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能考的省份,如今都做生意去了

福建是东南沿海最低调的一个省份。然而,如果有人胆敢因此看轻福建人,那只能说一句:你们啊,太年轻了。

在某些方面,福建人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比如说,考试

说起考试,科举时代,大家都有个成见,总是认为江浙一带,尤其是江南,苏州、杭州、常州等地,肯定是最牛的。

是,江南科举之牛,全国无敌。明代近四分之一的状元,清代半数以上的状元,都产自那里。曾经有个苏州人,在跟同事聊家乡特产,其他人都是荔枝烤鸭汤圆牛肉丸,他倒好,高调地口吐两字:状元

福建人低调得多。论科举,他们其实不比霸气侧漏的江浙弱,某些时候,还碾压全国,一枝独秀。

但他们就吃亏在低调上,所以人人都知江南科举强,没人懂得福建考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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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闽江两岸 | 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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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屠榜”

福建人能考的历史,可以直接上溯到两宋时期。那是整个科举史上,福建人最高光的时刻。

南宋绍兴八年(1138),全国录取293名进士,其中:

状元黄公度,福建莆田人;
榜眼陈俊卿,福建莆田人;
探花陈修,福建福州人。

福建人包揽了前三名,傲视半壁江山。在唱名报名次的时候,连宋高宗都很八卦,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

你们莆田人厉害呀,那片土地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夸了一下家乡物产,没提民营医院和名牌鞋,一看就是个吃货。

陈俊卿一听,状元老乡的答案并不咋滴,便接着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我们家乡唯一的特点就是穷,穷得没出路,只能读书了。这其实有点糊弄皇帝的意思,说他爱听的话。

宋高宗听罢,连连点赞:“公度不如俊卿,陈俊卿应该是状元才对呀。”

轮到第三名陈修。

宋高宗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走了出来,诧异不已:“你便是陈修?”

陈修没有直接回答,张口吟诵:“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到动情处,自己潸然泪下。

这是陈修“高考作文”中写过的两句话,宋高宗对此印象深刻,据说还曾亲自抄写一遍,命人张贴在大殿上。

确认过眼神后,宋高宗跟陈修拉起了家常。

当得知陈修已经73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

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可见,福建人的努力刻苦,不中举不罢休的精神,比后世山东人蒲松龄强多了。

到了宋孝宗在位时期,福建人又创造了一项纪录:连续四届科举的状元,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

总之,整个宋代,福建人变着花样,在科举考场上称王称霸。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两浙东路,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当时人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吹捧福建人考试功夫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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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伟大的宋代

要知道,在唐代,福建虽偶尔有冒尖的人考出来,但总体来说,科举成绩被中原考试大省、考试强省甩了不止几条街。

到了宋代,福建人怎么突然都像吃了补脑丸一样,这么能考了呢?

这其实跟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之一。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教育自然跟着往上走。

梁启超曾用大白话说过这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功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福建人脱颖而出,真真切切是考试制度公平性改革的受益者。

唐代的科举考试,说得好听点叫“公荐”,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说得不好听就是“走后门”,猫腻太多。所以,唐朝的进士,基本控制在中原的世家大族手里。连陈子昂这样有才有财的人,都要在长安城里炒作摔琴,才能成名。可想而知,一个南方人要在长安城考个好名次有多难。

福建人比四川人陈子昂更惨。比起四川,福建更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更加闭塞。当时一个福建人,要到京城考试混个名声,入仕为官,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福建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欧阳詹,是因为他得到了著名宰相常衮的推荐。即便如此,在获得官职前,欧阳詹在京城活得相当悲剧,孤单贫寒,穷困潦倒,估计裤子都没得穿,时常连门都出不了。身为福建人,也是蛮悲凉的。

感谢伟大的宋代。宋代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对福建等新开发地区一视同仁,不搞地域歧视。最关键的是,禁止唐代的“公荐”制度,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宋太祖一眼洞穿“公荐”制度很容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了这项不公平的制度。

走后门、攀关系搞不过你们,但凭实力、拼成绩,who怕who啊?从此,福建人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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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均,不带怕的

那么,两宋三百年间以成绩吊打全国其他省份以后,福建人在考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客观地说,正如骄傲的苏州人所吹嘘的,江南特产状元,明清两代的考场由江浙人唱主角。但是,福建的科举实力仍然杠杠的,在许多方面独占鳌头,碾压江浙。

在明代,福建的进士数退居全国第五,排在南直隶、浙江、江西和北直隶之后。很多人光看这个排名,就说福建人不行了。其实,除了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福建人民很行。

比如人均进士数。数据统计,明代福建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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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告诉你们福建这个数据有多牛。就拿进士总数全国前四的省份来对比:

南直隶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3.66人,只有福建的零头;浙江是6.65人,已经很不错了,但也只有福建的一半;江西是4.64人,北直隶是5.65人,还要好好努力呀。

可以看出,福建的人均进士数不仅高居全国榜首,而且是遥遥领先。打个比方,这个领先的幅度,跟中国国乒队领先世界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明代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最牛的进士,当然是一甲进士,只有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一甲进士之争,成为衡量各省科举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明代福建一共考出了33名一甲进士,排全国第四,低于南直隶、江西和浙江。但是,如果算人均一甲进士数的话,福建又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福建每百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19.4人。这个数据,是南直隶的3.08倍,江西的2.11倍,浙江的1.94倍,看来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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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时期福建人包揽科举前三名的“盛况”,三百年后重现。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状元林震、榜眼龚锜、探花林文,都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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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县域大比拼

比过了省,再比比县。县是明代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培养和输送科举人才。县的科举实力可以让我们更微观地对比省份差距。

你知道明代有多少个县考出了200名以上进士吗?

