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毛泽东神机妙算靠的是什么？解密军委二局

原标题：长征中毛泽东神机妙算靠的是什么？解密军委二局

长征途中，无论是开始阶段血战湘江，找到敌人封锁线的缺口，还是四渡赤水，在围追堵截中巧妙穿行，游刃有余；无论是毛泽东力主改变打鼓新场战斗计划，还是山城堡歼灭胡宗南来犯之敌，奠定长征胜利的最后基础，侦听情报工作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过程，《破译科长》一书都以战史资料和当年的电报通信为证，作了详细的记录。

彭德怀认为，长征具有很大的冒险性，红军能“免于覆灭到达陕北”，“幸赖红军的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叶剑英评价四渡赤水后，红军在不到30公里的空间迷惑敌军：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林彪这样称赞二局的工作：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的情况靠的是你们。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长征胜利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的贡献：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破译科长》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军委二局全体同志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对于胜利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安塞碟子沟 中央军委二局旧址

长征途中的军委二局

军委二局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重要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以其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为长征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同时，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部，获取了一批国民党军政核心部门的密码本。到20世纪30年代，这批接受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从其中找到了编码规律，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的方法。

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起，中央苏区红军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得中共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侦收敌人电台信号、从中获取情报的侦察台从通讯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由曾希圣任局长。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联络，这使得红军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当时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被红军截收下来并破译。蒋介石曾命令薛岳、何键等“追剿”兵团将红军在诱往湘西的路上“聚歼”，并命令贵州军阀王家烈阻击红军西进。12月12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截击红军部署的密电。据此情报，当日傍晚中革军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转兵贵州，把几十万人的敌军甩在了湘西，使红军获得了主动。

遵义会议后，军委二局及时截获了国民党军各部相对分散的情报和敌人各部的准确位置，据此，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当即决定对国民党黔军、中央军予以各个击破的计划。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5天内，攻娄山关、占遵义城，以仅有7个团的兵力，歼灭和击溃吴奇伟部2个师、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挺）、子弹10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在军委二局延安旧址纪念馆陈列的1930年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白天行军，无法进行截收、破译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双方采取分工：红四方面军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把内容发给中央红军。天黑后，中央红军的电讯破译工作开始，把截获、破译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发给红四方面军。到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处于固定位置，遂和行进中的红四方面军的电讯破译工作进行了“对调”。

1936年3月30日，中央红军主力于安底附近南渡乌江，国民党各路大军闻风而至。曾希圣提出“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敌两部主力调开”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假电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开拔，中央红军遂顺利渡过乌江。在军委二局情报的帮助下，红军直入云南，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几十万人的大军抛在了贵州。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进入云南后，国民党军为了防止电讯被破译，开始编印多种密码，每部电台各发10种秘本，每日调换，每10日再另发10种密码。但红军破译人员仍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此后，军委二局的红军将士再接再厉，破译并获取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完成集结等大量电讯情报，避免了红军可能出现的重大损失。

1935年10月19日，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5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个技侦部门在陕北保安合并，组建成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1937年1月中央军委二局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移驻延安。

陕北军委二局的部分同志合影

对于侦听破译工作的重视

在某种程度上，侦听破译工作是确定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的依据。这一点，在红军长征途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侦破敌人第一本密码开始，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胜利，几乎都与侦听破译敌台通信相关联。敌人的番号、驻地、行进路线和目的地，迅速准确，而且几乎不存在危险和损失。侦听破译工作成为武器装备、人员数量都处于劣势的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敌军的优势。

林彪住在哈尔滨时，经常邀请二局的干部到自己家里看电影。演苏联电影时，叶群负责讲解。一向不善交际的林彪这样款待二局的干部，对他们的重视可见一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还会拉着二局的干部去吃饭，“吃最好的”。

即使是毛泽东，对二局和二局的干部也十分重视，厚爱有加。1935年9月草地分兵，在受到张国焘威胁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秘密拉走一军团北上。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特地嘱咐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行到三军团驻地”。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二局工作亲自过问，并告诉二局干部曹祥仁：“有重要的事，你直接来找我。”后来曹祥仁几乎每周都要到毛泽东处直接汇报工作，赶上饭点，还和毛泽东一起吃饭。二局同志见曹祥仁骑上马了，就知道他要去毛泽东那里了。

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重视，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侦听破译天才曹祥仁

