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帝亲妈疑云

乾隆四十二年（1777），86岁的崇庆皇太后去世。

作为乾隆帝的生母，她这一生可谓享尽荣华富贵，年轻时为雍正皇帝侍妾，后因母凭子贵得以入主慈宁宫，为太后42载。乾隆帝自即位起，就发誓要以天下孝养生母，每逢出巡江南、五台山，亦或是东巡祭祖、木兰秋狝，总要奉太后一同前往。这使得崇庆皇太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太后。

得知母亲薨逝的噩耗，时年已67岁的乾隆悲痛欲绝。史料记载，太后入殓时，乾隆“哀痛号呼，擗踊无数”，完全失去了一国之君威严无比的形象。

随后，乾隆根据母亲生前遗言，将之葬于雍正帝的泰陵东北约1500米处的泰东陵，并上谥号孝圣宪皇后。

可自孝圣宪皇后入土为安起，坊间就不断传出她与乾隆帝并非亲母子的秘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01

关于乾隆皇帝身世的流言，贯穿整个“乾隆盛世”，就没停止过。其中，传得最有板有眼的，当属乾隆乃海宁陈家陈世倌嫡子的流言。

该传闻称，陈世倌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即日后的雍正帝）一家过从甚密。有一年，陈家夫人与雍亲王府福晋同时生产。当时，正值“九子夺嫡”的关键时期，雍亲王府的新生儿是名女婴，而陈世倌家诞下的却是个男婴。为了在“夺嫡”中占得先机，雍亲王便假意让陈世倌携其子入府与雍亲王府的“小格格”定个娃娃亲，进一步加强两家的关系。

陈世倌没有怀疑雍亲王的用意，就怀抱其子过府叙旧。谁知，等陈世倌酒酣饭饱后回家，才发现早上带出去的大胖小子，变成了千金丫头。陈世倌到底是官场中人，知道此事关乎身家性命，便没有声张。而那个被抱进雍亲王府的男婴，自此改名爱新觉罗·弘历，日后成为了万人瞩目的乾隆皇帝。

即位后，乾隆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遂趁六下江南之机，四往海宁陈家隅园与家人团聚。为了表达对陈家的亏欠与荣宠，乾隆将隅园改名安澜园，并赐予陈家“春晖堂”牌匾，以示自己孝顺亲生父母之意。回京后，他又把圆明园的“四宜书屋”拆了，照安澜园的模样重修，修好后，也改名“安澜园”，以使自己远在千里之外仍能经常感受“家”的温暖。

根据这则历史传闻，金庸在创作个人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采信了乾隆帝为汉人的观点，并在书中为其官配了个胞弟——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陈家洛试图以良知说服乾隆反清复明，结果遭乾隆背叛，间接害死了香香公主喀丝丽。

对此，金庸曾表示，在海宁一带，乾隆为陈家嫡子之事人尽皆知。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时，还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过营。也正是因为这段露营的日子启迪了他的江湖梦，在而立之年重温旧事时，才会以《书剑恩仇录》开启了叱咤文坛江湖的武侠人生。

那么，依照历史传闻和金庸的小说，是否就能说明乾隆帝为海宁陈家嫡子呢？

02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传闻中的“乾隆生父”——陈世倌到底何许人也。

史载，陈世倌是浙江海宁盐官人，清代名臣、康熙朝工部尚书陈诜的儿子。他为人素来“廉俭纯笃”，颇受康熙、雍正两朝皇帝的信任。自康熙年间考中进士起，就经常出任乡试考官，为地方督抚。雍正二年（1724），山东境内突发蝗灾，刚履新山东巡抚的他，立即前往各地察访灾情、监察吏治，直到救灾工作稍告一段落，才至济南走马上任。在任内，他奖罚分明，颇能体察民情，又崇尚节俭，注重地方防务。所以一任巡抚下来，他不仅令山东百姓记住了他的好，还让雍正皇帝对其能力有了良好的印象。

