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张“桃园结义”,恐怕是三国故事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个。《三国演义》前85回,从《桃园结义》到刘备托孤,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是刘、关、张结义打天下的故事。如今河北涿州市西南的桃庄,据《涿县县志》载是张飞的故里,也就是刘、关、张结义的地方。涿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张飞故里大做文章,赫然打出“桃园结义故里”牌子,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与客商。
荆州跟“桃园结义”也有很深的情缘。因为荆州是刘备集团实践“桃园结义”誓言的基地,荆州与刘、关、张的事业和命运紧紧相连。刘备集团由于得到荆州而大展宏图,与曹、孙鼎足天下,也由于失去荆州而使“桃园结义”誓言未能实现,三兄弟并因此而殉身亡故。如果说涿州是“桃园结义”起始之所,那么,荆州则是“桃园结义”归结之所,也是刘、关、张“桃园情结”最重要的体现之所。
“桃园结义”从涿州到荆州,展示出刘、关、张义结金兰匡复汉室的基本轨迹,表现了他们义重如山、至死不渝真挚而深厚的情谊,至今成为在海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桃园结义”故事人们都很熟悉,至于它的来龙去脉也许就不一定都能一一作答。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浅略说说。
结义未见典籍 但有史实依据
历史上,刘、关、张三人的关系不同一般。他们“义为君臣”,“恩若兄弟”,这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一开头就叙述了关羽亡命奔涿郡与刘备、张飞聚首起事的史实,并记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亲密关系。关、张从涿州起跟随刘备闯荡天下,“不避艰险”,私下里犹如兄弟,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关、张恪守臣礼,在刘备身边“侍立终日”,主从之分十分鲜明。关羽羁留曹营,曹操对其厚待有加,本想打动关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但关羽坚决表示仍要回归刘备,声言“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刘、关、张之间这种“恩若兄弟”、“誓以共死”的特殊关系和感情,反映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吴、蜀争荆州的过程中。有关他们之间犹如兄弟的亲密关系,在张飞传以及魏臣华晔传中也有记载。
史籍中尽管记述了刘、关、张之间“恩若兄弟”十分亲近的关系,但未见有他们正式结拜成兄弟的记载。当他们在涿州聚首起事时,史书中也没有提及“桃园”二字。可见,“桃园结义”是后人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并非纯属子虚乌有,而是有史实依据的。认为“桃园结义”故事纯系小说家的虚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认为“桃园结义”故事确有其事,则可能是对小说家的笔法过于相信了。
人们所以对“桃园结义”故事深信不疑,还可能与涿州的张飞故里有关。张飞故里名为桃庄,确系汉代居邑,是个完整的大村落,俗名“张飞店”,民国初易名“忠义店”。村中有“张飞井”、“汉张桓侯古井碑记”、“汉张桓侯故里”石碑等。张飞故里叫桃庄,《三国演义》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就是在桃花盛开的张飞的后桃园进行的,历经沧桑而“人证物证”似乎俱在,这就使人不由得不信了。
此外,也有人认为历史上可能真有“桃园结义”这件事,只是史家未能记录下来。史书遗漏史实,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桃园结义”故事是否真的被史书遗漏了﹖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说存疑,现在已无从稽考。
小说并非始创 此前已有流传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不是罗贯中依据史实自己想像出来的。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桃园结义”故事已经流传。
原先不少学者认为,“桃园结义”故事最早见于《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刊印于元代至治年间,即公元1321—1323年,这比现在所见最早的《三国演义》本子——明代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至少要早一百多年。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分上中下三卷,计8万多字,正文开始就是“桃园结义”,结尾是诸葛亮病死,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五十年代末,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桃园结义”故事至少在《平话》刊行前50年已广为人知。因为生活在13世纪中叶的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剧作就不止一次讲到这个情节。关汉卿杂剧《单刀会》里,就说到刘、关、张在桃园中结义,宰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其后大约在14世纪,无名作者还专门创作有一出杂剧,叫做《桃园结义》。
