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陵墓主:一代明君的历史真相

公元前141年,天有异象。此时,48岁的汉景帝病入膏肓,朝野议论纷纷。

在古代,一旦出现“异象”,哪怕是冬天打雷、日食月食等如今看来十分寻常的自然现象,也会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

于是,病重的汉景帝连下多道诏书,下令善待老人、孕妇、鳏寡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又命各地官员督促农桑,广植树木。种种利民措施虽没有缓解汉景帝的病症,却让他以仁君的面目走向生命的终点。

弥留之际,汉景帝留下遗诏,赏赐天下吏、民每户百钱,并释放所有宫女,让她们回家团聚,免除全家徭役。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项利民举措。

不久后,汉景帝驾崩,葬于阳陵

这座雄伟的陵园,位于今西安市北咸阳原九座汉陵的最东端,遥望长安,东临泾、渭,在西风残照中,聆听文景之治的最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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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关中这片土地,深埋着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这也难怪网上有个段子说,陕西修工程,最忙的是考古队。

1990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西安对外交往日渐频繁,一条通往咸阳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

当修路的工程队到达阳陵周围时,王学理等考古专家得到上级指示,带领考古队对汉景帝阳陵进行清理与发掘,开始了“安营扎寨汉阳陵”的数年时光。

汉景帝的陵墓在沉睡两千多年后,迎来了考古人员的造访。

阳陵墓主:一代明君的历史真相

阳陵从葬坑中,一批高60余厘米的彩绘陶俑出土,引起考古界的轰动。

考古人员最初是在一处坑中发现了陶俑的残片,随后用毛刷轻轻拂去掩埋的尘土,才看到一尊陶俑面部的微笑,以及那双穿越历史长河的眼睛。

后来,考古专家用“苏醒”一词,来形容陶俑重见天日的瞬间。

这些陶俑全身呈橙红色,保留着如真人一般的肤色,却没有像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的塑绘衣饰,而是裸露着身体,也没有臂膀,只是在肩头留有一个可以横穿而过的圆孔。

考古学者认为,这是著衣木臂式陶俑

当年,工匠在制作这些陶俑时,先雕塑出裸体的身躯,再安装上有转轴可活动的木臂膀,最后为陶俑穿上彩衣。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陶俑的手臂和衣饰早已化为尘土,便以奇异的裸身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在两千多年前,陶俑伴随汉景帝长眠时,也曾身着汉代服饰,头戴冠缨,手持武器、礼器。

有别于秦兵马俑的威武雄壮,阳陵的著衣木臂式陶俑体型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更多展现西汉时期的写实生活。陶俑的形象大多面目和善,表情丰富,其中有身材魁梧的赳赳武夫、温文尔雅的书生、稚气十足的少年,甚至是老态龙钟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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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阳陵也出土了同时期的塑绘衣饰陶俑,同样尽显汉代士民的庄重、典雅。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与汉景帝阳陵陶俑,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气象。

秦始皇时期,大秦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因而秦兵马俑大多塑造成军人的形象,气势不凡,威风凛凛,一如威震八方的秦军。

西汉前期,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到汉景帝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文景之治达到顶峰,其陵墓中的陶俑,自然有几分岁月静好的姿态。

若要破解阳陵陶俑之谜,还是要走进汉景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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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家苏辙评价道:“汉之贤君,皆曰文、景。”但苏辙接着说,汉文帝“宽仁大度”,而他儿子汉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

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时,就表现出脾气急躁的一面。

有一次,刘启和他的同胞兄弟、梁王刘武进宫相聚。兄弟俩身为皇子,又仗着母亲窦皇后和祖母薄太后的疼爱,更是年少轻狂。这日,汉文帝命刘启、刘武一同前来探望薄太后

刘启兄弟二人乘马车直奔皇宫大门——司马门。当时有个规定,任何人经过司马门,都需要下车接受检查。刘启估计玩嗨了,非但没有下车,竟下令驱车闯入司马门。

负责巡逻宫门的公车令张释之见太子违反规定,亲率属下快马追赶,想要阻止他们进宫。刘启摆出“我爸是皇帝”的气势,没有听从张释之的规劝。

张释之秉公执法,以“不下公门不敬”的罪名弹劾太子。汉文帝正与母亲薄太后拉家常,张释之的上奏就传到了薄太后耳中,一向孝顺的汉文帝脱去冠帽,自责地说自己教子无方。

薄太后一听,这不是小事一桩嘛。她可能着急见孙子,于是下诏赦免刘启兄弟二人。

这场“闯宫”风波就此平息。但是,汉景帝在其太子生涯犯下的另一个错误,为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当时,吴王刘濞在刘氏宗亲中辈分较长,他是汉高祖刘邦之侄,且远居东南,坐拥封国煮盐、铸钱之利,是文景时期势力强盛的宗室之一。