可即便如此，陈世倌在雍正朝还是没能顺利进入内阁。直到乾隆六年（1741），在历任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要职后，凭借年望的积累，陈世倌才获授文渊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陈阁老”。

如果说，乾隆真像坊间传闻所说是陈家的嫡子，那么，在雍正初年才当上山东巡抚的陈世倌是如何在康熙年间就搭上了雍亲王这条富贵线呢？退一万步讲，即便两人真有交集，凭借陈世倌“献子”之功，雍亲王即位后理应为其加官进爵，可这些，正史通通没有记载。

而更令相信这一传闻的人寒心的是，陈世倌虽然在乾隆朝得到了晋升，但乾隆帝对这位“陈阁老”却似乎不太满意。

在陈世倌的职位步步高升的同时，他也不止一次受到乾隆帝的训斥与降罪。例如，陈世倌于乾隆六年（1741）赴江南查勘水灾治理，乾隆帝就曾说：“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后来，乾隆十三年（1748），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参劾赵州知州樊广德亏空，与此事有关的陈世倌又被乾隆帝臭骂了一顿。按照惯例，这份奏折上呈内阁后，需下发给云贵总督审议，以示公平。但，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陈世倌和史贻直却直接忽略了这一步骤，将奏折直接发回给云南巡抚，让他照章办事。得知此事的乾隆帝勃然大怒，命将大学士陈世倌、史贻直等交部严查议处，同时降旨训斥陈世倌，称其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

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在早朝上对陈世倌为人“多卑琐之节”加以具象化解说，称陈世倌任山东巡抚时，曾与孔府达成协议，让孔府中人帮他在当地多购置田产。乾隆帝说，陈世倌一介浙江人，“于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余润”，根本不是大臣该干的正事。当时，乾隆帝下诏罢免陈世倌一切职务的同时，也禁止其搬迁到山东居住，要他在浙江好好反思己过。

按常理，倘若陈世倌与乾隆帝真有血缘关系，那么一向以“孝治天下”自诩的乾隆帝又怎堪从严从重处罚自己“亲生父亲”呢？更何况，陈世倌被革职且被禁止前往山东居住的场景，是文武百官齐聚的朝堂，乾隆帝就这样毫不留情地爆出“亲生父亲”的丑闻，难道不怕朝中有好事者借此事诋毁皇帝的孝心吗？

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人会拿着乾隆六下江南、四次驻跸安澜园的史实，来加以佐证乾隆与陈世倌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的确，乾隆在下江南期间，曾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次驻跸安澜园。但有意思的是，乾隆前两次南巡并没有下榻安澜园，而是去了扬州、镇江、无锡、杭州等地，视察了漕运，拜谒了孔林。直到第三次南巡，乾隆才选择驻跸海宁。而此时，距离陈世倌去世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已过去了四年之久。倘若乾隆真有孝悌之心，岂会在其“生父”故去后许久才驾临海宁呢？

那么，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时选择驻跸海宁陈家，究竟为何？

据史料记载，在其“三下江南”之前，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刚刚遭遇黄河改道引发的洪水侵袭。而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影响江浙一带的大河——钱塘江又传来了海潮北趋的预警。钱塘江海潮一旦北趋，大概率会导致位于钱塘江入海口的浙江海宁以及临近它的杭嘉湖平原受灾。这一片地区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是清朝最富庶，也是最为重要的租赋来源地。一旦因河工海防失守，其造成的损失无论对天下百姓抑或是国库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

海宁盐官镇恰巧就是钱江潮的最佳观测点，其沿江沿海的堤坝、石塘正是钱塘潮北趋后最易受到侵袭摧毁的一段。乾隆帝下江南选择到海宁，正是为了视察海塘工程——是出于公干，而不是出于私情。

