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大于天

一男一女被关在木笼里面，他们身着红色囚服，引颈笼外，望着前方熙熙攘攘的人群。

忽然，一位法国记者冲破人群跑到了男人面前，用手激动地比划着，并用汉语大喊：“无毒无毒！”

这是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九，江南惊世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平反现场。

四年前，小白菜毕秀姑嫁给了豆腐店帮工葛品连。因居室狭小，小夫妻租住了举人杨乃武的房子。因毕秀姑人美心善又勤劳，杨氏一家跟毕秀姑关系逐渐密切。杨乃武见她聪明，有空也会教她写字读经。谁知谣言就这么传开了——羊（杨）吃白菜。

第二年，葛品连不幸病死，葛的家人觉得死状有疑，到县衙门前喊冤。知县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前去验尸。然而，这名仵作马马虎虎，将手指脚趾灰暗认作青紫色；口鼻血水流入耳内认作七孔流血；用未用皂角水擦洗过的银针探喉变色便认作服毒，以至最后“尸格”上填写“服毒身死”。

此时，听信众多谣言的知县早已先入为主，认为葛品连之死肯定跟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关，于是将二人带回县衙，屈打成招。

案件经过长达三年的拉锯，终于在北京海会寺再次开棺验尸。这次，由刑部仵作取出棺中骨骼，发现葛品连的骨头色泽皓白，牙齿、喉骨呈黄白色，都没有青黑受毒的痕迹，最后报称无毒。

杨乃武和小白菜终得沉冤昭雪。

这起震惊全国的冤案所揭露的是清朝地方官僚体系的腐败，而其中，作为官府办案的勘验前线人员——仵作，少不了他的锅。可谓受冤也仵作，昭雪也仵作。

南宋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集录》里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尸体勘验是办理刑事案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唯有认真检验方能还原事实真相，公正判案。

元代徐元瑞在《吏学指南》里认为，“仵作”这一称呼有担任活人与死人中介者的含义。

哪里有命案，哪里就有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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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是一部成书于战国末年至秦始皇时期的“刑侦书籍”。里面有这样一起案件。

某亭一位负责抓捕盗贼的人员来跟县令报告，辖地内发现有一人身亡，男子，无名。县令听罢，马上派遣令史前去勘验。勘验后，令史回书记录道：

“与牢隶臣某即甲诊。男子死（尸）在某室南首，正偃。某头左角刃痏一所，北（背）二所，皆从（纵）头北（背），袤各四寸，相耎，广各一寸，皆臽中，类斧，脑角出皆血出，柀（被）污头北（背）及地，皆不可为广袤……”

尸检报告里提到的“牢隶臣”，就是与令史一同前往现场对尸体进行勘验的人。

在古代，受鬼神思想影响，加上尸体视觉冲击较大，一般人都对尸体避之而不及。因此，不得不为之的尸体接触只能落到地位低下的人头上——牢隶臣。他们是在官府中负责脏活、苦活杂役的一种奴隶，男为臣，女为妾，合称“隶臣妾”。他们可能是连坐受罚的罪犯家属，也可能是战场上受降的战俘。

不过，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勘验人员。根据他们的地位及技术水平推测，隶臣妾前往现场，应该主要是负责需要接触尸体的搬运、穿脱衣物、测量尺度等基础性工作，协助令史勘验尸体，并没有多少发表技术性见解的机会。当然，也不见得他们能发表什么见解。

尸检现场的主要负责人是令史。令史身兼多职，既要负责各种痕迹的勘验，还要负责拘捕案犯等，是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

从这起案件的尸检报告可以看出，尽管当时还没有“仵作”的称呼，但早在先秦时期，命案的司法勘验中已经很重视尸检。

据学者考证，“仵作”这一称呼大概定于五代时期。

由五代和凝父子撰写、成书于宋初的决狱案例集《疑狱集》，一件无头女尸案写到了“仵作行人”协助办案的经过：

五代有一商人经商回家后，看到“妻子”被杀害，肢体仍在，却不见妻子的头颅，便悲伤地告诉了妻子的族人，娘家人转身把这事告上了官府。负责此案的官吏对这男人严刑拷打，男人竟然认了自己杀妻。府从事觉得不太对劲，认为案情有蹊跷，于是让人对这宗疑案覆查重审。

