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战俘的处决式葬礼

原标题:日军对战俘的处决式葬礼

列斯特·坦尼尼

摘自《活着回家 :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两种,要么让生活顺应信仰,要么改变信仰来适应生活。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就能获得满足。不过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发现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两者兼顾。因此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顺应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时我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坚持我的信仰。举个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强迫我去活埋一个战俘,我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与我的信仰不符,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拒绝活埋依旧在呼吸的战俘,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更多的战俘要来埋我了,如果还有人拒绝,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被埋葬。在我调整信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地调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难理解日本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很好,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我想这些军官们肯定知道日本的军事法规当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文。1904年2月日本颁布的第22条军规的第1节第2条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侵占菲律宾的日军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执行天皇亲手颁布的敕令。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告诫我们:“你们比狗都低贱!我们想什么时候喂你们,就什么时候喂你们;我们让你们休息,你们才可以休息;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颁布的善待战俘的军规从来没有执行过,在巴丹死亡行军的时候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工作队里也没有执行。显然,这只是一条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日本人制定这条规定,只是为了让世界各国觉得日本军队是“人道的军队”。日本士兵的行为方式恰恰与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定相反,他们更乐意看到战俘被折磨,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目击了“处决式的葬礼”之后,我的求生意识更加强烈。目睹屠杀暴行时,我处于绝望的顶峰,可是我发现我可以克服这种绝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执行诸如此类的暴行,为了活下去,我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要意志坚强,做该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变得“机灵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如说,什么时候该走得快一点,什么时候该成为另一队的成员。我发誓今后走路要昂首挺胸。这个姿势会让我觉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负看起来健康的战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战俘。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从那天起,我少说也目睹了数百次斩首的场景;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永远不能从我脑中抹去。每当那个时刻来临,我都非常害怕,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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