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了千年，却一夜被废

甲午战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开端。作为从战争与议和里踉跄走来的亲历者，李鸿章这样追论甲午中日战争：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

三十多年之前被列强欺侮生逼出来的“自强”与“求富”，其要点在于“师夷长技”，借用西人之技术，守护中国之固有。甲午一败，“真相”露出，彻底摧毁了洋务一派的幻想。

一向为人轻视的东方岛夷，竟然在一场战争里打败了中国，这对当时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日本人是靠什么赢了这场战争呢？时人给出的答案就是两个字：变法。日本人正是通过明治维新，变用了西法，从而完成了蜕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胜利反倒为中国提供了变法图存的案例和说服力。

于是，中国人开始审视身边熟视已久而又习以为常的事物和现象，从熟识之中寻出不合理，从日常之中寻出不寻常，以期舍旧图新。近至“二百余年来之历史”，远到“二千年来之政”，武备、财赋、科举、缙绅、漕运、农事、水利、民智、心术、文字等等无一不遭到怀疑与质问。所谓“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变法之风刮遍朝野上下，而作为中国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最大的“旧道理”，科举也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1898年6月，康有为在颐和园应召，面见光绪皇帝。

康有为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就一直想要进入政治的舞台，挽救民族之危亡。上书皇帝，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拜谒翁同龢，年轻的康有为，一路叩门，一路碰壁。出都之日，愤然写下“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的诗句，一腔热血难以抒发。而如今，他就站在皇帝面前，接受皇帝的质询，陈述着自己的主张。

他对光绪皇帝说: “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直接将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八股误国。

光绪帝明确表态赞同，并且补充道：“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问道：“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帝说：“可”。康有为继续说道：“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自下明诏，不要交给各部议论，如果交由他们议论，守旧的大臣必定反驳。”光绪依然赞同：“可”。

此番君臣对话，十分耐人寻味。八股文祸国殃民，要为割地赔款等失败负起全部责任，言辞十分之激烈，似乎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可见二人变革的决心。一个有为的皇帝，和一个受到重用的变法者，他们在甲午战败之后兴起，正欲大展宏图。

不久之后，光绪帝便颁布了废除八股诏令，改科举、兴学堂渐成朝野聚焦点。此后科举改革的目标，是要将无用之学改为有用之学，以救亡图存、匡时济世。

01

其实，关于科举的改革早在康乾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康熙二年至六年，就曾废止了八股文。但周而复始，其弊端始终都在。

科举自诞生以来，以力行公平促成政权的大幅度开放，为士人造就了“白衣公卿”的可能。为了保证公平的选举，考试内容由诗赋变为经义，由经义变为《四书》，之后又由《四书》推演出八股文体。知识标准一变再变，逐渐走向狭隘，形成了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一种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共存于一体的局面。

选举虽然面向大部分人，可是选出来却都是“无用之人”。乾隆朝军机大臣鄂尔泰曾一语道破天机：“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学校则与科举有根本的差别，前者重在育材，后者重在造士。学生所追求的是学问，生员所考虑的是背诵经义。因此光绪才会感叹中国尽是“无用之学”。

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主导科举的改革。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科举》，他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科举为第一义。”并提出改革三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主张废除科举，以学校为取士之源。中策是开设实用的科目，招揽实学之人。下策是考试要注重策论，不要只是重视八股文。

1898年，由于维新志士们的宣传，变通科举的声音达到了高潮。朝廷内外纷纷上书，请废止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皇帝也反应迅速，立即表态赞成。

在此之前，维新派并不敢奢望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除上达天听外，主要精力放在接触那些赞成变法的疆臣上。比如为人稳健的张之洞，就与维新派十分谈得来。他们在变科举方面不乏共识，张之洞曾经对梁启超说：“ 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他所撰写的 《劝学篇》第八即为变科举。只不过措辞稍微委婉一点，谓之“斟酌修改”，但主张却与维新派的要求大体相同。

1898年7月4日，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上《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提供了全面的方案。

7月1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以张之洞的设计为蓝本，颁布废八股之后的新科举方案：第一场考试，考察中国历史与政治；第二场考试，考察西学和时务，包括世界各国之政治；第三场才是四书五经。

通过考试内容和场次的安排，引导士子重视西学和实学，如果应试者不能跟随趋势，第一场开始就遭淘汰。但同时不废经学者，才能最终取中，也彰显了中学为体的要求。这一设计可谓是煞费苦心，虽然连梁启超的下策都没做到，但是这样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所接受，引起的社会动荡就小得多。

至此，关于废八股、改科举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改革运动，被张之洞的“稳健方案”所取代。可惜的是，这样温和的改革很快就遭遇了戊戌政变。政变发生在9月21日，慈禧首先解决的是军政大权问题，到了10月9日，便有太后懿旨，对基本上尚未着手进行的科举改革开刀了。