元代反映三国故事的《平话》和杂剧,既源于《三国志》一类史书,又源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历史很久,早在三国末期就开始流传了。魏晋间的野史、杂录,唐、宋时的诗歌创作,对三国人物故事均有所反映。《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说话艺人讲三国故事,叙史以外的内容大量就靠民间传说来丰富。本来宋代已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已有讲三国故事的《平话》本子,可惜没有流存下来。从民间传说的角度分析,也许“桃园结义”故事早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流传了。
元代《平话》和杂剧所讲的“桃园结义”故事,都有在桃园宰白马、乌牛祭天地的情节。《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述三结义”里,也写了三人“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焚香结拜为异姓兄弟。为什么用白马祭天、乌牛祭地﹖为什么选择在桃园中结义﹖这都跟古人设祭盟誓的习俗有关。白马、乌牛在古人眼里是很受尊崇的,用它们来祭天地,以示结盟设誓的神圣与庄重。选择在桃园结义,主要是因为古人盟誓杀牲通常是在特殊的祭林中进行的。桃园即桃林,在桃园杀牲盟誓,桃园就起着祭林的作用。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认为,宰杀白马、乌牛祭天地,原是蒙古人的风俗,后来传到了汉族。汉族对桃树一向情有独钟,将它视为避邪的吉祥之物,则是我们汉民族自古以来的习俗。在桃园结义也可能含有避邪之意。
由于“桃园结义”有着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刘、关、张三人聚首结义的故事情节也就有多种版本。有的讲关羽东行至涿州时,张飞在州里卖肉。张飞卖肉只卖到午时,午后把未卖完的肉悬挂在一口井里,上盖五百斤重的大石块,声言谁能举起石头,这肉就给谁。正好关羽前来,举起石头轻如弹丸,取肉就走。张飞追来,两人展开角斗,双方膂力相当,难解难分,刚巧刘备卖草履经过,把他俩劝止了。三人一起聚谈,意气相投,于是就结盟桃园。在结盟中,为确定谁是老大,也有一些不同的传说,如报生辰、比爬树,最后都是刘备智高一筹,于是刘备理所当然成了大哥。
《三国演义》在叙述刘、关、张相聚结义时,摒弃了上述一些传说,突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结义的宗旨,使“桃园结义”在传说基础上有了一个质的升华,无疑是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我们民族尚义的悠久历史传统的。
中华文明之邦 尚义渊远流长
义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品质,是中华礼义之邦一个显著的民族特点。“桃园结义”故事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深打上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烙印。
我们的先人一向崇尚义,视义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古人解说“义”,把它同“宜”连在一起,所谓“义者,宜也。”《礼记·;中庸》。韩愈《原道》进而解说道:“行而宜之曰义。”这就是说,义是泛指一切正义的行为。它包括重然诺、守信用,扶助弱小,见义勇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等优良品性和德行。这种义,不是儒家所发明的,而是我们民族所固有的。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以深情的笔触赞美了先秦的一些侠义之士,写了他们舍己为人、施恩不图报等可歌可泣的侠义行为,至今读来令人感动。我国历史上许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赴汤蹈火、舍生亡死、义无反顾的忠肝义胆之士,都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品格。当然,无论是先秦的侠义之士,还是历代的忠义之臣,不可避免地都带有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今天不能全盘吸收,一概肯定,但义作为一种正义之举、一种优良的品德,是任何时候都应当大力张扬的。
正因为“桃园结义”故事反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尚义品质,所以能唤起人们的共鸣,得到人们的赞赏,历久不衰地广泛传扬。刘、关、张的结义誓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十六个字,拿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桃园结义”影响所及,常为后人效仿。当初孙中山先生吸收革命党时,就是组织大家在关圣帝君神坛之前焚香盟誓、立志革命的。见《中国神仙传》引《中外杂志》第21卷第4期。
现在,我们不提倡结义这种形式,更反对以结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就义的积极涵义而言,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于个人的立身行事,都有其重要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应当大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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