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禁不了烟草？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驾着3艘帆船开始横渡大西洋，去寻找神秘的中国——在马可波罗的笔下，遥远的东方世界是丝绸、瓷器和香料的故乡。

两个多月后，哥伦布来到美洲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这里被他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坚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的印度，故把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可是，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富庶，也没有“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景象。

但这次航行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当地人有一个习俗，他们吸入由某种植物制成的微微燃烧着的东西散发出来的香气，之后他们的身体便失去了知觉，像是喝醉了一样。

这就是烟草。

只不过，当时哥伦布一心扑在黄金上，对此不以为意。他不知道的是，这种小小的东西是继香料、烧酒、茶叶与咖啡之后的又一影响全球的“兴奋剂”。哥伦布之后，全球迎来物质交换的大浪潮。原产于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进入欧洲和亚洲，使得人口暴增；来自欧洲的传染病，如天花和麻疹等，夺走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的性命，死亡人口则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填补。

一开始，在欧洲人眼里，烟草只是一种稀奇的植物、异国的瘾品，充其量也就摆在宫廷里以供观赏。法国驻葡萄牙大使尼古特用它治好了法国太后的头痛病，于是，太后便爱上了闻鼻烟，还倡议在法国大面积种植，烟草也因此被命名为“太后草”而身价倍增。为纪念尼古特，人们把烟草中具有特殊功效的烟碱命名为“尼古丁”。

后来，远行归来的水手们将吸烟草的习惯传入社会底层，自那以后，烟草迅速成为一种赚钱的作物。从西班牙、葡萄牙传播到欧洲各地，再经过欧洲传播至西非、中东和东南亚，然后进入中国、日本，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中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

全世界都开始对这个玩意上瘾了。

烟草的征服之旅

美洲烟草征服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明末。

撰成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露书》记载了烟草传入的情况：“吕宋国出一草，曰: 淡巴菰，一名金丝醺，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

这段话清晰地介绍了烟草传入中国的早期情况：产自菲律宾，又名“淡巴菰”，有药用价值，由海外商贸而来，在中国福建种植。

16世纪中叶，因为明朝的海禁，烟草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才宣布有限制地解除海禁，允许漳州月港开放“洋市”。于是，漳州成了外国商品的集散地，跟吕宋岛、交趾、日本、朝鲜、占城、马六甲、暹罗、柬埔寨、爪哇等地区皆有贸易往来。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雄心勃勃的福建商人在看见自己的水手吸烟草之后，立马发现了商机，果断购买了“淡巴菰”的种子，将其带回福建。江南是福建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烟草很快借商人之手来到了经济腹心之地。不过，旅程并未结束，它继续沿着大运河向北扩散，在山东、河南等地留下了足迹，最后进入帝都。

居住在北京的官员杨士聪发现并记录了一个情况：烟草已经完全占据了北京的集市！据他的观察，这种“盛况”离不开军队的影响。当时辽东有战事，明朝军队调动频繁，或许是士兵们想要缓解旅途的劳顿，便用吸烟来放松自己。一旦这种风气成型，那么烟草就会随着士兵的脚步跨越数省，“渐传至九边”。在漫长的长城防线上，少量的烟草便可值一匹马，因为在军队中流行的“寒疾”，非烟草不可治。

辽东则是烟草占领中国的第二个桥头堡。它从日本出发，经由朝鲜，进入了女真人的地盘。当然也有少量的烟草，会从明朝的要塞流出走私到辽东，以换取貂皮和人参。因此，满洲的贵族很早就迷恋上了吸烟，不论男女，以至于皇太极颁布了禁烟的命令，但还是无疾而终。

烟草也侵入了西部边疆。在西南，经由缅甸，烟草和它的美洲同伴红薯、玉米一起来到了云南。在西北，兰州很早就以切成细丝的“黄花烟”闻名，这种烟只能用水烟筒吸食，又被称为“水烟”。

可以看出，中国在明清时期并非是一座孤岛的状态，烟草征服中国的多线攻势依仗的就是一张全球性的贸易大网络。航行在南海的水手，大运河的贩夫走卒，戍守边疆的士兵，追逐利益的走私商人，行走在西北绿洲或是西南山地的旅行者，他们连接着帝国与境外、边缘与中央，成为这个巨大网络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传入中国伊始，烟草以药用价值闻名——驱寒解毒辟瘴气，提神醒脑除疲劳。但很快，它就成为一种没有阶层壁垒的大众嗜好品，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无论你是商人、士兵、贩夫走卒，还是贵族、士大夫、皇帝，都无法抵抗它的魅力。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就是一个著名的大烟鬼。他嗜烟如命，烟量惊人，人称“纪大烟袋”。某日，纪氏正在编修馆吸烟，正巧皇上召见。纪晓岚忙将未灭的烟袋插入靴中面圣。纪晓岚与乾隆帝聊的兴起，烟袋内的余火已经烧破袜子并殃及皮肉，纪晓岚疼痛难忍，不禁呜咽流涕。