终究还是昙花一现。等到清廷再次重视科举改革之时，已是庚子事变之后。

02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师，慈禧在颠沛流离中逃往西安。

之后，在《辛丑条约》的屈辱面前，即便是再顽固不化的人，也知道不变法不足以应变局、救时艰，甚至连清廷都保不住。于是，戊戌新政腹死胎中两年之后，慈禧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广泛搜求征集中外官员的变法意见。

一场史称“清末新政”的改革开始了。

虽然朝廷宣布变法，但两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士人和官员心中，这使他们不得不费心揣摩朝廷的意图，以至于在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竟然没有一个督抚大臣复奏。

知权达变的张之洞也一直在观望，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

然而张之洞还是抱有疑惑，他虽然从鹿传霖处得到朝廷“决无成见”的说法，但鹿传霖莫名其妙地加了一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的忠告，又让张之洞背脊发凉，不由得束手束脚。

在疑惑之中，清廷的新政缓缓开始。问题还是戊戌年的那些问题，关于变法的措施几乎也与两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拿过康有为等人的接力棒的是清政府的一些朝臣和疆吏。

1901年1月13日，山东巡抚袁世凯致电张之洞等人，率先提出枢臣与疆吏合力共挽危局的对策。接着，两广总督陶模在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打响了第一炮。

4月，袁世凯上奏，建议逐年减少乡试的名额，另增实学一科。减少的名额，加在实科之上。张之洞紧随其后，赞成科举减额，十年之后，旧额减尽，所有士人全都出自学堂。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目的就是要缓停科举。

历史便是如此讽刺。按照张之洞原来的变科举思路，应该比康有为废八股改策论的激进策略要保守许多，似乎科举只是在内容上略作调整，形式上可以基本维系不动。可是仅仅过了几年，张之洞反倒成为那个激进的人。

然而清廷还是那个顽固的大本营。大人们只是支持办学堂，对于停科举依然是谨慎小心，仅选择能够表明改革决心而又影响不大的举措来应付。

那些相对激进开明的督抚大员急了。

曾经的科举落榜者，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再次找到张之洞，主稿了一篇奏议，催促朝廷尽快将科举减额，明确指出科举不废，则人人有侥幸观望之心，无人肯上新式学校学习。

张之洞本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但袁世凯急于求成，并未照办。两位朝廷重臣的奏议，还是如同打在棉花上的拳头，得不到回应。

朝廷里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大了起来，都在讽刺袁、张二人得罪列祖列宗。当时身在中枢的王文韶甚至说：“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

至此，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03

清廷虽然多次力促兴办学堂，不少地区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学堂教育就只能在夹缝中求存。也就出现了种种乱象。

湖南巡抚赵尔巽欲将省城诸书院改为学堂，被湘中士绅竭力劝阻。这是地方阻力。

河南禹州三峰实业学堂，教学仍仿照旧式书院聘请“山长”，主要课程竟然是讲解《论语》。山长不禁自嘲“盖名曰实业学堂，而所讲并无实业，不足应学务处之调查也”。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新学堂入学者踊跃，但每当会试期到，大部分人因家长的督促或者出人头地的自觉，还是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举，甚至停学在家，准备考试。在科考期间，就连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这是脚踏两只船。

有考生在策论中，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与英国名将威灵顿战于某地”解释为威灵顿手拿破坏之轮，而将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当成仁在堂所卖药品的商标路德。这是所谓“洋八股”。

新旧交替之时，人们对“旧道理”有着惯性的依恋，再加上科举考试程式相对完善，应试举子们又是轻车熟路，自然憧憬向往。学堂成效太慢，所学的知识又涉及声光电及西方各国政治，远不如三年一试的科举简单。因此，只要科举的机制还在这里，那么它对学堂学生的吸引力便不会磨灭。学生不安心在校学习而热衷于追逐科举功名，使得学堂的教学秩序不断受到干扰，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运作。

这是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认为科举妨碍学堂的缘由所在。

《万国公报》曾列举了当时新学面临的多重阻力，其中就包括：经费之不足、良师之难得、延请之教习不当、中西课本之未定等等。简而言之，就是钱不够。

新学堂是学外国的，到处都要花钱。教学器械要花钱，教科书要找人编写，还要根据时事修改，同样花钱。学堂里的学生要学体育、学英语、学声光电，这些都是原来私塾的教师教不了的，必须从外面高薪聘请。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学堂就是一只吞金的猛兽。

科举制下的私塾是一种低成本的教育。士子们看的书可以是几百年前的，甚至是几千年前的。请的老师大都是经历科场的老人，有着丰富的应试技巧。如果说办私塾只需要十两银子就可以运作一年，那么学堂聘请一个老师可能就要十两银子。

钱从哪里来？

虽然清王朝号称帝国，但是清政府是个实实在在的小政府。它的管理模式更像传统的无为而治，用极低的管理成本，治理广袤的国土。它能在中国大地落下脚跟，很大原因就是“永不加赋”的政策。国家不与民争利，减少作为，这样就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

