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明朝以前，中国有修建长城吗？

北魏时，阴山南麓兴起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南下，北魏沿着北部边境的军镇三次修筑长城。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原是匈奴之后崛起于阴山北麓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统一北方后，实行汉化政策，也修起长城，防着来自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

北齐奠基人高欢出自北魏六镇，靠军功成名，深知长城的重要性，他执掌东魏朝政时，继续修筑长城。

北朝修筑的长城分成内外两线，总体上看，长城分布区域向内收缩，大部分在秦汉长城以南，但这一布局被八百年后的明朝沿用，构成了明长城分布的基本格局。

隋朝建立后，边患又起，北边的突厥屡犯边境，东面的高句丽虎视眈眈。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俩都曾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北朝长城进行连接和加固。其中，隋文帝修了五次，隋炀帝修筑三次。

隋文帝修筑长城，虽于开皇元年至开皇七年（581-587年）五次征发劳役，但都选在农闲时间，而且每次动员十余万人，修建时间仅二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参与修建的多是当地驻军或居民。隋文帝的每次修城都与突厥的动向有关，算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隋炀帝修筑长城三次，却是不恤民力，大发急役。

大业三年（607年）七月，为了向突厥炫耀武力，隋炀帝举办数千人参加的宴会招待突厥的启民可汗，同年还“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修筑四百里，二十日完工，“死者十五六”。

大臣高颎得知民夫修长城的惨状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乃亡国之举。结果，他因为议论“长城之役”，被人告发，隋炀帝下诏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高颎处死。

同年八月，隋炀帝率领五十万大军，沿着长城北巡，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作《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其中写道：“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此后，隋炀帝两次大规模修长城，即便天下大旱，也要征发农民，男丁累死后，还把寡妇拉去修长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使得尸骸蔽野，天下骚乱。

修完长城，隋炀帝自己和王朝的命也没了。

有隋朝的前车之鉴，唐朝便不修长城。

唐朝放弃修长城，除了其边防更多依靠强盛的军队作战外，还在于唐朝包容的特性。历史学者李鸿宾认为，唐朝统辖的地域和人群，都超出了中原、汉人这类被视为中华正统的界限。

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在古代，农耕民族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但其文化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游牧民族在同农耕民族的和战交往中获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而农耕民族也从游牧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

长城以北，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长城以南，秦、汉、隋、唐、宋、明等，历代王朝兴亡盛衰。

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战争、贸易、和亲等交流，各民族不断冲突与包容，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土与多元的文化。

五代十国后，随着燕云十六州丢失，北境无险可守的宋朝即便要修长城，也已经有心无力了。

北宋时期，传统的边塞防御体系支离破碎，中原王朝没有长城可以倚靠。宋太宗在北伐失利后，接受大臣何承矩的建议，修筑了一道“水长城”，以遏制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

北宋的这道水长城以水为屏障，沿途汇集河流19条，湖泊30个，置堡垒26座，战船百艘，全线长约500千米，沿着宋辽边境，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口）。

北宋的防线如水般孱弱，吓不倒契丹，也防不住女真，最后亡于靖康之变的耻辱中。

可以说，两宋时期，长城“正统”在辽金。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就开始修筑边墙，亦称辽长城。辽除了与北宋并立外，北部边境还有女真、室韦、铁骊、乌古、敌烈等游牧部族不时侵扰。辽军在出兵征讨的同时，又在今中、俄、蒙三国边境修筑了一道全长两千多里的土筑长城。

金的边境问题与辽相似，但金朝的北方戍边军队远至大兴安岭、阴山以北，且以骑兵为主，此前历代长城对金人并不适用，草原上也难以修建高大的墙体。

于是，他们在农牧交界带的北方修筑了一道界壕。金界壕绵亘千里，有壕堡作为防守士兵屯驻之地。

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后，金大安二年（1210年），金人在界壕的基础上加高加宽，于今河北与内蒙古一带修筑了乌沙堡长城（也称金大安长城）防御蒙古军队。这是金朝的最后一道“长城”。

然而，蒙古大军势不可挡，乌沙堡长城修筑不久后即被成吉思汗派哲别率领蒙古大军破坏，金的统治也随之摇摇欲坠。

参考文献：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罗哲文：《长城史话》，北京出版社，2018年

徐永清：《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