相应的，在乾隆下江南的过程中，江南士绅大族带头保障皇家吃住，亦形成惯例。作为海宁盐官镇第一望族的海宁陈氏，担起接待皇帝驻跸的重任，自是情理之中，没必要进行过度解读。

03

尽管乾隆不可能是陈世倌之子，但关于其身世的传言并未停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有新的说法出现，有的说他是雍亲王府钱格格所生，有的说是汉女李金桂所生，有的说是热河傻大姐所生……

乾隆生母乃汉女李金桂的传闻，文字记录最早见于1944年《古今文史》半月刊上登载的一篇题为《清乾隆帝的出生》的文章，作者是当时上海滩鼎鼎大名的杂文作家周黎庵。

周黎庵称，这是他与近代著名学者冒广生闲聊时，对方无意间披露的。据冒氏的观点，乾隆的生母姓李，名金桂，在避暑山庄附近居住。有一年，雍亲王胤禛跟着康熙到热河打猎，射中了一头梅花鹿。雍亲王一时兴起，令人宰杀此鹿，饮用鹿血。鹿血温补燥热，雍亲王欲火中烧，难以忍耐，身边又无妃嫔媵嫱，遂与手下到避暑山庄附近寻女人。恰巧，李氏自外砍柴而归，胤禛顾不得许多，一把抓住李氏就上了床。之后，打猎归来的雍亲王将此事抛诸脑后，直到李氏挺着个大肚子到避暑山庄告御状，雍亲王才被意外得知此事的康熙帝臭骂了一顿。

为了解决李氏的身份与皇室血统之间的矛盾，在康熙的主持下，李氏于避暑山庄的马厩中生下乾隆后，即被赶出宫，而小皇子则被雍亲王的侍妾钮祜禄氏（即后来的崇庆皇太后）收养。乾隆登基后，知其生母不在宫中，遂每年拨款修缮避暑山庄马厩，以致于直至清朝灭亡，那里依旧保留着乾隆时代的遗迹。

事实上，这则传闻基本可以看做是“热河傻大姐乃乾隆生母”的2.0版本。

冒广生在清末曾做过热河都统的幕僚，那时清廷已日薄西山，在热河的官员以及避暑山庄的老太监们没事就喜欢追忆往事，顺便撰写一些文学创作。清朝国力日趋衰落，乾隆时期作为帝国盛衰的转捩点，本身就是最大的谈资；而编排其生母的身份，很符合逸事小说“博眼球”的创作逻辑，也有借此贬低乾隆朝及乾隆帝本人的意思在里面。乾隆生母外号“傻大姐”，是热河一个工匠之女，在选秀女时被拉去充数，结果被选上，进入雍王府……故事就这样产生了，但要以此为信史，很难令人信服。

避暑山庄李金桂的版本，同样是这种编排的产物，纯属子虚乌有。

04

不过，传闻乾隆帝为雍亲王府钱格格所出，倒不算是信口胡言。

据《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记载，雍正元年册妃大典上曾颁布过一道圣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而在乾隆六年钦定的《清世宗实录》中，相同时间颁布的一道谕旨中却写明：“甲子（指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圣旨，除了耿氏和宋氏的位份张冠李戴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格格钱氏封为熹妃”变成了“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据此，清朝皇家族谱《玉牒》一锤定音，记载称：“世宗宪皇帝（雍正帝）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于雍和宫。”

但，看《玉牒》上关于皇帝身份的表述，清史学者郭成康却认为，这并不能排除后世在编撰乾隆身世时，故意篡改其中内容的嫌疑。为此，他作出了三种猜测：第一，格格钱氏与格格钮祜禄氏为同一人，只是官方记载谬误；第二，格格钱氏与格格钮祜禄氏并非同一人，格格钱氏生下弘历，但因身份地位不高，再加上是普通汉女的缘故，在雍正秘密立储时，为免有人非议后世之君，遂将弘历过继给出身满洲名门的熹妃钮祜禄氏为嗣；第三，汉女钱氏因某种原因为四品典仪凌柱献入皇宫，生下弘历，雍正将其封之为熹妃时仍依原姓，尔后，弘历被秘密立储，钱氏才改姓钮祜禄氏，遂有“钮祜禄氏为熹妃”的记载。

