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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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召城—商城—驼城

十五世纪末叶,达延汗统一蒙古重建汗权。漠南蒙古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有三万户。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达延汗之孙阿勒坦汗(也称俺答汗)受封右翼土默特部,率部驻牧丰州滩(又称土默川)。他扫平叛乱,拓展疆土,四次用兵,侵占青海;两次打击瓦剌,从而称雄右翼,造成蒙古大分裂之中的小统一局面。毕其一生,完成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蒙汉议和、兴建库库河屯城、引进黄教。

元亡后,蒙古失去了农业地区的支援,商路阻隔,战事频仍,生活陷入困境。阿勒坦汗之前的蒙古封建主曾多次与明朝通贡。(通贡即“贡赏”,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蒙古封建主派遣使团,携带大量牲畜和畜产品,“进贡”明朝;明朝则“回赐”给封建主超过这些物品价值的金银或内地产品。)但因双方都缺乏诚意和远见,和平贸易常常被战争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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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坦汗塑像

自嘉靖(1522—1566)初年起,沿长城边的山西北部汉族民兵“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纷纷走避口外,阿勒坦汗一律加以收容,在丰州滩上开荒种地,修筑房屋,兼事牧业和饲养家畜家禽。“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阿勒坦汗传》)“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定居点,被称作“板升”。(板升一词,源于“升板筑垣”的修筑方式,后来成为蒙古语词,指房屋、庄园、农户等。) 大板升有十一处,小板升有三十二处,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分属于蒙古封建主。丰州滩上板升群的出现,已经创造了兴建城市的基础,阿勒坦汗 的大板升城即可视为城市的雏形数万汉民的辛勤开发,使丰州滩逐渐发展成为先进的半农半牧区。“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明 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同时,呼和浩特地区的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逐步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蒙古源流》记载,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蒙族封建主“布帛牲畜,皆以万计”“驼马皆以万计”。阿勒坦汗即拥有四十万头牲畜。十六世纪后半叶,呼和浩特的农牧业已相当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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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座舍利宝塔“五塔寺”

自1543年(嘉靖十三年)始,阿勒坦汗经过几十年的漫长求贡活动,终获成功。1571年(隆庆五年)明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并允许通贡互市,史称“隆庆议和”。设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贸易形式有朝贡、官市、民市、月市、小市等五种。物品种类极其繁多,交易额历年递增,呼和浩特逐渐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中心。

“俺答封贡”的实现,结束了蒙明长达二百余年的战争局面,边境上很快呈现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蒙明议和的第二年即1572年(隆庆六年),阿勒坦汗及其妻三娘子在哈鲁兀纳山阳(今呼和浩特市北面大青山)哈敦木伦河(黄河)边,选择吉祥之地,开始修建库库河屯城(蒙语意为青色的城)。1575年(万历三年)城市基本建成,明廷赐名“归化”。1581年(万历九年)阿勒坦汗又修建了周长二十里的外城。从此,“库库河屯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农耕放牧相结合的古丰州滩上,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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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初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街景。

蒙明通贡互市进入了鼎盛时期,为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开辟了一个新渠道。据文献记载,阿勒坦汗借机向明朝请求佛教经典、佛像、喇嘛所用饮食,并要求派遣僧人传授佛教和帮助建立寺庙。阿勒坦汗派遣三批迎佛使团迎请黄教最高首领索南嘉措。1578年,双方在青海仰华寺会见并召开大法会,改革旧俗,独尊黄教。阿勒坦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之号。“圣识一切”表示对佛教一切义理皆通达成就;“瓦齐尔达赖”意为“执金刚”(表示坚强不毁),是西藏在密教方面有最高成就的僧人称号;“达赖”是蒙古语“海”之意;“喇嘛”是藏语“上师”之意;总起来是指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从此黄教这一转世系统获得了“达赖喇嘛”的称号,沿用至今。索南嘉措赠阿勒坦汗“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咱克喇瓦尔第即转轮王,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圣王,转宝轮而降伏四方。布延彻辰汗与忽必烈的汗号“薛禅汗”相同,意为“聪睿之汗”。)对于阿勒坦汗来说,以宗教的形式承认了他作为汗的尊严地位,对于三世达赖,则承认了他本人及黄教在西藏教界和蒙古地区的头等地位,二人各取所需、各成所愿。1580年,阿勒坦汗建造一座宏丽的寺庙,明朝赐名“弘慈寺”,此即今日呼和浩特的大召,是蒙古地区第一座黄教寺庙。1586年,三世达赖在弘慈寺召开大法会,后应邀在赴喀喇沁等地的途中圆寂。次年,阿勒坦汗的一位曾孙成为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是达赖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中唯一的蒙古人。

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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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召寺,其中“召”为藏语寺庙之意。汉名原为“弘慈寺”,后改为“无量寺”。

历史上呼和浩特经明末、顺治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到乾隆年间有3次建庙高潮。关于归化城召庙的民谚流传很广:“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城内庙宇林立,“殿宇雄雄,比拟佛国”,“喇嘛点上数的三千六,点不上数的无其数”等。所谓“点上数的喇嘛”是指在清朝理藩院注册领取津贴的喇嘛。彼时藏传佛教在归化盛行一时,市民、官场、军营中的信仰者众多。人口在增加,宗教在传播,商业随之繁荣,城市也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发生变革。归化城由召城向商城迅速演进。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之间开展茶叶贸易。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路——万里茶道终于打通,“作为茶叶之路东方起点的呼和浩特,商业日渐繁荣,城内城外店铺骤增,鳞次栉比,骆驼日夜穿梭于市,成为对俄贸易的华商和蒙商的大本营。庞大的物流促成驼运业的大发展,于是‘驼城’顺理成章地形成了。” 驼铃悠悠,马蹄声声,把以茶叶为代表的日用百货运往蒙古草原的角角落落,运往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直至欧洲腹地。“呼和浩特也随着茶叶之路的繁荣而名播四海,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品格的商业都市。18世纪和19世纪,在俄罗斯、在欧洲,那里的人都在谈论呼和浩特,称为科科斯坦。” 史载,归化城驼运业兴盛时,走喀尔喀蒙古的骆驼有14万峰,走新疆的骆驼有4万峰,可谓名副其实的“万驼之城”。城内有12家专营运输拉脚的驼行,每年可出租骆驼7000—7500峰。驼队外运的主要货物是布匹、茶叶、杂货,换回驼、马、牛、羊和毛皮制品。声名显赫的大商号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德等,年贸易额分别达500—1000万两白银。大盛魁极盛时股本达到七千余万两白银之巨,上万名伙计,两万多峰骆驼组成的商业流水线,基本垄断对蒙对俄贸易。大盛魁既是经营蒙古商业贸易的商号,又是清朝政府在外蒙古地区的税收代理人。各省在归化城设有收购站,光北京每年从归化城收购的羊就有50万只,民间早有“日宰万牲”之说。城内分设四处税卡栅栏。“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轮蹄万计”。蒙汉商人“番语侏离译不明,相看都用手传情” ,商贾云集,一片繁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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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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