吴王刘濞有个儿子,有一次到长安朝见,跟太子刘启下棋,没想到竟发生了争吵。刘启顺手抄起棋盘,往吴王之子的头上招呼,无意中砸中要害,把吴王的儿子给打死了。事情发生后,宫中乱作一团。

汉文帝得知此事,一边下诏斥责太子,一边派人护送吴王之子的灵柩返回吴国安葬。吴王刘濞却没有收下儿子的遗体,说:“我们既是同宗,我儿子死了就葬在长安,何必千里还葬。”汉文帝只好将吴王之子葬于长安附近。

因此,吴王刘濞对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恨之入骨。此后,刘濞的骄奢之心日渐膨胀,他以年老体衰为借口,不再亲自进京行藩臣之礼,只是慑于汉文帝的威严,还不敢起兵叛乱。

汉景帝当太子时,因为性子急惹了祸,还跟吴王结了仇,到他即位为帝时,在处理“削藩”一事时更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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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修建工程的总指挥究竟是谁,史载阙如。但根据秦汉时期的史料,“百官之长”丞相往往是陵墓工程的总负责人,如秦朝丞相李斯就曾负责秦始皇陵的规划。

由此可以推测,汉景帝时,在阳陵修建期间负责督建的丞相应该有陶青、周亚夫、刘舍和卫绾等。

其中,周亚夫是文、景时期不得不提的一位人物。

汉文帝去世前留下遗嘱,告诉汉景帝,危急时刻可重用周亚夫。周亚夫出将入相,早年负责京城周边防卫,与汉文帝成就了一段细柳营的佳话,到汉景帝时,他带兵平定七国之乱,功勋卓著。

七国之乱的起因,不单单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的私仇,还有晁错的削藩之策。

晁错本为太子家令,因为能言善辩,被刘启誉为“智囊”,刘启登基后将其提拔为重臣。擅长策问的晁错,一上台就向汉景帝陈述诸侯王权势过重的危害,劝说汉景帝削藩,即削夺诸侯的封地,削弱其势力。

为此,晁错上书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命他严查各诸侯王的过失,并以此为借口推行削藩。如楚王刘戊因为太后守丧期间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治罪,削去东海郡;还有赵王刘遂犯法、胶西王参与卖爵,也被削地。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即位三年后,吴王刘濞也被查出“有罪”。

朝廷削会稽、豫章二郡之地的诏书送到吴国后,新仇加旧恨,彻底激怒了吴王刘濞。他决定铤而走险,率领吴国二十余万人马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与其他受朝廷威胁的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剑指长安。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

我们所熟悉的七国之乱,原本其实有九国参加,刘濞先后联系了胶西、楚、齐、淄川、胶东、济南、济北、赵等八国。结果,齐王胆子小,早早悔约。济北王因为都城城墙倒塌,竟被国内官员挟持,以修筑城墙为由退出。

汉景帝得知七国造反后,听信大臣袁盎之言,下诏将晁错处死,本以为如此就可平息诸侯的怒火。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吴楚等七国根本没有撤军的意思,而且他们图谋已久,开战之初势如破竹,转眼间就打到了汉景帝之弟梁王刘武镇守的睢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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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周亚夫被拜为太尉,集结汉军精锐,绕道函谷关,来到昌邑(今山东境内),占据深沟高垒,袭击吴楚大军的后方。

前线的梁王刘武遭到叛军围攻,多次向周亚夫求援,但周亚夫的策略就是让梁国消耗七国叛军的兵力,因此见死不救。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在长安心急如焚,让汉景帝诏令周亚夫救梁,但汉景帝相信周亚夫自有其打算,只是对母亲敷衍了事。

