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帝国第一抠,却输掉了整个时代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紫禁城内一片沉寂,道光皇帝面色铁青。

他愤懑于自己的平庸无能,致使大清朝遭遇了入关以来近200年未有之大败。而战败的后果,就是要割地赔款,让列国大肆耻笑天朝。

在道光看来,造成这种后果,全因他三年前听信了林则徐的“谗言”,委派后者到两广地区禁烟销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洋人的狂妄,但随之而来,也触碰到了洋人所谓的“自由贸易”底线——贩卖鸦片获取暴利。

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军备、经济、思想等方面已与19世纪的世界脱节。英国人派遣几条装备了新式火炮的帆船,直接将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八旗精锐打得血肉模糊。

领土的丧失,巨额的赔款,战败的耻辱,令道光帝十分羞愧。

他跑去太庙跪了一天一夜,并留下口谕:“朕去世之后,陵前不准立神功显德碑,之后子孙若有丢失领土的都不许立!

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喊破了喉咙,后面居然没有一个皇帝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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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根据《南京条约》约定,道光应在条约实行后,立即批准向洋人开放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携所属家眷,寄居以上港口。

这种条款,本应引起清朝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相应地予以谴责。可包括道光在内,所有接受条约实行的清朝人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毕竟,用中文释义去抠字眼,“港口”并不一定代指城市。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所有大清官员死守信条,洋人就没辙。

但是,条约签署始终是大事。

就像法官裁决后,失败者必须给予胜利者赔偿。否则,胜利者有权以合法的手段,申请强制执行,以获取属于他们的权利。条约的签署,军事实力就是那个“法官”。按照事先开列的条件,大清国还须向胜利方赔款2100万银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2100万银元的算法,源自西班牙货币,约合当时大清白银1470万两。鸦片战争前,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基本维持在4000万两上下。这笔钱也就相当于清朝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南京条约》签署前的1841年,清朝国库岁入仍有4125万余两,刨除当年国库总支出,1842年的期初盈余仍过千万两。英国人也没有“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求清政府分四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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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场景。

每年才赔个几百万两,道光原本并未放在心上。然而,很快一件大案的出现,就让他变得极为撕裂和焦虑。

事情得从一个叫张亨智的人说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京城里开钱庄的张亨智打算给儿子买个官当当。“捐纳”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事情坏就坏在,张亨智有个弟弟张诚保在户部银库当库丁。

库丁,就是银库保安员。在清朝,这个职位不用竞聘上岗,通常靠世袭获得。

听闻哥哥有意花钱让侄子做官,张诚保蛮开心的。可转念一想,清朝捐官价格都挺高的,张家虽然开了个小型私人银行,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于是,为了帮哥哥省钱,张诚保在验收银两时,故意报错数。户部管库官员也没有清点,直接就归了库。如此,张氏捐官足足少给了朝廷4000两。

那个年头,国库收入和支出已基本持平,库丁们少了许多吃回扣的机会。眼见张诚保私自昧下了大笔银子,又没照例分赃,几人心里不爽,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捅到了上面。

国家库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举报,道光一脸震惊,随即,令刑部尚书惟勤等官员,严查此事。

一番调查后,惟勤启奏,户部账册记载存银1218万余两,实际库银仅剩293万两,也就是说国库银子“蒸发”了925万余两。

在报告中,惟勤等调查官员还指出,这些银两的丢失并不是由张诚保一人贪污了。很多库银早在乾嘉年间便已丢失,先帝们均未对库银流向有过察觉,现在查起来难度太大了。

道光看完奏折,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

以往每年,他都会派亲信循例查库,以确保国库资金安全,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可是,所有的官员都告诉他,我大清富有四海,国泰民安。如今却爆出这么个猛料,国库竟然捉襟见肘!这让道光一时难以接受。

为了查清这起史无前例的盗库大案,道光令宗室载铨、亲信军机大臣穆彰阿等领衔,彻查自嘉庆五年(1800)起担任过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官员,开列名单,从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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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图源:剧照

当然,作为一个已经有二十多年理政经验的皇帝,道光也明白,彻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怎么把钱补上。

道光想到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办法,那就是尽罚主官。

他认为,库银被盗发展成群体性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一千二百两,已故者照数减半。”

严令已下,道光的亲信大臣穆彰阿率先捐了11万两。随后,负责此案的载铨等又分批给道光交了钱。

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官员们终于退还给国库150余万两,算是暂时解了道光帝发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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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道光心里明白,国库里区区三百余万两,别说给洋人赔款了,就是遇上个什么灾荒,想要周转赈灾,也是困难重重。

他的想法似乎与上天通了灵。

库银之事还未着落,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黄河就爆发了“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洪水的威力有多大?