那么，创造这等奇迹的是何许人？曹祥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曹祥仁，湖北阳新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1月加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经受战斗洗礼，负过伤。1931年夏，曹祥仁因为政治坚定、有文化被选派参加红三军团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资，他在报务方面很快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成为中央军委专门负责侦听情报工作的第二局局长。

1937年春， 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曹祥仁、钱江、罗舜初（从左到右） 在延安合影

关于曹祥仁的才干和贡献，《破译科长》一书作了详细的记录，选例如下：由于他的聪明勤奋，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主管秘密通信联络，还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直言快语：“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更加重视秘密通信工作。

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随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从此，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点将要来曹祥仁的朱德抚摸着他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此时，曹祥仁年仅18岁。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独自值班的曹祥仁突然发现敌人电台非常活跃，几个师的电台同时发报，都有“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调动全部潜能，一人追踪五部电台，边听边分辨，抓住关键电码，分别主次，终于从吴奇伟部的电文中破译了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为枫山埠战斗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1933年5月，军委二局设立，曾希圣为首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曹祥仁任破译科首任科长，年仅19岁。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曹祥仁最早将密码破译与数学应用结合起来，他明白单靠人脑跟不上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东北解放战争物质条件十分有限时，曹祥仁就着手自制快速计算装置，尝试用机械计算的方法破译密码，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得到林彪的嘉奖。

曹祥仁的战友邹毕兆说：曹祥仁同志只读过四年私塾，而搞起破译来非常出色，证明学历高低与工作只有相对的联系。当然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邹毕兆还这样评价曾希圣和曹祥仁：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从抓紧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是创始者。曾希圣、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

1949年，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在全军二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时请教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在中国密码破译史上，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是曹祥仁同志。这是对曹祥仁破译工作贡献的结论式评价。

曾希圣晚年回顾往事时说：“破译上曹祥仁最棒，他记忆力真好，太快了。”曹祥仁的部下彭富九曾写七言古风怀念曾希圣、曹祥仁，开头两句是：“江山代代出英豪，我辈前驱数曾曹。”

天资，加勤奋，加忠诚，加奋不顾身，曾经七天七夜不下电台，完成任务后因高烧倒在床上，这就是曹祥仁成功的秘诀。这也是红军侦听破译战线全体指战员的集体写照。周恩来曾为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彭富九指出，这是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具有“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二局体现为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优良作风”。

1961年7月17日，毛泽东与曹祥仁（右三）等人在杭州合影

不可思议的奇迹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先后缴获了敌人一部半电台。后以连同电台一起被俘转投红军的王铮等人为骨干，迅速培养出了一批侦听破译人才，奠定了红军侦听事业的基础，并很快就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生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两名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后跟进，幸免于难。他有感而发，赋诗云：“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此诗李默庵未示于人，只是用电报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三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与李默庵见面，闲聊之中，周恩来随口将李当年的诗句背了出来。李默庵回忆说：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给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1933年4月，蒋介石到江西崇仁陈诚军中视察，鼓舞败兵的士气。红一方面军二局（即曹祥仁所在的侦听单位）破译了国民党军密电，知晓蒋介石打算白天走水路回南昌，观山游水，以“示形败而不馁”。崇仁河道不宽，正是伏击的好地方，周恩来、朱德立即部署截击。此后，又一份电报被破译，蒋改变计划，由陆路返回，红军遂撤销伏击命令。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最高统帅行踪的绝密电文，红军截获和破译易如反掌。

国民党军方面先是根本想不到红军有截获电报的能力，后虽加密，也不严谨。随着“围剿”战一次次莫名其妙地败北，他们终于醒悟到“共匪”的侦听能力大大超出想象。于是，蒋介石指令部下加大电讯保密力度，一电一密，频繁更换。但是，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红军侦听工作前辈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

在修复的窑洞墙壁以及纪念馆里悬挂陈列的领导人为二局的题词和表彰

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被红军监听破译。相反，他们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无从着手。”最后，黄季弼的结论是：“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这是一个规律：只有掌握破解对方密码的手段，才能使自己的密码不被对方破解。如果说红军从战略上和整体上是以弱胜强，那么单论侦听破译，红军始终是以强压弱，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连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外国友人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

《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

参考资料

1. 《无名伟业——读 <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2. 《长征途中的军委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