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葩的考试制度,整个时代却边骂边学

清代的蒲松龄写过一篇小说《贾奉雉》,对“八股文”进行了一番辛辣的讽刺。

贾奉雉是甘肃平凉的读书人,在当地才名冠绝一时,但因为不懂作八股文的诀窍,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

有个人听说后,找到贾奉雉,告诉他,可以在烂文章中摘取些空洞俗套的句子,拼凑成考场作文。这人还说:“天下之事,有时踮起脚、仰着头,努力去争取反而得不到好结果,俯首去拾取就容易得多。你还不明白吗?”

贾奉雉听从他的建议,用这个方法在考场上作答,写出的八股文跟开玩笑似的,竟然中了第一名。

后来,贾奉雉每次想起自己写的这篇答卷,却一读一身汗,感到“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羞愧得只想隐居山林,连功名都不要了。

八股文这玩意儿,真的就这么一无是处吗?

一种奇葩的考试制度,整个时代却边骂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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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主要的考试内容之一。

当时,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通常需要写3篇八股文,因此,常有人将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称为“八股取士”

关于八股取士确立的时间,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

这是说,八股文的考试形式确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

实际上,八股文这种文章格式在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就已经出现。

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刘基等官员拟定科举制度的相关规定,将考试范文呈上去给朱元璋看。

朱元璋看到这些反复采用分股对偶的文章,可能心生厌烦,生气地说:“何故说了又说!”

但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深知,若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于是,他打下江山后,很快颁布诏书,提出“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使天下读书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

他与刘基等人在制定考试内容时借鉴了宋代的“经义”,即《明史·选举志》说的,使“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顾炎武认为,“股”就是指文句要用比偶,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八比文”,乍听起来还有点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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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武年间探花黄子澄留下的会试卷可知,明朝初年已经有考生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黄子澄的这篇题目叫《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出自《论语·季氏》。他作的文章多用比偶,有破题、承题、起讲等部分,具备八股文的特点。文中大都是歌颂大明天子的词句:“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臣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黄子澄凭借这篇文章考中会试第一。据说,到了殿试时,黄子澄一时紧张,明太祖问他年龄,他先是答36岁,再问他是哪年出生,黄子澄竟然慌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就把他从第一名改成第三名。

黄子澄后来成了建文帝的心腹大臣,为削藩提过不少建议,结果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走了皇位。擅长写八股文的黄子澄倒是很硬气,他面对朱棣的审讯,抗辨不屈,最后被处以磔刑(即肢解)而死。

不过,在成化以前,明朝科举考生写经义文章“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既可以写成明太祖创制的八股文,也可以写成其他较为自由的格式,只要写得好,都有考中的希望。

成化年间,明宪宗正式将八股文作为固定的考场文体,使此后考官评阅试卷,必须先看是否符合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八股文格式,再看内容,只要不符合格式,都判定为不合格。

从此,八股文就成了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读书人不仅被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束缚,还被困在八股文的囚牢里,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放在学写八股文上。

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一般从小就要诵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

很多人整天埋头学写八股文,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民间疾苦和天下形势一无所知,不仅消磨了大把时光,最后还导致“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国家内忧外患,给了外敌可乘之机。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他认为,科举考试应该用经史和当世之务取代八股文。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采用“拿来主义”,仍然延续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形式,且更加文辞空洞、枯燥乏味。

《清史稿》记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谓之‘制义’。”

如此一来,八股文就像另一种“文字狱”,有效地钳制了文人的思想。

若从明太祖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算起,直到清末废八股,八股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五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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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难不倒学霸,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十分鄙视八股文。

明代大才子唐寅(字伯虎)就说:“若闭户经年,取解首如运掌耳。”

唐伯虎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他才华出众。人家确实有狂的资本,说完此话没多久,唐伯虎就考中了应天府乡试第一(解元),只是后来进京,被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才无奈地终结了科举生涯。

另一方面也说明,写作八股文确实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对于唐伯虎这样的才子,一年的备考时间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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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的规定,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故合称“八股”

每篇八股文有字数限制。明朝时五经文(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题目)以五百字为满篇,四书文(“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题目)以三百字为满篇,清康熙时四书文要写满六百字,乾隆以后增到七百字。

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儒家典籍“四书五经”,标准教材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考试不仅对形式要求严格,对内容也要求苛刻。

考生在写作时,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想法,文章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模仿古人的口吻,内容上一定要体现儒家先贤的思想。

对此,八股文研究专家王凯符用《论语·里仁》中的“父母在,不远游”举例。

王凯符说,明清的士子如果考到这个题,就要从儒家提倡的“孝道”“养亲”“慎终”等方面入手做文章,任意发挥就是唱反调。

因为明朝推崇的朱熹朱圣人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

科举考生只能闭门读书,戴着脚镣跳舞,而不能像打辩论一定要找个理由来反驳先贤们。

反正你非要杠,就是“自毁前程”。

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也重在八股文,不让学生学写其他文章。幼童从对对子之类的基本功练起,朗诵着《声律启蒙》中“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句子,长大一点后便是诵读四书五经,再之后由老师讲解朱熹对四书的注释。

打完基本功后,就可以学写八股文,一般先学“破题”,然后是“承题”“起讲”等,最后再写完整形式的八股文章。

学生如果不好好学八股,还琢磨着诗词歌赋,便是“不务正业”。

明弘治年间有个大学士叫刘健,一生从事伊洛之学,追慕程朱遗风。这个老爷子也很狂,狂到看不起李白、杜甫。他经常对年轻人说:“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作诗。作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

但是,“诗仙”李白能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欺强而不凌弱,一身文人傲骨;“诗圣”杜甫能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人微言轻,心中却装着天下万民。

而那些只会写八股文的老学究们留下了什么?