此外，根据郭成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雍正朝册妃圣旨的底稿为翰林黄之隽的手笔，在这份圣旨底稿中，黄之隽也是将熹妃写成“钱氏”，似乎说明官方记载的确存有猫腻。

清史学者杜家骥在黄之隽手书的熹妃册文底稿中，发现了关键信息：“咨尔钱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柔嘉懋著，夙效顺于中闱，礼教克娴，益勤修于内职。兹仰承皇太后慈谕，以册、印封尔为熹妃……”他认为，既然圣旨底稿已经写明钱氏出身名门，那么在有汉女入宫侍寝传统的清朝，钱氏似乎就没有必要改姓钮祜禄氏。况且，根据《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与《清世宗实录》的表述可知，钮祜禄氏与钱氏在封妃前，都是“格格”。格格并不是清代皇族女儿的专称，而是满语“小姐、姐姐、姑娘”的音译。因此，在后院等级森严的王府中，格格不过是王府普通侍妾的称呼。钱氏即便改姓钮祜禄氏，对其身份地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再则，杜家骥指出，在接受了雍正二年的册封上谕后，弘历的生母已然位居“熹妃”之位，即使其不是满人，也不存在身份地位低、需要改名换姓的问题。因为在清代，只要成为皇太后或皇后，其族人就可获得“抬旗”的荣誉。

譬如，最典型的慈禧太后，在咸丰帝驾崩、其子载淳登基为同治皇帝后，清廷便将原隶属于“下五旗”满洲镶蓝旗的叶赫那拉一族，抬入属于“上三旗”的满洲镶黄旗。再比如，嘉庆帝的生母孝仪纯皇后，其最早不过是出身辛者库的包衣奴婢，因嘉庆帝登基，其母家魏氏亦被赐姓魏佳氏，抬入满洲镶黄旗。可知，只要儿子当了皇帝，不管先朝的后妃出身如何，都不影响其家族在清朝享有名门的待遇。另一方面，康熙帝的生母佟佳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在当朝后妃中本就位份不高，但她们的身份并不影响儿子成为后世之君。所以他认为，雍正帝为立弘历，改“钱氏”姓“钮祜禄氏”，简直多此一举。

至于后世之君有无可能篡改《玉牒》上的内容，杜家骥坚持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性的“改姓”，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若仅将册文改写，是很难做到完全堵住悠悠众口的。即使篡改做得尤其到位，也难免走漏风声，这不仅会影响乾隆本人的声誉，更会使雍正、康熙等皇帝受到波及，实在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既然熹妃很大概率就是钮祜禄氏，那雍正圣旨里的“熹妃钱氏”又从何而来？

杜家骥认为，这很可能与满人喜欢简称自己的姓氏有关。例如，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黄金的意思，他们的汉译姓就经常喜欢以“金”开头，又或者写成同音字“爱”“艾”。而钮祜禄在满语里与“狼”有关，他们的族人也喜欢将汉译姓写成郎或钮。雍正二年的这道圣旨，正是由当时的履郡王允裪承旨，允裪在记录雍正口述的封妃内容时，很可能习惯性地将妃子们的姓氏给简写了。而雍正二年的册妃大典上，被封的妃子除钮祜禄氏外，皆是汉姓。当黄之隽按允裪的意思将雍正旨意文本化时，发现了十分不和谐的“钮氏”，自然会认为这是允裪笔误，将之改写成“钱氏”。由此，一个汉字上的低级错误，便造成了数百年的不解之谜。

05

有趣的是，后世学者在拼命论证乾隆帝生母为“熹妃钮祜禄氏”，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却在不遗余力地“坑爹”。