乾隆帝询问出了什么事，纪氏回答：“臣靴筒内‘走水’。”皇上听后，即令其出宫。纪晓岚出宫之后，连忙脱靴，靴内先是一阵浓烟，随即窜出火苗，烧得纪氏脚颈肌肤焦烂。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正常走路，被人嘲讽为“李铁拐”。

理性的农民

吸烟风气席卷中国之后，遭到了明末清初几位皇帝的禁止。

禁烟的理由大致有三点：害身、靡财以及伤农。明末崇祯禁烟之时已是天下大乱，禁烟根本不起效果。而皇太极禁烟，只禁平民，不禁贝勒，一纸禁烟令形同虚设。

说到底，烟草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只要点上一根烟，便可以获得短暂且充足的快乐。吸食之后，人人都会对烟草产生耐受性，原来吸一根烟的快乐很快就要用两根烟才能满足，吸烟的需求就如同人们的欲望一样不断放大。身体的伤害、钱财的损失，在烟气吸入肺中之后，都不值一提了。对于统治者来说，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快乐的人收税。

倒是乾隆认认真真推行了禁烟令，因为他认为种植烟草与农业争地，会影响农业生产，对民生毫无裨益；而种烟又要挑选肥沃之地，农民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势必把好地种上烟草，使得人们吃饭成为问题，所以要予以禁止。然而这一场严禁，也不过持续了十年。

农民是理性的，对于作物的价格尤为敏感。明人早就意识到，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清初，赵古农《烟经·题词》中收录这样一首诗：“村前几稜膏腴田，往时种稻今种烟，种烟市利可三倍，种稻或负催租钱。”如此大的利润，农民怎么可能不前仆后继、争种烟草呢？

说起中国的农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精耕细作”“自给自足”。明清以来，人口增加，土地相对不足，迫使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以获取生存所需的收益。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不复存在了，耕作需要愈发的精细。因此，种植经济收益较高的作物，就成为一种最好的选择。

福建则充当了烟草在整个中华帝国传播的中心。当地居民最早专门种植烟草，并通过移民和商人扩散至全国各地。清政府的几次禁烟令都特别关照福建地区，甚至到了禁烟过急，百姓便会造反的程度。

永定县（今福建龙岩永定区）的条丝烟被很多人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烟草，得到了皇家的喜爱。清初，永定的烟商纷纷前往江南开拓市场，他们每日身背水烟袋、旱烟筒，请人吸食品尝，被当地人戏称为“烟鬼”。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扬州微服私访，看到人们吸烟，亲自品尝后非常满意，便对店主说：“你们的烟真是好极了，但店名‘烟鬼’，稍嫌不雅，不如改一改，叫做‘烟魁’如何？”

店主连忙道谢，又亲自相送出门。谁知几天后，府衙突然派人送来一块匾额，要店主叩拜迎接，匾额上赫然印有“烟魁”二字，店主这才知道来人竟是乾隆皇帝。从此永定条丝烟就得了“烟魁”的雅号，价格一涨再涨，成为最昂贵的烟。

随着技术的扩散，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的烟草品牌，比如衡烟（出湖南）、蒲城烟（出江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兰花香（出云南）、奇品烟（出浙江）、杜切烟（出松江）、水烟（出甘肃）等。

当然，商品化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民国初年，山东有个农民种了许多烟草，后来因为烟叶卖不出去，没有饭吃，便四处去借钱，结果还是空手回来。他回到家里，肚子饿极了，看见厨房里热腾腾的，赶紧揭开锅子一看，却是煮着一大锅的烟叶。

他奇怪极了，去问老婆，老婆恶狠狠地骂道：“叫你不要种烟，你偏要种烟，现在烟叶卖不出去，只有煮给你吃！”那个农民又气又恨，冲出门投河死了。

什么是时尚

吸烟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向内渗透和向上蔓延的过程。边疆的士兵、水手、商贩、强盗是它的第一批顾客，然后才进入到阳春白雪的精英世界。