明末清初另一位批判八股文的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了一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揭露八股文的荒谬,说崇尚八股文的科举考生“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之具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

骂八股文的王夫之,跟随永历帝举兵抗清,南明亡后归隐林泉,著书立说,终身没有剃发。

写八股文的高官名儒,有不少却拜倒在了清军的铁骑下,带头向新来的统治者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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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世间的很多考试制度都是绝对公平与相对公平的矛盾统一体。

明清八股取士,使科举考试有了一个固定的考试项目,为士子们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寒窗苦读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完成阶层跃升。

但是,八股取士也存在很多缺点,其过多讲求格式、思想统一,不重视文章的实际内容,有的人平日里下笔如有神,却始终得不到考官的眷顾,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说的就是这些才智出众却名落孙山的士子。

随着八股文的弊端逐渐暴露,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废除八股的提议。

清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提出取消八股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

舒赫德的忧虑不无道理,却遭到了以军机大臣鄂尔泰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

朝廷把舒赫德的奏章发给礼部议复,礼部给出的反驳也十分有力,大致意思是说,你说八股文“皆空言抄袭而无用”,但明清以来,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多是通过这个途径产生,他们都读孔孟,都写八股文,在历史上做了许多贡献,你如今不反思如何挽救“末流之失”,转而追究“作法之源”,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

于是,这场辩论以顽固派胜利告终,舒赫德的建议不被采纳,清朝继续用八股文选拔人才。

在历史上,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出来的官员,有些人接受了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忠君爱国。明末有史可法张煌言堵胤锡等名臣,坚贞不屈,以死效国。清军入关时,在对付他们时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知道了用思想武装自己的读书人有多么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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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鄂尔泰的说法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支持八股文的顽固派鄂尔泰在这场辩论中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这是说,我们并非不知道八股文没有实用价值,但用它来控制读书人,好用呀!

一语道破了清朝当权者内心的想法。

鄂尔泰等人还将八股文存在的缺点归因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说是这些人败坏了八股取士的名声。

然而,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大都贪图功名官位,只读四书五经,只学八股文,不过问其他知识,表面上看文绉绉,实际上都是井底之蛙,于是有了太多像文学作品里范进、孔乙己之类的腐儒。

可以说,鄂尔泰之流口中的“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身就是八股取士的产物,他们却把八股文的没落归根于这些人,实乃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骂归骂,考归考。不喜欢八股文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得捧起圣贤书来读。

晚清的曾国藩就是一个不喜八股的人,但为了仕途,他考举人、进士都考了几次,发扬屡败屡战的精神,才成功跻身朝堂,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地方办团练,拉起一支湘军,扫平太平天国,成为一代名臣。

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儿子说,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尽可不看不作”,“实无益也”

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曾国藩对八股要说一句“真香”,他写的八股文也颇有古文风采,但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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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骂八股文的主要有两拨人。

晚清的学者,虽有不少人是科举考试出身,但有的人痛恶朝政昏暗、列强侵凌,于是痛骂腐朽的八股文,号召废除科举。

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制度得到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八股文作为科举余孽,常常被批判,如过街老鼠。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正是八股文的反对者。

不过,作为一个攻读经史多年的的读书人,康有为也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折腾了很多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进京应试的路上。

后来康梁变法要求废八股时,有个以卫道士自居的守旧派就抓住康有为苦学八股文多年的把柄,进行讥讽。康有为很没面子,只好把责任推给母亲,说自己是受了老母亲之命,才苦练八股,考取功名,把吃瓜群众都逗乐了。

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

康有为写了《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八股文的种种危害,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

他接着说:“诸生荒废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

在康有为看来,沉迷八股文的人连经义都忘了,从童年到白首,都只会依照节拍吟诵,写起文章来,像是俳优涂脂抹粉、登台唱戏,不过是闭目塞听的庸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割地败兵,都是八股文害的。

康有为有些夸张地表示,这些八股做题家,甚至“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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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百日维新转瞬即逝,但康有为的猛烈一击打中了八股文的要害,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股文被正式废除,科举改考策论。四年后,就连八股文依附的科举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清末,有个自号“有味斋主人”的教培达人,编了《增广大题文府》,收录八股文一万多篇,规模之大、用心之苦,堪称空前绝后。他在序文中说,希望这部书能永远地流传下去,“上以力追乎作者残膏剩馥,下以沾丐乎后人”

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不到几年时间,存在五百多年的八股文便烟消云散,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中。

参考文献:

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王夫之:《船山遗书》,中国书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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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笃清:《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

卢前:《明清戏曲史 : 外一种:八股文小史》,岳麓书社,2011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华书局,2002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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