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军旗史:青天白日旗是怎么来的?

军旗的诞生军旗,是象征军队的旗帜,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一般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发。军旗由旗幅、旗杆和旗顶组成,其规格、质料、颜色、图案(字样)及制作

军旗的诞生军旗,是象征军队的旗帜,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一般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发。军旗由旗幅、旗杆和旗顶组成,其规格、质料、颜色、图案(字样)及制作方法,按各国军队的相应标准来规定制作。要说国民革命军军旗的历史,还得从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说起。陆皓东(1868—1895),原名陆中桂,字献香,后以号行。陆皓东出生于商人家庭,但他并没有选择继承祖业,而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参加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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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的设计者——陆皓东组织革命军,并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这是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那么该使用什么旗号来进行武装起义呢?孙中山将旗帜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陆皓东。经过陆皓东的精心设计,青天白日旗诞生了。青天白日旗中的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象征着国家的命脉,随着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华民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这一设计在经过孙中山的补充诠释(将旗面内容缩小为旗面的四分之一,置于旗面左上角,旗底采用红色,意为革命牺牲奉献的精神)后,于1895年3月16日在兴中会总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会议中得到通过,就此确定了革命军的军旗,会议还决定在同年10月计划发动的广州起义中正式打出军旗。遗憾的是,由于消息泄露,广州起义未能成功,军旗也因此没能被使用,此后直到1900年10月惠州起义时才正式打出青天白日军旗。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确定了以五色旗为国旗和十八星旗为军旗的方案。由革命军所使用的青天白日军旗因此淡出陆军,改被海军采用,使其成为海军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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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陆军军旗。右:海军军旗。司令部旗帜的成形经过护法和护国战争后,孙中山于广州重新竖起革命大旗,他在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提出重新启用青天白日军旗,并改定该旗为国旗。这一提议最终在1924年6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中得到通过。与此同时,还确定了陆军军旗的图样——将原本置于左上角的青天白日改置于旗面的正中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案曾在1895年的会议中被否决,此次是重新取用。至于海军军旗,仍然沿袭民国初期就确定的样式。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旗随着军队所到之处走遍大江南北。但由于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繁杂,尤其是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残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导致陆军军旗式样层出不穷,十分不符合规范。比如西南地方的军阀除了青天白日军旗外,还打出了封建王朝特有的统军将领姓氏旗;又比如西北地方的军阀,为了图省事,竟然沿袭清政府的三角龙旗,只是将图案改为青天白日,显得不伦不类,在旗面的用布、旗杆的长短上也很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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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军阀自制的军旗在部队的番号区分上,也是花样百出。以黄埔军校师生为基础的部队使用的部队旗,在旗面的番号标注上能够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军”的字样(当时只有军级单位拥有司令部旗帜)。但对杂牌军来说,番号格式就很混乱,有的写着“中华民国陆军第×军”,有的写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还有的直接写“陆军第×军”。番号的位置也极不规范,按照原定式样,番号应置于旗面左侧靠近旗裤(穿旗杆的部分)边的白条上,有的地方军阀却将番号直接打在旗面的红色位置处,还有将番号写到旗帜右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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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十八军司令部军旗有鉴于此,蒋介石在经过1930年的中原大战并重新取得全国领导权后,开始正式规范陆军军旗的使用标准,并于1932年下发各部队遵照执行。根据规定,陆军军旗需依照“横直八与七之比例,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内嵌面幅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为中心”的标准,司令部旗帜只限定师司令部可以拥有(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以师为战略单位,取消了军司令部旗),采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横宽144厘米,直长96厘米,内嵌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缘边加缀12厘米长黄色丝穗,靠旗杆一边镶白绸一幅,宽9厘米,长68公分,上下各距旗边14厘米,中缀黑纱制成‘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或师、独立旅)’字样,上冠朱红旄”。