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踩“风火轮”,手推“孔明车”,自行车来到中国后有过哪些故事?

原标题:脚踩“风火轮”,手推“孔明车”,自行车来到中国后有过哪些故事?

1927年6月,在汉口经商的“荣记商行”经理李斌甫回到老家河南镇平,这次省亲他带来了一辆“洋车”,“当时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在大田里和麦场里正干活的农民,不约而同的丢下干活家具疾走或飞奔路旁观看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稀奇物什。当他入村后,老相识有的抚摸骑车,有的争相问询:这叫个嗜?一天能跑多少路?从哪里买的……”。“这个洋玩意儿进村的消息不腔而走,不但本村男女老幼来看,邻村群众也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后来竟聚百人之众。”群众纷纷“夸奖洋车比马好。后来编成顺口溜:这洋马,真是好,不吃草,不喂料,不屙屎,不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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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火轮”来了

Bicycle进入中国后,怎么翻译,叫什么中文名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当时的大众媒体中,比较多的是被称作“自行车”如1868年11月17日发表的《上海新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也有被叫做“自转车”,徐志摩曾在两篇游记中都有提到自己的英国生活中少不了“自转车”:“徒步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还有“脚踏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骑斜阳里,颯颯声来静不畔。”(慈湖小隐:《续沪北竹枝词》)。除此之外,还有“自由车”、“踏板车”等,异曲同工。当然这些称呼大部分都出于文人之口,普通大众还是习惯于“洋”姓叫法,如:“洋车”、“洋马”、“洋驴”、“铁驴”、“铁马”、“铁骡”等。

除了上面的“官名”和“洋”名,还有一些既本土不土的叫法,如“风火轮”、“孔明车”。

“风火轮”源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哪吒形象,把自行车叫做“风火轮”是形容这种车子速度飞快,骑上去犹如哪吒脚踩风火轮。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20世纪,笔者按),黄沙河北的大地主丁七从南通买了一辆“脚跨风火轮”,轰动了兴桥……一会儿,家丁骑着高头大马,挥着鞭子开路,‘边喊边跑,说“脚踏风火轮”来了。这时,只见丁七骑着脚踏车来了,两个大轮子转得飞快,比哪吃闹海的轮子还大,不过,没有火,也没有风。当时人们大眼睛看着风火轮远去,都说丁七神了。”

至于叫“风火轮”我们还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还被叫做“孔明车”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说起。

“(建兴)九年(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三国志·诸葛亮传》)

“木牛流马”现代复原品

“木牛”“流马”极大地方便了在蜀道运送军粮,不仅载量大,还不吃不喝,不拉不尿,行走自如。一方面由于自行车和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一样神奇;另外,民间对诸葛孔明“忠、孝、义、谋”人格魅力和发明家形象的崇拜,自行车被叫做“孔明车”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自行车初入中国时的翻译中大致可以看出,自行车和其他“洋货”一样, 拥有者自鸣得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只能望“洋”兴叹,或者对骑车者出现意外状况进行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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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性的时尚单品

随着道路状况的改善及自行车的不断改进,“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以致《申报》发表社论,大胆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但是自行车在中国的价格居高不下,据学者闵杰考察,无论南方的上海还是北方的天津,车价始终在80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所以自行车只能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流行,只能是时尚宠儿们的身份标签。

在美国学者EmilyHahn的《宋美龄传》中:在宋蔼龄十岁生日那天,他(宋耀如)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对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宋耀如在美国生活了整整八年,对自行车自然是熟知的,送自行车给女儿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宋美龄传》中,Emily Hahn并没有交代他所依据的史料,所以宋蔼龄是不是中国第一位骑上自行车的女性也有待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晚清洋学堂的女学生是中国第一批学会骑自行车的女性。

随着自行车在女学生中的盛行,作为时尚ICON的青楼女子和影视明星也不甘落后。

在“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 晚清著名“狭邪小说”《九尾龟》中,就讲述了“家赀万贯”潘侯爷“最爱的是能坐(骑)自行车的女人”,名妓沈二宝投其所好,巧设机关骑着自行车勾引潘侯爷,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狠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采的……”