“令仵作行人各供今日来与人家安厝坟墓去处文状”，一一询问仵作们在替人殓葬时有无异常情况。其中，一名仵作讲道：“我替一豪绅举办丧事，他们只说了死的是一位奶妈。五更初在墙头抬过棺材，轻得里边仿佛没有东西……”

官府随即命人把坟地挖开，果然只找到了一个女子的头颅，与无头女尸相合。但经辨认，这并非商人之妻。

调查后才知道，原来是当地豪绅勾搭上了商人之妻，偷偷将她蓄养在家，但担心商人回来后找不到老婆要闹事，于是杀了奶妈当作无头女尸来替换，以掩人耳目。

在这起离奇案件的破获中，仵作功不可没。这时的仵作，还不是官府中人，而是一种从事殓尸理葬的职业人。

隋唐时期，因商业发展，民间商业组织“行会”也随之发展起来。“仵作行”便是其中之一。尸体素来为众人所忌讳，一些出身不好的人便以替人殓葬来维持生计，这些人逐渐抱团，形成了“仵作行”。

到了五代时期，仵作平时是殓葬职业人，一旦发生了命案，官府会临时召唤他们协助办案，讲讲殓葬时有无异常。当仵作表现突出，他们就有可能被封为“内仵作”，以示肯定。但与此同时，若他们工作马虎，有虚报、瞒报等违法行为，则会被逐出殓葬行业，连平时的饭碗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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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民间因利益纠纷所产生的命案逐渐增多。商品经济发达的宋元时期，尤其明显。

常年与尸体打交道的仵作，经验丰富，作为行会的一员，需应官府召唤，承担一定的官方职役。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一则资深仵作利用自己的经验协助官府办案的记录：

太常博士李处厚在庐州梁县时，给斗殴死者验伤，尽管已经“以糟胾（或）灰汤之类薄之”，都没有验出伤痕。身为博士居然搞不定这案子，着实让人有些头疼。这时，一位老翁求见，告诉他：“用崭新的红色油伞在太阳光下覆盖于尸体之上，再用水浇沃尸体，伤痕必定出现。”李处厚依此办法，伤痕果然显现。从此以后，江淮一带再有类似的官司发生，都会用这个方法进行勘验。

提出此法的老翁，正是一名仵作。这种验尸方法，就是后世所称的“红光验尸”法。

“红光验尸”法在两百年后的一部司法检验巨著中有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从此成为官方认定的验尸方法之一。

这部著作便是被誉为“法医学之父”的南宋提点刑狱司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1247年，宋慈综合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和各家之说，编著成《洗冤集录》，希望达到“一旦按此以施针砭，发无不中，则其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的目的。此书一经刊行，就成为负责审理案件官员案头的必备之书。

尽管宋朝的仵作积累了大量的民间验尸经验，《洗冤集录》中亦有一些验尸方法是吸收老练仵作的经验而成，但官府对他们的任用仍十分谨慎。

“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仵作），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监行人（仵作）检喝，免致出脱重伤处”……宋慈要求验官必须亲自前往现场验尸，而此时的仵作则听从验官指挥，清洗尸体，在一同检验的过程中负责大声喝报检验结果给验官和在场人员听。检毕，需要在勘验文书末尾的“仵作人”处签名作保。

除了不尽信，对仵作的工作也严加约束，如“初、复检官吏、行人（仵作）相见及漏露所验事状者，各杖一百”。仵作失职、渎职都会受到责罚。

虽然仵作已经成为宋元司法检验团体中的固定一员，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在编人员。

官府为何始终忌惮和防备仵作？因为，不是每个仵作都那么有职业操守。

多看几部明清小说，你会发现，里面不少仵作都是搅屎棍般的存在。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里，写到了仵作办事管死者家属要“开手钱、洗手钱”，更无良的还有为了奉承县老爷不正的办案心思，“把红的说紫，青的说黑，报了致命伤两三处”。

曹雪芹《红楼梦》里，太平县审理薛蟠打死张三命案，仵作干的则是收受贿赂的事：“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