君臣相知,是汉景帝平叛的秘诀,他已经错杀了晁错,不能再辜负周亚夫。

吴王刘濞带兵在梁国打消耗战,却啃不下睢阳这块硬骨头,后备补给也跟不上,这才放弃围攻睢阳,转而向周亚夫的主力部队挑战,但周亚夫仍然避开锋芒,高挂免战牌。

周亚夫的计谋渐渐起效,战争进行了两个月,吴楚叛军疲于奔命,士气逐渐消耗殆尽。

之后,胸有成竹的周亚夫看准时机,带兵大破叛军,七国之军顷刻间土崩瓦解。自爆发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总共才历时三个月。

七国之乱后,周亚夫的政治生涯走向巅峰,后来却与汉景帝渐行渐远,竟然因为一个“欲反地下”的莫须有罪名,在狱中绝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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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帝陵从皇帝尚在人世时便开始修建,称为“筑寿陵”。虽说是提前修陵墓,但修建的时间越久,说明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这本身带有“祝寿”的意义。

宋人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说:“汉法,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

汉景帝直到平定七国之乱后,才开始筹备阳陵的工程。

公元前153年,汉景帝下诏,“更以弋阳为阳陵”,即将弋阳县改作阳陵邑。

这里要说一下西汉的徙陵制度

汉朝皇帝往往会在陵区所在地设置专门的陵邑,作为拱卫长安的卫星城,并迁徙移民在此居住、守陵。

在徙陵的过程中,出于削弱地方、强干弱枝的考虑,西汉皇帝专门挑选关东(函谷关以东)的富户、豪族充实陵邑,即所谓“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

西汉帝陵所在的关中本就是繁华富有的天府之地,这些富商大贾、地方豪族迁徙到陵邑后,也使所在的陵邑成为豪门贵族的聚居地。汉代班固在《西都赋》中曾盛赞长安城附近的陵邑欣欣向荣、人才济济,写道:“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汉景帝经过“三选”,迁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作为守陵人,并赐给迁入的人家每户20万钱。

但是,为他修建陵墓的人,主要是出身卑微的刑徒。

《汉书》记载,汉景帝曾下诏赦免在阳陵服苦役的刑徒。但根据考古发掘,在高大巍峨的阳陵周边,仍有不少刑徒的墓地,这些墓地大都地处偏僻,墓中尸骨凌乱,草草掩埋,可见帝陵工程的艰苦。

修建陵墓的无名工人被黄土无情地埋葬,而皇帝本人去世时,得到“黄肠题凑”、“金缕玉衣”等最高规格的葬仪,在群臣的簇拥下,葬入阳陵。

陪伴汉景帝进入地下世界的,除了阳陵最具代表性的著衣木臂式陶俑,还有活灵活现的动物俑。

这些陶俑被塑造成马、牛、羊、鸡、狗、猪等“六畜”形象,成群从葬,分栏存放,表现出文景之治年丰岁稔、牛马成群的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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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阳陵,不仅是汉景帝的陵墓,还是包括多座陪葬墓的陵园。

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汉武帝生母,一说名为王娡)在景帝去世15年后病逝。汉武帝为母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王娡与丈夫汉景帝同茔异穴而葬,合葬于阳陵陵园,后陵在帝陵的东侧携手相望。

清代学者毕沅考察阳陵时,由于年代久远,疏于考证,错将王皇后陵题为“汉惠帝安陵”,以为是汉景帝伯父汉惠帝的陵墓,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一错误才得以改正。

不过,在阳陵享有哀荣的不只有王娡,还有李广的堂兄弟李蔡、苏武的父亲苏建等大汉功臣陪葬阳陵。

李蔡在汉武帝时期当过丞相,他的死与阳陵有关。当时,有人弹劾李蔡私自占用阳陵神道外的“壖地”,汉武帝将其逮捕入狱,李蔡不做辩解,自杀而死,这一案件扑朔迷离。

此外,阳陵还有汉景帝后宫的陪葬墓。位于帝陵以北约1公里处,有一座封土,按照文献记载,这是汉景帝宠妃栗姬之墓。

汉景帝时期,栗姬与王娡为各自儿子争夺储君之位的往事,常为人津津乐道。

这两个曾经备受汉景帝宠爱的女子,死后葬在阳陵,继续陪伴汉景帝,后宫中的明争暗斗似乎在此得到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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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即位之初,迫于无奈,立与祖母同族的薄氏为后,但他最爱的却是出身齐地的栗姬。薄太后去世后,薄皇后地位不保,很快被废黜,栗姬成了皇后的热门人选,汉景帝将她所生的儿子刘荣立为太子。

正当栗姬封后接近水到渠成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皇后之位截胡了,这个人就是汉景帝的另一个宠妃——王娡

