不是哲宗生母以及神宗向皇后等人苦苦哀求,估计高太后的皇后之位也会被追废。

年轻皇帝的权力报复,是如此的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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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从亲政之日起,就纵容改革派大臣对保守派进行打击报复,但这还远远不够。

在他眼里,元祐是旧时代的产物,也是他作为天子被大臣和老太后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黑暗时光。他需要改元,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皇帝。他要立威,而且事不宜迟。

在和平年代下,皇帝改元一般宣布从第二年才开始正式更改年号。但宋哲宗明显等不及了,他不惜用篡夺皇位者才会即刻改元的形式,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他的命令下,元祐九年(1094)直接改元绍圣元年。

所谓绍圣,就是追忆圣贤的先人。很明显,宋哲宗追忆的是先皇宋神宗。

为此,他将曾主导神宗时代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请入太庙,配享神宗庙庭。同时,下旨召回贬放外地的章惇,让其以熙丰改革党领袖的姿态回归朝廷,并下诏要求各地全面恢复神宗年间实行的熙丰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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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熙丰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激化国家与社会上层之间的矛盾。因此,重新提议恢复新法的宋哲宗不得不就此做出综合考量。所幸,神宗时期君臣的“摸着石头过河”,使宋哲宗在绍圣年间重新推行时有了更多的经验借鉴,变法的可行性也大幅提高。

比如绍圣年间实行的青苗法,即以元丰年间(宋神宗年号,1078—1085)青苗法为基础加以改进。最早的青苗法,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业信贷,将原有的国家储粮折算成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百姓,在缓和民间受高利贷盘剥的同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20%的利率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到底还是高了。于是,“止一分之息”成了绍圣青苗法最大的特点。

此外,各级官吏“不得抑勒”也是绍圣年间变法的特点。所谓不得抑勒,就是禁止官员在收取各项税款时私自加码,同时不得对政府实施的税赋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确有困难的穷苦人家,官府开通申诉通道,允许百姓上门诉苦,由官府重新厘定百姓资产,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收税。

尽管宋哲宗全面恢复新法的举措,多少有对高太后以及那帮遵循祖宗之法的旧臣存在报复的心理,但不得不说,新法经过绍圣时期的变革后,更加适应宋朝的社会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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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会要》统计,到了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全国人口总数已达1996万余户,较宋哲宗刚即位时元祐元年(1086)的1795万余户增加了200万户。宋朝国力蒸蒸日上,也便有了与周边国家硬碰硬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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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由于摒弃了改革派通过变法强军换回来的西夏边境之地,宋朝对西夏的压倒性攻势只能暂缓脚步,故宋朝对西夏的战略以防御为主。

可即便如此,在元祐年间的洪德堡之战中,处于守势的宋军仍在章楶的率领下,以“敌进一舍,我退一舍”的方式诱敌深入,再利用自宋仁宗时便在宋、夏边境线上修筑的大大小小数十座堡垒,沿线蚕食分割西夏军队,致使对方惨败,仅主帅梁太后一人单骑逃回。

如今,宋哲宗亲政,凭借延续熙丰新法打造出的强盛国力,他已相当不满早年间向西夏割地换取和平,还要遭人家不断挑衅的局面。从绍圣元年(1094)到绍圣三年(1096),宋哲宗重点着手规划宋、夏边境的军事战略。

首先,以主战的改革党死硬派吕惠卿代替力主求和的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多次劝阻宋神宗攻打西夏)出任鄜延路经略使。紧接着,又将其他三路经略使逐一换成主战派人士。同时在宋廷中央,由宋哲宗主导重建宋、夏战时指挥体系,力求作战整体上下统一,全力发挥大宋战争武器的强大威力。

虽然宋朝从上至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宋、夏两国间的边界划定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若师出无名,随意攻打西夏,那跟西夏侵略大宋疆土有何不同?

为此,在宋哲宗的监督和命令下,准备妥当的宋军在绍圣三年发起了第一波挑衅西夏部队的浅攻态势。在短短50天时间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组织了14次小规模的军事试探行动,每次皆以小胜告终,其意在引诱西夏大军发兵攻宋,从而为宋军光明正大地出兵收复失地、扭转局势提供机会。

果不其然,西夏军队上当了。

绍圣三年九月,不堪宋军多番侵扰的西夏,在梁太后及西夏皇帝李乾顺的率领下,集结大军向吕惠卿镇守的鄜延路一线发动攻击。结果,在鄜延路首府延州(今陕西延安)遭遇吕惠卿大军奋力抵抗。眼见西夏大军一时无法突破宋军防线,梁太后调转枪头,率领大军攻向仅2800名守军的金明寨,以50万之众的碾压性攻势,一举夺下了金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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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为了向宋朝炫耀战绩,西夏曾致书宋朝,称“国人共愤,欲取延。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言外之意,这次先给你点教训,下次要你好看。

不过,当这封书信呈送御前时,宋哲宗却一笑置之。毕竟西夏50万之众不敢正面硬刚鄜延路,转夺一个不足3000守军的小寨子,即便赢了,也不足一提。

眼见宋军一改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梁太后明白,即便举西夏倾国之力,也难撼动宋朝。于是,她开始巴结宋朝北边的强敌——辽国,希望借助辽军南下,与西夏合兵一处共讨大宋。

此时的辽国正处于辽道宗耶律洪基执政末期。这位坚持与宋通好,临终前还不忘告诫子孙“切勿生事”的君主,自然清楚梁太后投诚的本意,但他不愿违背原则,到头来也没发过一兵一卒侵宋。

眼见没有办法使唤辽国加入“两家分宋”的众筹项目,梁太后只能单打独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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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绍圣四年(1096),尽管没有辽兵援助,但西夏与北宋间的军事摩擦仍此起彼伏。