同时,国民政府对于相对统一使用地海军军旗也给予规范,规定“海军军旗制式一如国旗,惟一切配件均按军旗制定”。在确定完军旗及司令部旗,国民政府又于1935年仿照日军的联队旗制度,批准步兵团及各兵种团也可以拥有“团旗”,并分批对各步兵团及兵种团授予“团旗”。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国民政府根据战争需要重新调整了陆军野战部队的编制,确定以军为战略单位,军司令部旗帜再次被启用。与此同时,军旗的使用标准也在完善,其中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军旗上增加一面三角旗,上书“军”、“师”、“团”等字样,以方便友军迅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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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陆军第九师司令部师旗。右: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旗。以死护旗军队所到之处,都会出现军旗,如陆军军旗、军司令部旗、师司令部旗、团司令部旗。平时,在行军队伍的最前方会由专人负责举旗,以示军威。在北洋政府时期,军旗由部队任命的掌旗官专职保护,国民政府时期取消了旗官的编制,改由司令部特命副官来承担这一职责。在战时,为保护军旗,许多部队只会将常用的陆军军旗抬出,各级司令部旗帜则收起保存,由副官看护。但有的部队为了鼓舞士气或迷惑对手,也会冒险将司令部旗帜放出。比如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第190师师长梁华盛为迷惑敌军,将各级司令部的军旗、师旗、团旗全部插在前沿阵地,使日军误判对手指挥部所在位置,结果日军在错误进入中国军队早就布置好的伏击阵地后遭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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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四十八师师旗及所属各团团旗如果打了胜仗,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打了败仗,尤其是陷入重围,随时有被歼危险时,部队长为避免司令部旗帜被敌军缴获,会命令专职副官设法保护突围,又或者就地焚毁。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期间,第87师521团中尉副官韩时忱就在日军入城时承担起保护团旗的任务。为保住团旗,韩时忱将团旗从旗杆取下后揣入怀里,他在5名士兵的保护下换上便服向挹江门转移,打算从那里经下关渡江。转移时,其中1名士兵为了保护韩时忱而头部中弹身亡,其余5人则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并从城墙上残留的梯子攀爬到城外。抵达江边后,韩等5人从沿江一家木厂里扛出几根粗大的木棍,又用马路旁边找来的电线捆绑扎实后投入江中。他们冒着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成功抵达江北,并在徐州将团旗交给团长郏国选。韩因保护团旗有功被提升为上尉副官,奖励法币100元,其余4人也都分别受到嘉奖。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中,第49师遭到日军重创被迫突围,该师所属第145团的团旗保护任务由中尉副官李锐舟负责。为使团旗安全转移,李锐舟在1名军官和5名士兵的保护下在夜间开始行动。一路上,李锐舟等人不断遭到日军轰炸机的轰炸,所幸无人伤亡。当他们艰难抵达宾阳时,被1名站到石台木桥的士兵发现后鸣枪警告。李锐舟以为这名是友军,便打着手电筒向其靠拢,并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没想到一开口,周围突然站起不少人,其中有3名士兵将李锐舟包围,1人还抓起他的衣服领子,开始用日本话质问。李锐舟这才发现对方竟是日军。为保护团旗不落入日军之手,李锐舟当即将抓他衣领的日军推开,随后举起手枪连发3弹。日军士兵没有想到这名中国军官在落入敌阵后会反抗,除了中弹倒地的那名士兵外,其余人都楞住了。等到李锐舟身后其余6名护旗官兵也开枪射击时,这些日军才纷纷反应过来进行还击,但李锐舟已经趁着混乱迅速通过木桥脱离危险。李锐舟脱险后,发现与6名护旗官兵失去联系,便只身一人进入水田隐蔽前进,终于成功将团旗带出日军包围圈,并将其交给团长温忠良。上述两个事例都是成功将司令部旗帜带出包围圈,并交还给部队长重振军威。但也有部分部队长在危难中放弃把旗帜带出包围圈,这时他们会如何处理司令部旗帜呢?在1944年的许昌保卫战中,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于城陷之际下令将师旗焚毁。在焚烧前,吕公良对着师旗含泪说道:“师旗是新29师的灵魂,万一落入敌手,将给中华民族造成莫大的耻辱,为保持我守卫许昌城池官兵的名节,突围前将其焚烧。每个有民族气节的弟兄们,要像师旗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突围中不论是生是死,都要为师旗增辉!”吕公良的话和行为起到应有的效果,包括他在内的新29师大部分官兵都在许昌城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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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许昌阵亡的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右:在桂林阵亡的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在同一年发生的桂林保卫战中,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力战身亡。为了不让阚维雍的遗体落入日军之手,也为了保护师旗不落入日军之手,副师长郭炳祺命令将阚师长的遗体用师旗包裹,并掩埋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交通壕内。但在桂林沦陷后,日军找到阚维雍的遗体,为表示敬重,将阚的遗体重新殡殓入葬。至于师旗的下落,就再也没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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