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与人祸：明朝为何说亡就亡（上篇）

自打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后金）。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1640年）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大饥荒，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

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实际上，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内在因素外，其外在的导火索或者说快变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干旱、蝗灾、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大饥荒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大饥荒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清军）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满清）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

04

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纵观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他分别于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亡国自杀前夕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山西，后来投降的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

参考文献：

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方志远：《明朝为何说亡就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张德二：《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商务印刷馆，2023

王兴亚：《甲申之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孙文良，张杰：《甲申风云录》，故宫出版社，2013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故宫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