一开始，很多士人对这种自下而上的新习惯比较排斥，斥之为低俗。不过很快，他们便找到了一种精致的吸烟方式，从而将自己与下层民众区分开来。

马德清在《清宫太监回忆录》里描述小太监侍候主人吸烟时说道：“主子吸水烟的时候，你得跪在地上，把仙鹤腿水烟袋，用手握紧，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随时装烟，吹纸煤儿……那时候清宫里的主子抽水烟、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一般是饭后抽水烟，平时抽旱烟，用不着主子吩咐，到时候得准备好，捧上去。”

烟草也很好地融入了文人的社交圈子。原来文人聚会，吟诗作对，品一品茶，喝一喝酒，已是快事。现在又多了一项：抽烟袋。陆耀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版了一本《烟谱》，堪称上流文士之吸烟指南。哪怕是下层文人如蒲松龄，也烟不离手。在蒲松龄的陪葬品中，有他使用多年的烟袋，烟管大约长2尺，在烟嘴下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烟布袋。

一旦上流社会开始接受烟草的魅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流行吸烟。

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提升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可是，每当下层开始模仿上层之后，上层社会便会产生一种焦虑，他们会立马抛弃旧的习惯，转向一种新的时尚，以保持上下泾渭分明的情况。

上流永远在制造壁垒，而下流永远在追逐。这恐怕就是时尚永远在变的原因。

于是乎，精英们很快放弃了用长烟筒抽旱烟的习惯，开始改用进口的鼻烟。1719年，葡萄牙人向康熙皇帝赠送了48瓶葡式鼻烟，后来向皇室赠送鼻烟成了惯例。澳门议事厅每年向清政府支付地租的时候，都必须加上鼻烟。同时，葡萄牙人也会向广东的官员赠送鼻烟，以获得与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机会。

鼻烟作为一种稀少的商品而显得珍贵，只有精英才能接触到，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壁垒。因此，带有异国情调的鼻烟变成了优雅的代名词，旱烟的烟袋则代表着粗俗。

《红楼梦》第 52 回中，宝玉给晴雯治病，便是让麝月取来一个金镶双金玻璃小扁盒儿，“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

对于广泛的下层士绅和富裕百姓来说，吸食水烟则是颇受欢迎的生活方式。与旱烟不同，水烟袋需要洁净的水，产生的烟气也比较凉爽。一个乡村大家庭中，通常只拥有一个水烟袋，家里所有的吸烟者共同使用，只有稍微富裕点的人才能独自享有一个烟袋。

至于底层百姓，抽旱烟已经是很高的享受了。

商战还是国战

20世纪初，精英们再度抛弃了鼻烟，迷上了机制的卷烟。

卷烟的背后，是中国人痴迷的“现代”因素——公司经营、标准化生产、科学与技术、广告销售等等。卷烟恰好在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跌入谷底的时候传入中国，也印照了当时华夏大地的真实处境。

1902年，英美资本家共同出资600万英镑设立英美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英国伦敦，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俨然构成一个烟草王国。中国亦是其主要市场之一。这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来没有跌过55%，基本上一直处于60%—80%之间。

英美烟草公司打入中国市场依靠的是中国的经销商，这些人熟悉整个烟草行业，而且在当地都有关系。因此，从上海大都市到犄角疙瘩的小村庄，你都能看见它的商标和传单。一名中国记者在1934年写道：“许多村民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但几乎没有地方不知道‘大英牌’香烟的。”

正当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垄断中国烟草市场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势力开始兴起，其中尤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最快。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一片“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声中，广东南海的华侨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资本10万元，地址在香港。跟英美烟草公司一比，这就如同站在巨大城墙下面的小兵。

但，商战就这样开始了。

英美烟草公司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有些属于正常的手段。1914年，它将原价250元一箱的GoodBeam烟降低一半价格在市场上抛售。一旦发现南洋公司出产的某种牌号畅销时，它立即赶制出一种价格相当而烟味更好，或烟味相当而价格更低的新牌子进行竞争。

不正常的手段就更多了。比如，利用自己的权势多次诬陷南洋烟草公司抄袭、“影射”，使其连年亏损，最后拍卖重组。它甚至还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在中国人抵制日货运动的时候，借口南洋公司总经理简照南曾加入日籍，并引进日本机器设备，聘用过日本技术人员等理由，诬称南洋公司为“日资”“日货”。

当时，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海外华侨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为了生意和事业的需要，“不得已寄名外籍”是极普通的事情。而一个外国牌子，以“支持国货、抵制日货”为由，打压中国的民族企业，也算是历史的一大奇景。