然而，当外国的坚船利炮叩响国门，清政府没办法安稳下去了。外来的压力逼得中国人去竞争，去“富国强兵”，而这一切都迫使清政府向一个有作为的政府转变。

办海军要钱，办制造局要钱，办学堂也要钱，还要抽出一部分给皇室的奢靡消费。这些钱都要从政府手里出来，政府没有就只能向民间筹款，或者向外国借债。借债是卖国，向民间筹款又会激起民变。

这基本上是一条不归路。不改革就是死，可是改革需要用钱，而清政府既没有钱，也没有花钱的能力，这基本上也是条死路。

张之洞、袁世凯缓停科举的计划是好的。科举与兴学堂并行，本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相辅相成之正道，在初期出现一些乱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清朝没有时间了，人们急于观看改革成效，急于拔擢匡时济世之才以救亡图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掌权的督抚们认为，要走出这个怪圈，唯有以断臂的形式突破僵局。

04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在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进呈《奏定学堂章程》时，附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这是新政时期第三次联衔奏请递减科举。

这份奏议主张自1906年起，科举每科分减名额三分之一，等到十年三科后名额减尽，立刻停止乡试。以后生员即可尽出于学堂。此奏还是之前的老办法，采用渐进的方式将科举制消饵于无形。

在中外的压力之下，清廷最终还是松口了。因为慈禧也明白，废不废科举只是两个毒药选择其中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慢性死亡总比被外国或者内部推翻要好。

慈禧未必不知道科举之弊端、改革之必要，但主要还是想的是清王朝的统治。她“意欲竟废科举，则恐扰乱天下士心，不废科举，又恐学堂学生不肯向学”，只好同意减额渐停。

据说张之洞与慈禧曾有过一次对话。

张之洞在接受慈禧召见时说：“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亦究属空言。比如，臣就是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进场考试，也不是不能写策论。可是要问臣以声光电化学，则臣一无所知。可见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

慈禧问道：“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

张之洞回答：“废除科举之后，不便的人只是三四十岁的老生员，年力富强者都可以入学堂。而三四十岁的老生员也可以当小学堂之教习，并非科举一停，就无事可作。况且并非当下立刻罢废科举，三科之后，不能登第的人都已经五十岁了，还能再科举吗？所以不必担心士人之心。”

好说歹说，慈禧这才同意。

然而1905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打乱了张之洞的计划。这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的京师五年禁考即将解禁，乡试要开始恢复，朝中竟然有人说要重修贡院。

京师贡院是清廷举行会试之所，千万士子心中的圣地。这次修复京师贡院的讨论，正值清廷批准渐停科举的次年，时间点相当微妙敏感。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惊骇不已。他本人曾历任数省学政，主管科举事务，深知贡院与科举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惊呼：“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

因而，更剧烈的要求由袁世凯等人提了出来。1905年9月2日，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上折，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

当时，日俄战争爆发不久。战争虽是为解决日本与俄国之间的矛盾，但战场却在中国，所争者为两国在华权益，而清廷竟宣布中立，这不但是大丢脸面的事，而且也是明显的亡国之兆。

更何况，一向以老大自居的沙皇俄国不敌新兴的日本，国人立马产生立宪政体优越的观感和印象。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国人无暇继续讨论中西新旧的优劣短长，从容观察学堂、科举的孰是孰非，朝野上下实际上接受了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以免在全球竞争中落入被淘汰的境地。

渐停定议仅一年多，便迅速跳跃到废除，并非全国学堂发展良好，完全可以取代科举，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时局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除了日俄战争的冲击以外，立宪的呼声已经到处可闻，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相继成立，革命已是近在眉睫之事。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问题上作出让步，1905年9月2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六位督抚联衔的奏议，下令废除科举。

至此，延续一千三百多年、与无数士子的前程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由清廷正式宣告终结。

士没有了，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深造。以前的读书人大都在农村，后来学校集中在城市，农村已经没有出路了。他们不愿意呆在农村，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一步步的衰落。个人和国家的命运都不明朗，很多人便选择了革命。

这就是清廷不得不选择的一瓶毒药。这次仓促的废除，也给后世留下足够多讨论的空间：该不该废？该何时废？该如何废？

只不过，时人是振奋的。《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一文评价废除科举制度的意义：“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的废除给当时人的感觉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早该废了，但是突然废除又有点激进。可以说，想要废科举的，非必废科举之人，而不想要废科举的，也不都是顽固不化的人。这就是科举存废背后新与旧之间的纠缠。

后来，张之洞有些后悔这个决定，谁也没想到这个稳健改革者最后却选择了激进的疗法，亲手推动国家向“新”进发。而1913年，早年的变法者康有为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原来的激进者在二十年之间，掉头而走，悔不当初，不肯再与“新”相往还。守旧者弃旧作新，革新者嫌新爱旧。

时代的跌宕起伏下，新与旧、中学与西学，还要在这片土地争论很久。

参考文献：

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中华书局1984

关晓红：《科举存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