可见,当时妓女多为缠足之人,但是并不妨碍她们骑自行车,并且就人们对妓女骑车的反应来看,先是诧异再是欣赏。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青楼女子骑自行车只是为了吸引男人为了生计,那民国时期的女影星更多的是为了兴趣为了便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凭借电影《马路天使》红遍中国的周璇爱上了骑自行车。据当时的八卦杂志《大众影讯》介绍:

“许多电影红星,像陈云裳,顾兰君等,都以脚踏车代步了!周璇觉得学会后,比较便利得多,于是便在升平街上练习起来,但初学的人是很容易倾倒的,一天她练习骑脚踏车的时候,刚刚有些会,一不小心便跌了下来,不幸一只脚胫跌伤了!不过伤势不重,现在已可恢复行动了!她表示并不因此而不敢再学脚踏车,反之,她会增加勇气,再接再厉的干一下子。务使学会后方休。”

除了周璇,“大小明星、导演等等,差不多有车者占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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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减、分期付款,让自行车更加普及

如果说自行车价格的高昂限定了自行车只能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流行,那么自行车车行的营销手段让自行车开始普及。自行车不再限定于特殊群体,城市中的报贩邮差和普通职工都成为了自行车大军中的一员。

像邮政局、电报局等这样的自行车需求大户,每年都要购置大量车辆。而这些单位往往都是采取开标的方式进行。自行车行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例如,得力车行为了中标,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电话公司为灰色自行车,而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车筐。

除了针对像邮差这类大客户设计不同的车型,对于大众,自行车采取了各种促销手段,满减、赠券和分期付款,丝毫不输双十一商家。

如同昌车行举办的三十周年店庆,自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1月6日,除“各货特别折扣”外,曾“再加赠奖券之举,其办法购货每满洋五元,即赠奖券一张”“三奖三枪牌三飞脚踏车一辆;四奖同昌飞马牌脚踏车一辆”。另外,该车行还推出了“按月拨付购买法”:

“凡每月能节省车费九元,即能得一极佳之同昌飞马牌脚踏车。该车因推广伊始,故定价特廉,对于分期拨付,亦不加算利息,诚为购备脚踏车之良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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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出来的“国货”,尝试自制自行车

在经历了诧异、接受和流行之后,中国人开始想要自己的自行车。其实,中国尝试自制自行车的努力,甚至比买卖自行车更早。有人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旧书摊上发现一张清代装束的中国人骑在木制自行车上的照片,该照片上的车类似于早期西方的自行车。如果出自清代木匠之手,很有可能是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在此之后,还有一名叫做王惠集的人曾经用铜质零件组装成了一辆自行车,但是由于太重,以至于没有人能扛得动。这一时期的中国自行车尝试都属于个人爱好,而非工业生产。

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抵制德货、抵制日货等运动,民族主义情绪浓烈。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保护国内实业,提倡国货优先”的方针下,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在自己的自行车零件生产的基础上,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聘请2名日籍技工,配以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加之“国货”口号的广告营销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还有润大车行的“飞龙牌”、同昌车行的“飞人牌”,不仅畅销中国,还远销东南亚诸国。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和原料都依赖国外,所以也只能算是拼出来的“国货”。

“二八杠”自行车

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自行车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时尚和方便生活之上,随着战争的愈加残酷,城市被摧毁,机动车辆停运,自行车成为了速度最快最灵活的交通工具,同时在战场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关系到侦察、通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但是受制于进口,中国自行车工业最终也没有真正起来。就连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小岛和三郎在上海创办的“昌和制作所”,最终在日本投降时,焚毁了全部图纸、技术资料和档案,试图掐灭中国自行车产业的星星之火。然而他们可以销毁图纸和技术资料,但是作为缄默知识的承载者—工人和管理者将会为新中国自行车生产做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国民政府接管的昌和工厂,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并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飞鸽、凤凰、永久、二八杠,中国人从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到拥有自主品牌的自行车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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