自从经历了金明寨“惨败”后,宋军边帅们明白,必须依靠一座军事前沿堡垒,才能更有效推进宋、夏之间的战事。

于是,泾原路经略使章楶结合宋、夏两国多年战争的现实以及地形地势等战略因素,向宋哲宗提出“择地筑垒”,夺取天都山,控扼横山,“据形胜以逼夏”的建议,并获得批准。

随即,中国基建史上的奇迹——平夏城和灵平寨在章楶的统筹下,仅花了22天的时间便矗立在石门江口和好水河南岸,成为决定宋、夏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

为了提升平夏城的综合作战实力,章楶进驻后,又以该城为中心,修建起一系列堡垒,使之形成完整的作战体系。而平夏城所据之地,恰巧位于天都山脚下,扼守河西走廊,距此不远,则是西夏军队的一个兵源据点,正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平夏城建成之日起,章楶就断言,西夏一定会发兵进攻。

从绍圣四年到元符二年(1099),为了争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西夏大军在梁太后的率领下,曾两度围绕平夏城发动战争。尽管西夏人多势众,可由吕惠卿、章楶率领的宋军却也不是好惹的。西夏连着两次发动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而由梁太后主导的西夏国内境况,与元祐年间的宋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由于侵宋战争的接连失败,梁太后在西夏国中的威望骤然下降。不久,热衷于侵略宋朝的梁太后,被其宗主国辽国以一杯毒酒赐死(一说病死),结束了她疯狂的军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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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间战争的“大比分”获胜,让一直以来挨打的宋军军威为之一振。

在人们纷纷感叹宋哲宗是一代英明神武的君主时,似乎连上天都愿意给予这位年轻天子再度展现自我的机会:就在宋、夏战争刚刚落下帷幕,西边的青唐唃厮啰发生了内乱。

青唐唃厮啰即唐朝时期吐蕃王朝的延续,其大致活动区域位于今天的西藏。当时,青唐唃厮啰赞普(相当于吐蕃国王)阿里骨去世,为了权力,阿里骨的继承者们大打出手,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因此,驻守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宋朝将军王赡向朝廷进言,可借机收复青唐之地,进一步扩大拓边成果。

此提案上奏朝廷后,改革派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以曾布为首的部分人士认为,青唐所占之地多在黄河以北,如果将其纳入国土,创置郡县,则未免有些鞭长莫及,作用不大。但章惇等人认为,青唐地区临近河西走廊,如果将其纳入国土,将来宋朝在西线作战上将处于有利位置。

最终,宋哲宗同意了章惇等人的意见,相继派兵攻下了邈川(今青海乐都)、青唐。

然而,事情到此却有了反复。由于青唐地区人员成分复杂,宋军刚攻下城池,便以屠杀吐蕃人作为稳定城市治安的主要手段。这导致先前已经归顺宋朝的酋长开始反水,他们以招抚叛乱的名义出城,联系西夏以及吐蕃残部聚众闹事,堵塞邈川至青唐的交通路线,袭杀宋军。宋朝最后不得不放弃青唐。

但总的来说,宋哲宗大力拓边的成果较宋神宗、宋仁宗等先辈要辉煌许多。正如吕惠卿后来所说:“自有国以来,用兵西方,而能所为必成,所伐必克……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

宋哲宗的“武功”,在宋朝上下反响强烈,人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位明君。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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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哲宗的去世,历史上未有定论。

在官方对外公开的记录中,宋哲宗的病情有如下描写:“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垂危。”意思是进入冬天后,宋哲宗老是感冒,以致积劳成疾,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而在改革派大臣曾布写的日志《曾公遗录》中,却说他当时了解到的宋哲宗症状是“精液不禁,又多滑泄”,言外之意,宋哲宗死于性生理疾病。

支持这一观点者,以曾经的宰相吕大防的夫人所见所闻为证言。据吕大防的夫人亲眼所见,陛下“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但这最多只能说明宋哲宗成年后,后宫女人不少,却无法证明其纵欲。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从宋仁宗开始,宋朝的皇帝在子嗣延续上都大伤脑筋。先是有仁宗在位四十余年未得一子的尴尬,紧接着又有神宗的前五子全部夭折,皇位落到老六(即宋哲宗赵煦)头上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从宋哲宗即位的那一刻开始,宋朝皇帝的传宗接代任务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而高太后执政期间,对宋哲宗管控极严,想要提前完成“造人”任务,绝无可能。待其亲政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抽空完成这些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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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哲宗少年,乃染疾咯血,而极讳病。二三年间,咯唾不能进唾壶,只使左右内侍以帕子承唾。”也就是说,宋哲宗从小就身子弱,经常痰中带血,时间持续两到三年。由此可推测出宋哲宗身体有崮疾,而非纵欲过度。

在明知自己身体不好的前提下,宋哲宗仍为大宋皇位的传宗接代做最后的努力。终于,在元符二年八月,他迎来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赵茂。然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仅三个月便夭折了。赵茂的去世,也成了压垮宋哲宗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元符三年(1100),事业上刚有些起色的宋哲宗突然病逝,年仅24岁。

他的身后留下一个强力变法后强盛的大宋帝国,却终因无子,导致帝国所托非人。在其驾崩的25年后,盛世大宋戛然而止。

在金军的铁蹄下,曾经骄傲的大宋皇室沦为阶下囚。这悲惨的一幕,是奋发雄起的宋哲宗至死都想不到的。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

[宋]曾布:《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

王云海:《宋会要辑稿考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方诚峰:《元祐“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张劲:《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郑锋:《北宋熙丰、元祐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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