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状元之争

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与同僚谈起了各自家乡的特产,正当大家各自夸耀家乡特产的时候,轮到汪琬,这位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进士讲了。

汪琬缓缓道来,他说,苏州嘛,特产很少,但有一个很特别,那就是:

状元!

一语惊四座。特产“状元”?这句话,在作为大清帝国高级知识分子集结号的翰林院各位官员们听来,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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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苏州,特产:状元。

实际上,状元,确实是苏州的特产。

从唐朝晚期的869年出产第一位状元,到1905年科举结束,整个苏州全部6县区(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共产生了45位状元,数量为中国城市之最;而中国有史记载的科举状元,一共也就600位,苏州一个城市,就独占了7.5%,不愧为状元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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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艾公子要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状元的地理分布,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哪里出产状元最多?这个问题的背后,又如何隐藏着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人口军事密码?甚至暗藏杀机?

中国古代科举,从隋朝开皇年间创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历经1300多年,共开科取士709次,然而现存史料有据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仅仅600人(不含武状元),这600人中,可以查询到籍贯的,仅仅为448人,最爱君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这448位状元讲起。

话说,如果穿越回去,看到清朝的苏州进士汪琬竟然这么“嚣张”,唐朝的北方士子们,一定会非常不屑,因为在大唐盛世时,状元,那可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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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状元各省分布情况。

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唐朝时,状元郎们的家乡,大部分都位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各省,那时候,黄河中下游两岸,才是中国文风最为鼎盛的地区:在现有知道籍贯的68位唐朝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

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在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前,详细知道籍贯的8位状元,有7个都是北方人——从数据统计来看,唐朝前期状元分布的总体数据,霸主主要是北方人

但是安史之乱,是中国北方文脉衰落的开始;从755年安禄山起兵以后,中国的文脉兴旺之地,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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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极大改变了中国的人才地理分布格局。

安史之乱后,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843年前后)开始,来自南方的状元人数逐渐增多 , 从公元843年至 907年唐朝灭亡,64年间,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11位状元,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 31. 4%。

晚唐时期,就连当时非常偏僻的广西地区,都出了两位状元,在中国历史大格局的转变下,南北方文运的扭转、状元分布的颠覆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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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200年间,南方人在科举榜上逐渐崛起,这也让有个人心里非常不爽。

作为北宋华州(今陕西渭南)人,出生在关中地区的寇准(961-1023),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北宋时期,尽管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传统核心,关中地区已经逐渐没落,但寇准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仍然认为,关中地区所处的西北地区,才是中国真正的王霸之地:

“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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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以寇准为代表的北方人政治群体,非常排斥南方文人。

当时,赵匡胤家族与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尽管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已经要开始仰赖江南地区,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里,大家对于南方人还是很排斥的,对此,当时作为宰相的寇准甚至公开放话说:

“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意思就是说,南方是个下等地方,不能让太多人中举、当官;为此,作为宰相的寇准,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们,集体将当科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时,寇准发飙了,强行要求将状元改成了山东平度人蔡齐,对此寇准非常得意,逢人便夸口说:

“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由于北方官员集团的集体打击,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大多默默无闻,“沉沦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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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南下,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地区人口日渐增长,经济蒸蒸日上——与此相比,北方地区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威胁的北方地区,动荡的军事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全面落后于南方。

以河北为例,唐朝时河北出产的状元人员高达15人,是唐朝时各省之最,但是到了北宋时期,作为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线,河北在北宋时期的状元人数,却急剧下滑到只有1人

尽管有诸如寇准等北方重臣的极力维护,然而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逐渐落败,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此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从北方,开始倾斜向了南方:

在人口数量上,唐朝天宝六年(747年),当时的北方户口为492万户,南方为257万户,数量对比为65%:35%;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却减少为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对比,倒过来逆转成了: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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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状元的地理分布图:也沿着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路线迁移。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就指出:

“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

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 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 100% ,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当时,北宋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省区,在此情况下,政治稳定、经济繁华、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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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公子此前曾经写过《中国军事地理密码:“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为何屡屡应验?》的稿子,在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教育中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架迁移趋势,非常明显。

在唐宋明清四个朝代中,状元所处省份的前三甲,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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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在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开始明显逆转。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

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为6人,占比21.4%

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当时,在公元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还能达到28. 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已经锐减到了仅占 0. 08%

这种南北状元的逆转,和进士数量对比的日益尖锐化,让一代大咖、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逐年败北,为此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搞成大锅饭,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说法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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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大辩论,涉及到了状元分布的深刻背景。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怎么能按照省份,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呢?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对于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省)公平考试竞争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这就好比今天要照顾西部地区的考生一样;

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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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就全面碾压了北方人,司马光曾经恨恨地说: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鸟,反正都很“狡(猾阴)险!”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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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中国的南北分化。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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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䢿,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对此,北方士子们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于是朱元璋便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立马勃然大怒。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历时200多年的统治,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却违反了收买北方士子人心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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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政治,朱元璋牺牲了公平。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最终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䢿,以及复审官员、前刻状元张信等二十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85岁,才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

因此,陈䢿、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杀死陈䢿、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这个惨案发生后,后世将当年的第一榜称为南榜;而将第二榜称为北榜,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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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后,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开始实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将全国的科举考试划分为南区、北区和中区,实行分地区录取;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满清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尽管明清时期实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录取制度,但是在排定进士名次的殿试环节,仍然是公平竞争,在此情况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明朝有籍贯可考的89位状元中,人数最多的省份仍然位处南方,分别是:

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到了清朝时,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更是进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状元中,江苏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两代,北方地区被彻底挤出了状元前三甲地区。

这种状元集中的趋势,在东南地区更明显:

历数中国古代448名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仅仅江苏、浙江两地的状元就达到了140人,占比高达31.25%,对此,历代的说法是:

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由于北方的状元实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看到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试卷中,有一个陕西人王杰竟然排在第三时,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特地将王杰从第三提拔为第一名,以此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王杰也因此成了清朝时,陕西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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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状元刘春霖。

1904年7月,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在经过一番考评后,主考大臣将最终结果呈递给了慈禧“钦定”。

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正准备做七十大寿的慈禧,希望从科举中得到一点吉利兆头,没想到她一翻开主考官们定为头名的试卷,竟然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一想到被慈禧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广东又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恼怒,立马就否决了朱汝珍的状元称号。

接着,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试卷,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直隶(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当时,北京一带正闹干旱,刘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是肃宁人,肃宁这个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于是凤颜大悦的慈禧,立马就将刘春霖从第二名调转成了第一名状元;广东人朱汝珍则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榜眼。

河北人刘春霖,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至此,中国的南北状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梅介人:《中国状元及其地理分布》,《中国人才》,2002年第12期

李硕豪,陶威:《历代状元地理分布解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4期

韩茂莉、胡兆量:《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1998年第6期

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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