答案是9个。其中,福建、浙江分别有3个县,南直隶有2个县,江西有1个县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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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还看不出福建有多牛,那么更牛的来了。在这个榜单上,莆田晋江两县,分别考出494名和366名进士,是明代全国进士最多的两个县。你看,都是福建的。

论平均进士数,来自福建的晋江、闽县、莆田,竟然包揽了全国前三。晋江人能考试,恐怖到这种程度:平均每万人拥有进士54.6人。什么概念?按照这个比率,艾公子住的小区至少有30名进士,可以组个进士方阵参加小区春晚了。

闽县、莆田、晋江三个县分属于福州府、兴化府和泉州府,从地图上看,恰好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沿线而下。再加上最南部沿海的漳州府,构成了明代福建省内一条科举人才聚集带,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最能考试的人,就都生在这里,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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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最能考试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福建人说,不是偶然,是必然。

前面已经说了,一个地区的科举水平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时,与文教、风气,关系更直接。这些面海的地方,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

那个年代,图书印刷、流通远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人想读书,但发现找不到书来读。福建人的幸运在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印刷、批发市场之一,就在福建境内的建阳。莆田等地的藏书楼,很多很多。家族读书科举的传统,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县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传承的力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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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真的有理由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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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科举时代

科举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福建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聊到科举,江苏、浙江人言必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因为清代是这两省对其他省份形成全面碾压的朝代。在此之前,江浙并无明显优势,在很多指标上反被福建吊打。

江浙在清代的牛,某种程度上反衬出福建的雄风不再。

清初,科举省份被分成三等,即大、中、小省。福建被列为大省,但在大省里排名最末,全国第六。这个定位,比被列为中省的山东好,但比起福建自身在宋明两代的表现,无疑是衰势已显。

清代科举省考的录取名额是规定好的,即乡试中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也就是每次省考各省能录取多少人参加国考(会试)。这个分配,可以反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

乾隆九年(1744),各省中额基本确定下来,福建每年乡试可以录取85名,排在全国第六。不过,江南、湖广的名额虽然比福建多,但它们实际上各包含了两个省,若按单省计算,福建实际应排在全国第四。

可以看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福建的科举大省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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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府州层面来考察,福州府在清代的进士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府和苏州府这两个劲敌。实力也还是相当强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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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全省最终干不过浙江、江苏等省,主要是自身原因。明代福建那条沿海科举人才聚集带,除了福州保持强劲优势,其他各府已经相对没落。

数据说明一切。福州府在明清两代,进士数均高居省内第一位。但是在明代,它与第二的泉州、第三的兴化差距不算大,也就多个100多名进士;到了清代,这个距离就拉得很大了,它竟然比第二的泉州多了500名进士,比第三的漳州多了600名进士。

而曾经辉煌无比、创造许多全国纪录的兴化府(今莆田市),在清代的科举数据已经惨不忍睹,仅有66人中进士(明代是537人啊),勉强跻身全省第五,连闽西的汀州府(今龙岩市,以及三明市部分)都不如。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泉州(晋江)、莆田等传统科举强市的相对衰落,福建仍然保持三地并进的态势,而不是福州一地独挑大梁,那么,清代全国科举的局面肯定会被大大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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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泉州和莆田,尤其是莆田,怎么突然间科举就弱了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跟明清之交郑成功家族长期割据东南沿海,与清政府对抗,导致这一带战乱、反清、人口被迫内迁、贸易中断有关。

但“罪魁祸首”其实还是经济。前面说了,经济发展,科教才能兴盛。但还有后半句没说:经济太好了,赚钱太容易,也会把整个地方风气带到钱眼里,科举无用论就会流行起来。泉州、莆田就是后者的典型。

泉州早在元代就经历过一次科举的大衰落。原因是,那时的泉州太繁华了,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货如轮转,生意兴隆,大家就不喜欢读书了。清代的泉州,当地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有这种转变。

当然,比起莆田,泉州的转变还没那么明显。清代的莆田在科举上一落千丈,跟明清比,简直不敢相认。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重商观念盛行,更多人选择去经商贸易,对读书科举产生了巨大冲击。

直到现在,莆田、泉州老板仍旧土豪。但要跟他们说起他们祖上其实盛产学霸,我相信,他们不是丢给你一只名牌鞋,就是送你进一家自家办的医院吧。

参考文献: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何炳棣著,徐泓译:《明清社会史论》,台湾联经出版社,2013年

郭培贵、蔡惠茹:《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戴显群:《明代福建科举盛况与科名的地理分布特征》,《教育与考试》,2013年第5期

李世愉:《试论福建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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