可见，上层文人和普通百姓对仵作的印象都不怎么样。

官方的法令也反复强调，不能轻信仵作验尸的喝报：“不许听凭仵作混报，拟抵其仵作受财，增减伤痕扶同尸状已成冤狱。”（《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这种不信任由来已久。仵作必备的验尸指南《洗冤集录》，当初预设的受众就不是仵作，而是办案官员。因为官员们的勘验水平参差不齐，宋慈着急得很，在序言中告诫他们要警惕仵作欺伪、吏胥奸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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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司法进步，明清时期，朝廷也意识到仵作在司法勘验中的重要性，仵作这才逐渐得到官方认可。《大明会典》中把仵作认定为一种专门检验尸体的衙役，尽管他们依旧没有白纸黑字的身份。直到清朝雍正当政时期，刑部下奏，仵作终于成为了在编人员。

《清会典·刑部》规定，一个县设仵作一至三名，每年可得三、四两银子的“工食银”，此外还应增募一、两名见习者，见习者可得相当于仵作一半的“工食银”。不过，仵作依旧被明文规定为“贱役”，去职后三代以外的子孙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当仵作成为了“公务员”，自然有了更严格的专业要求和管理办法。

清朝，各级官府招募额设仵作和见习仵作，均需登录在册。自雍正六年起，还会对仵作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每个人将得到一本《洗冤集录》，由谙熟检验的刑部官员为他们详细讲解其中的内容。

档案记载，乾隆三年，有一个仵作十天都没来报道学习，被“师傅”向上禀报，衙门随即进行了相关处理：“送尔学习，推诿不去，一味懒惰，妄觊厚食，速遵前往肄业，佚尔习之日，计尔自县起身之期，一并□□（缺）发给全分工食，如再懒惰推诿，处究治不贷。”

学习以后，还要进行考核。乾隆二十八年，西安按察使秦勇均上奏汇报陕西的经验做法：州、县平时要监督促使仵作认真学习《洗冤集录》，让他们尽量达到通晓的水平，并且每年要提考一次。考试内容为随机抽取《洗冤集录》中的一节让仵作进行讲解，根据其回答给予奖励和处罚。

在朝廷的关照下，仵作的职业素养有了明显的提升。

道光二十年，广东乐昌县发生一起活埋案。弟弟与长兄为财谋害二哥，并活埋两位年幼的侄子进行灭口。如何得知是活埋？关键证据在仵作何发的检验报告中：“打伤下去活埋时，口鼻不尽拥塞，故顶心骨不浮出红色，亦不同用力挣命，血往上奔，故牙根骨有血荫；埋经三月余，起尸洗验，是以周身骨节耸脱，无血荫，委系受伤后活埋身死。”

尽管仵作在官僚体系里地位低下，但专业仵作判断冤案的水平确实值得点赞。

在清代的司法勘验中，规定要提交尸格和尸图、骨格和骨图、通详文书和仵作甘结这几种鉴定文书。前几种由办案官员书写，而甘结则由仵作书写，从仵作角度陈述检验详情。

经比对，仵作甘结常与官员所写的通详（反映命案现场勘察情况的文书，类似于现代的司法鉴定书）内容重复。这种重复并非多此一举，而是为了让仵作文书能与判案官吏填写的图格、文书有相互印证的作用，以此互相监督，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只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仵作，专业水平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杨乃武和小白菜冤案里的仵作沈祥，就害人不浅。

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仵作这种职业验尸人，还是迎来了他们的末路。

宣统年间，官府决定改仵作为检验吏并给予出身，建立“检验学习所”培养法医人才。当时，清廷已然意识到仵作与法医的区别：“检验之法，外国责之法医，中国付之仵作。法医系专门学科，必由学堂毕业，于一切生理、解剖诸术确然经验有得。始能给予文凭。故业此者自待不轻，即人亦无敢贱视。而仵作则源其党私相传掌，率皆椎鲁无学……”但，仵作并没有成功跨过这个坎成为现代法医。

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法医学鼻祖林几提出“改良法医”，中国现代法医学才逐渐形成。

为冤魂请命之人，总算越来越靠谱了。

参考文献：

[宋]宋慈著，高随捷、祝林森译注：《洗冤集录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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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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