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马屁精，发明太师椅，影响几百年

宋代被认为是一个文化登峰造极的朝代，但如果说，宋代相比前代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那一定是日常观念的解放。

中国的家具与礼仪发展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从跪坐到垂足坐，是一种历史趋势。宋代以前的人虽然也垂足坐，内心却还是过不了礼制这一关。宋人不一样，他们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内心毫无负担，你若要他们遵循礼制，不要“狐蹲狗踞”，他们恐怕要反问你一句：什么礼制？谁的礼制？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朝历代帝后标准像，都是垂足坐于椅子上。帝后标准像是要传世的，所以画像场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宋朝帝后的标准坐姿彰显了不再拘泥于所谓的礼制，而是遵从现实中起居方式的改变。这背后，是实用、理性、人文的思维遍地开花。

宋真宗画像，垂足坐于椅子上

宋人遵从的现实，其实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并彻底取代低型家具。在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家具追求严谨的秩序，挺拔、明朗的简约之美，呈现更为内敛、理性的特质。

宋代士人的家居陈设，除了几、榻、屏风等组合之外，椅子和桌子已是陈设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在书房中，椅子和书桌是固定组合，桌子为象征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宝摆设提供了台面，椅子则可以让主人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读书、写字、赏玩或发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桌椅

当时最流行的坐具，亦非交椅莫属。

苏轼有一次经过润州（今镇江），当地官员设宴招待。酒席将散时，几名歌妓唱起黄庭坚的《茶词》：“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春草，是茶的雅称。唱词的意思是，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这是歌妓代主人表达挽留之意。

但苏轼听了，故意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要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原本站在苏轼身后的几个歌妓，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交椅一下子被折断了，苏轼一屁股坐在地上，宾客们也笑着一哄而散。

这件趣事说明，当时的交椅还比较脆弱。因为它是由胡床加高、加靠背发展而来的，所以总体材质和结构均比较简易。

从胡床到交椅，尽管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当时人对称呼还比较恋旧，仍然会把交椅称作胡床。苏轼有一阕词写道：“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里的“胡床”可以“闲倚”，说明是有靠背的，其实就是交椅。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交椅，只露出一个靠背

关于交椅，宋人还记载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说，四川万州（今属重庆）人烟稀少，特别荒寂。有一回，万州教授（朝廷派往地方的学官）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一直到天黑了，仍意犹未尽。大家在官舍正厅点起蜡烛，继续喝酒，接着奏乐接着舞。

就在此时，忽然来了一只老虎。在座众人吓坏了，抱头鼠窜。一个客人躲避不及，赶紧趴在一张胡床（即交椅）后边。老虎直奔他来，这客人无计可施，拿起胡床顶着虎头，胡床一下子套进虎头。虎头进到胡床的木架子里，相当于上了枷锁，老虎也很难受，就戴着胡床跑了。

第二天，有个村民进城，说在三十里外看到一个碎裂了的木架。教授派人去把那东西取回来一看，正是被老虎带走的胡床。而那个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实际上被吓破胆了，病了一个多月才好。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交椅

有意思的是，宋代对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竟然是一个马屁精和一个大奸臣。

据南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太师秦桧有一次坐在交椅上，一仰头，头巾就掉到地上。一个姓吴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见儿，赶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随后，他设计了一种荷叶托首，命工匠依样打造，安装在秦桧的交椅上。这样，秦桧再往后仰头，就有个东西可以托住了，有点像现在汽车座位上的头枕。后来，此种经过特别改造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里推广开来，并被命名为“太师椅”。看来，马屁精也能推动技术进步。

不过，从文献描述来看，南宋的太师椅，跟我们看到的明清以后的太师椅，结构并不一样。好在我们还能通过宋人的画作，一窥南宋太师椅的真面目。在宋画《春游晚归图》中，一名老年官员（可能已退休）在暮色中返程，前后簇拥着九个随从。每个随从都有自己的职责，有的挑着户外装备，比如煮水用的炉子、点茶用的长流汤瓶等等，有的扛着一张茶桌，还有一人扛着一张交椅——从造型上看，正是经过马屁精改造的、有着荷叶托首的太师椅。

宋人绘《春游晚归图》及局部放大图，可清晰看到一仆人扛着太师交椅

由于宋画非常注重写实主义，擅长对现实生活情境进行还原，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人对桌椅组合的使用场景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室内和庭院里。户外活动也常常看到它们的身影，类似如今的野营装备。

总之，随着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为日用主流，这个朝代的家具类型已经与今天差距不大。宋朝亦由此成为中国家具定型的最后一个时期。

参考文献：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扬之水：《家具发展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故宫学刊》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