面对高墙的巨大压力，南洋公司的实业家们并没有屈服。英美烟公司的卷烟销售到哪里，南洋公司的生意也必须发展到哪里。英美烟公司没有占领的地方，南洋公司更要抢先一步，先去占领。

面对“日资”的指责，南洋公司首先将问题公诸社会，请求调查，澄清事实真相。经两次调查证实，公司从上到下，都是华人。简照南自己也把当年经商日本时不得已加入日本国籍的原因、经过公诸于众，并公开宣布：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脱离日本国籍，经批准“回复国籍”。

一系列公关之后，南洋公司赢回了民心，便开始准备反击。他们指出英美烟草公司最忌惮的就是国货二字，所以不惜费尽心力也要将其污名化。光是香烟一项，中国一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七八千万。利润之大，几乎都被外商垄断。自南洋公司出现，与其竞争，还没有夺回十分之二。

为了表明南洋公司反对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决心，简照南宣布将公司“公诸全国”，公开招股1000万元，增资达1500万，使“国人得共同享受其权利”。如此一来，南洋烟草公司反倒浴火重生，更进一步了。

南洋烟草公司用来生产的原料、机器和技术全都是进口的，可以说完全是一个西式的公司。然而它诞生于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又时刻都在争取群众的支持，它的成功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逻辑了。

而南洋公司的经历，就像每一个中国人蹒跚而行迈向“现代”的步伐：学习西方，打倒西方；痴迷西方，警惕西方；崇尚西方，鄙夷西方。

卷烟：道德的焦虑

20世纪30年代，中国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世界：极少部分的“现代”都市，和广泛的“传统”乡村。

数百万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希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定居的市民鄙夷地打量着来自乡下的“土包子”，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还有成千上万的百姓依旧在农村沉沦，找不到容身之地。

吸烟也出现了地域性的差异。城镇之中，机制卷烟是人们的最爱，如果不够富裕，烟丝是更为经济的选择。广大乡村依然流行着抽烟袋的习惯。烟袋本来就是一种舶来品，而它却早已降格成了地道的中国农村的形象，被认为是传统的遗迹。

“西方”的卷烟势必要取代“中国”的烟袋，这背后是技术的进步，也是道德的堕落。

当时，许多作家都感受到这种紧张。老舍自小生活在北京，一个与上海完全不同的传统城市。在他著名的《骆驼祥子》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传统的衰落与绝望。

祥子年轻时来到北京，那时的他强壮、勤奋，从来不吸烟。他希望能靠这一身力气，给人拉黄包车，换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他不得不放弃享乐，远离喝酒、赌博、吸烟。

三年后，他终于买到了自己的黄包车，却被如同强盗的士兵给绑架了，连车也抓走了。此后，祥子不断努力向上，却无法摆脱生活的牢笼，不幸接二连三地发生。最后，他堕落了。他开始拼命地喝酒抽烟，即便不是真正的享受：“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地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渐渐地，绝望变成了麻木。“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胸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

一个正直的农民，在拥抱城市，拥抱黄包车，拥抱现代之后，他得到了卷烟，也得到了恶习，却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沈从文也在小说《丈夫》中表达了同样的焦虑。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一个农民只靠种地无法糊口，就让自己的妻子去河边的船上做妓女，以维持生计。当男人来看望妻子的时候，会惊讶于妻子的城市化面容，一切都与乡下来的他格格不入。当男人拿出烟管来吸烟的时候，妻子会一把夺过这些土气的东西，给他手里塞上一根“哈德门”香烟。每当他妻子做生意的时候，他都在吸“哈德门”。最后，这个农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拿起自己的烟管，带着妻子一起回家。

在这里，“卷烟”代表了堕落。

矛盾的是，这些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手里拿着的可都无一例外是卷烟。尤其是老舍，更是一个离开了卷烟就无法写作的人。这并不是说，老舍他们是伪善的。或许他们的内心同样挣扎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无法找到一个平衡。

退一步说，能够挣扎的知识分子总还是要比那些被命运强奸的底层百姓要过得好些，而如何让百姓能够优雅地抽上一根卷烟，而没有堕落的危险，是那个时代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事实上，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12和 13世纪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

再然后就是烟草，抑或是更具有刺激性的鸦片、吗啡等瘾品。

它们对于生理的作用，或刺激、或麻醉，就如同它们在历史中的角色——见证一个族群或国家的欲望与沉沦。

从这个角度来说，烟草是窥视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的一面镜子：一个身处全球化浪潮的大国，迷惘，抗争，焦虑，挣扎，她在寻找出路，也在寻找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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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崔思朋：《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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