嘉庆元年（1796），乾隆皇帝以“太上皇”身份驾临避暑山庄过寿。知道皇阿玛酷爱作诗，嘉庆便写了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送给乾隆：

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

丽丁南极珠躔见，御丙北辰花甲旋。

玉殿辉煌腾瑞旭，金炉馥郁袅祥烟。

子臣敬献升恒祝，康健纯常亿祀绵。

担心大臣们还不知道乾隆出生当年康熙帝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嘉庆帝特地为这首御制诗的头两句加上注解：“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按照嘉庆帝的注解，乾隆帝诞生于“都福之庭”，只能解释为避暑山庄肇建时，乾隆帝恰巧在京城出生。但，不知是嘉庆帝作诗才华不如乃父，还是他想故意透露些什么宫廷秘闻，在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再度驾临避暑山庄过寿时，嘉庆又为其父撰写了与《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内容相近的诗词，并在诗文下注解：“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这下，“山庄都福之庭”似乎有意坐实乾隆帝的诞生地为避暑山庄。

宫里彻底炸开了锅。乾隆对儿子混淆自己出生地之事气愤不已，特地拿出自己作于乾隆四十七年的《人日雍和宫瞻礼》一诗要求嘉庆更正自己的谬误。在此诗中，乾隆自注道：“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雍和宫）也。”

可嘉庆帝依旧对避暑山庄秘闻深信不疑。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驾崩，嘉庆帝为其上庙号“清高宗”。官方也就乾隆生前的起居注、奏疏等开始编撰《清高宗实录》。由于乾隆生前明确指出自己生于雍和宫，编修史书的大臣们并不敢违背太上皇的意思，遂将乾隆降世写成“诞于雍和宫邸”。结果，此书一出，嘉庆帝却发了火，训斥大臣们不要忘记乾隆诞于避暑山庄的事实，要求他们限期改正。

编撰《清高宗实录》的董诰、刘凤诰、曹振镛等人，大多是先朝重臣。他们直接拿来乾隆帝的御制诗，凡提到太上皇生于雍和宫处都做了标注，然后呈给嘉庆帝，请嘉庆帝御览后，再告知他们应该如何记录。至此，嘉庆帝才认可了《实录》中乾隆“诞于雍和宫邸”的表述。

不过，嘉庆帝的脾气也不是一般地倔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暴崩于避暑山庄。在遗诏中，他口述道：“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帝）即降生避暑山庄，于复何憾？”

对于嘉庆帝的这份遗诏，新登基的道光帝一开始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按照惯例，先皇的遗诏除了要颁行天下外，还需派员周知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杜兰尼帝国（今阿富汗）等诸藩属国。由于这些国家并不通行汉字，清廷的翻译官在翻译圣旨时才发现了这一谬误，及时禀报道光帝。此时，先期发出的部分嘉庆遗诏已抵朝鲜、琉球等国，道光帝只能硬着头皮再召使臣全部收回。

皇帝遗诏下发后再收回，这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不多见。道光帝这招“亡羊补牢”的操作，显然更让人怀疑甚至臆断乾隆身世的特殊性。

经过道光帝重新修改颁行的嘉庆遗诏，提及乾隆出生地时，其表述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嘉庆遗诏中原有的那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于复何憾”经修改后，就变成了“我祖、考神御在焉，于复何憾”。联系上下文，新遗诏逻辑上勉强说得通，但意思总是怪怪的。

召回和更改嘉庆遗诏，或许会令帝国的口径保持统一，如此，困扰了两代皇帝的乾隆生母及身世之谜，总算在清廷内部达成一致。

但，悬念也在不经意间埋了下去，并在合适的时候催生出更多的疑团。而这，就是历史的反作用力。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周远廉：《乾隆画像》，中华书局，2005

郭成康：《传闻、官书与信史：乾隆皇帝之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