王娡入宫前是嫁过人的少妇,其母亲找人占卜,听说女儿是母仪天下的“大贵”之相,硬要王娡离婚,把她送进宫去。王娡生得楚楚动人,入宫后得到了刘启的宠爱,生下三女一子,其儿子刘彻是汉景帝的第十子,被封为胶东王,长得身体健壮,气宇轩昂。

在宫中,王娡是个极有心计的女子,她不仅成功地隐瞒婚史,还为生育刘彻制造舆论,声称自己怀孕时梦日入怀。这是贵不可言的征兆,王娡一跃成为汉景帝最受宠的妃子。

王娡的得宠,是对栗姬的莫大威胁,可栗姬偏偏是个直肠子的善妒女人。

汉景帝有一次生病,命栗姬在床前伺候。既然已经立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如果皇帝不幸早逝,栗姬极有可能以母后的身份扶持新君。汉景帝担忧当年吕后屠杀宗室的惨剧重演,就以试探的口气问栗姬:“我驾崩之后,你要好好照顾其他夫人的孩子啊!”

不曾想,栗姬连半句好话都不说,反而对汉景帝出言不逊,大概意思是你四处沾花惹草,还要老娘照看他们,你在想 peach!

汉景帝的脾气比当太子时好很多,没有当面发作,但栗姬在他心中的印象肯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刘荣被立为太子后,容易招来攀龙附凤之徒。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就是其中之一。

刘嫖下嫁堂邑侯陈午,生有一女儿“阿娇”,她想把女儿嫁给太子,于是跟栗姬攀关系。栗姬却看不上刘嫖的女儿,而且刘嫖为了讨好弟弟,经常给汉景帝推荐美女,让栗姬十分不满,于是栗姬严词拒绝这门婚事。

刘嫖被拒婚后没有灰心,转而选择与王娡的儿子定下“娃娃亲”。

据说,刘嫖曾抱着年幼的胶东王刘彻,问他要不要娶老婆,然后找来宫女百余人任其挑选。小刘彻却没有一个相中的,等到姑姑刘嫖指着女儿阿娇,问他,那你娶阿娇好不好?刘彻才笑着对姑姑说,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就造一座金屋给她住。

刘彻与阿娇的亲事定下后,刘嫖与王娡也结成了政治同盟。之后,王娡扮猪吃老虎,暗中怂恿一些大臣上奏,请求尽快立太子之母栗姬为后。

汉景帝此时正因为托孤遭拒闷闷不乐,又看到有人上书请求立后,登时龙颜大怒,认为栗姬有争权的嫌疑。

大汉朝堂不久前还在外戚阴影的笼罩下,汉景帝不禁感到杯弓蛇影。他不但没让栗姬如愿以偿得到皇后之位,而且把太子刘荣给废了。

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王娡母子笑到了最后。刘彻被立为太子,他将继承祖父、父亲缔造的盛世遗产,开启一段反击匈奴、开拓进取的雄壮历史。

阳陵墓主:一代明君的历史真相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他在位时秉承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为文景之治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描绘文景之治的升平时代:“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是说,到了汉景帝时期,天下百姓均能丰衣足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边陲小城,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各级官府财政充足,京城长安的钱财更是用之不竭,因为堆放时间过久,用来串钱的绳子都已腐朽。粮仓中稻谷堆积到了仓库之外,直至腐烂不可食也没有吃完,乡村街巷田野之间,处处牛马成群。

汉景帝的清明盛世,上承其父亲汉文帝的仁政,但也离不开他本人的治国方针。

汉景帝一即位,就实施了一系列宽仁政策:

为了开垦荒地,他允许百姓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耕作;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恢复前代曾推行的“三十税一”田税;为了整顿吏治、安抚民心,要求官员减轻刑罚,避免“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为了发展文化,在重视道家黄老之学的同时,兼收并蓄,百家争鸣。

就连汉景帝的陵墓阳陵,在西汉诸陵中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阳陵之后,西汉帝陵的昭穆制、陪葬制、立庙制等基本成型,此后的西汉帝陵都以阳陵作为参照。

考古学者袁仲一认为,阳陵应该是研究西汉陵寝和丧葬制度的基地

这座陵园恰如其主人汉景帝,外表看似平平无奇,却暗藏玄机,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王子今,焦南峰:《汉景帝评传》,三秦出版社,2006年

王学理:《汉阳陵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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