直到今天,河南陕州一带依旧流传着“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清朝官方记载也称,这次洪水“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长水如此猛骤”。

洪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运河为依托的漕运受到严重冲击。更加不幸的是,洪水爆发之际,正值河南乡试。洪水忽然到来,直接将省城开封府冲得七零八落,乡试也不得不延期举行。

科举考试与朝廷人才录用直接挂钩。国家内忧外患,人才的选拔,正是道光目下除赔款外,最重视的大事。

消息传来,道光震怒,将负责黄河防务的东河总督慧成革职留任。

然而,慧成的撤职,并未让洪水撤退。

暴涨的洪水,迅速将开封变成一片泽国,又迅速在中牟九堡处冲决了黄河右岸,致使其他二十八州县陷入水灾的苦难中。

道光不明白,为什么洪水肆虐了一遍又一遍,慧成却始终无动于衷。他怒不可遏,又派人将慧成押到黄河边,枷号示众。

做完这些,心力交瘁的道光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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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图源:剧照

在病中,他反复忆起自己即位之初的誓言。

当初,他选择改元“道光”,正是希望日后的执政能革除先帝嘉庆留下的种种弊政。可如今,洋人肆虐、国库被盗、黄河大水,无论怎样,他似乎都无法带领大清奔向“大道光明”的未来。

处境艰难到让一个皇帝开始怀疑人生。

很快,他连发两道上谕,要求全国所有在建或未建的大小工程全部暂停,款项全部归公。清军官兵各项需用,一概从俭,甚至俭而再俭。同时承诺,兵丁军饷如不能按数发给,将来一定照数补发。

牙膏挤一挤,总还是有的。

通过开源节流,道光二十四年(1844)底,黄河水患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

户部给皇帝算了笔账,仅堵黄河缺口与修缮中牟大工一项,国库共支银1259万余两。其中大部分,来自临时征收的地丁银子收入。

清朝的地丁银子,源自雍正时代定下的“摊丁入亩”政策。

雍正当初这么做,只是为了免征人头税,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但随着时间推移,摊丁入亩意味着土地需要大量开垦,才能维持地丁银子的持续征收。

众所周知,帝制时代土地的开发与人口直接挂钩。但土地不是人,不可再生。当耕力达到极限时,粮食产量就会持续下降。吃不饱饭,起义频发,头疼的还是皇帝自己。

当然,这个道理,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道光不会懂。

为了解决战争赔款的问题,生性抠搜的他,又想到了个好法子。

启发他的,是那个被英军打得满地找牙的宗室奕山。鸦片战争开打后,为了挽回天朝的些许面子,奕山等人曾谎称,英军在见到八旗劲旅后,即“向城作礼,乞还商欠”。

“商欠”,就是广州行商欠外商的债务。尽管鸦片战争的结果,说明奕山纯粹是忽悠和意淫,但“商欠”的提法着实帮了皇帝不小的忙——有困难,找行商呀!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开放的口岸有且仅有广州一个。广州十三行依靠得天独厚的优势,产生了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伍秉鉴等行商巨富。据说,伍秉鉴的超级财富大部分来源于鸦片贸易。羊毛出在羊身上,吸干百姓血的伍秉鉴,交点钱出来替皇帝排忧解难,也算满足了道光“劫富济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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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图源:网络

于是,在朝廷的催逼下,时任两广总督的伊里布强行摊派了100多万银元的债务给伍秉鉴。另外几名行商,也逐一被摊派了缴纳数目。

交了这笔钱后不久,伍秉鉴死了。但《南京条约》的赔款,还差一部分。

道光心里一点也不慌了,他知道老祖宗还留下不少生财之道,其中就包括前文提过的“捐纳”。道光和他的先帝们卖的官,基本都是虚衔。有学者统计,道光在位30年,仅捐监一项,就收入白银3388万两。

这笔钱,足够付清条约的所有欠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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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赔款终于还清了。信守承诺的英国人,将舟山群岛还给了大清国,道光大喜过望。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随着大清五口通商政策的实施,大量外国商品倾销国内,清朝的财政收入愈发困难。换句话说,国库没钱了,经济要完蛋了。

这个结果,户部的官员们,一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抱有维护天朝面子共识的他们,宁愿看着道光在龙袍上打补丁,却始终不说实话。

大臣们报喜不报忧,道光自然错误地认为自己英明神武,甚至还一度幻想自己能步康、雍、乾三朝荣光,再造盛世。

很快,远在浩罕国的“七和卓”给了道光重振大清声威的机会。

七和卓是当年被乾隆帝打败的“大小和卓”的后人。借助沙俄的势力,这伙人不时从侧面挑衅一下清朝。趁着清朝疲于应付洋人,七和卓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发兵侵袭南疆,占领了喀什和阿克苏等地。

清军一贯的做法就是兴兵围剿,这次也不例外。道光任命“败军之将”、宗室奕山去新疆戴罪立功。

奕山VS英军,战果如何,朝野有目共睹,但说到底他还是皇帝的侄儿。打断骨头连着筋,朕不能不信他。于是,一反常态,道光亲自下旨鼓励奕山:“奕山系弃瑕录用之人,此次如能殚竭血诚,早告成功,不仅稍赎前愆,尚可恩施格外。

为了帮助奕山立功,道光不仅将关外八旗的指挥大权给了他,还特地告诉他,追击七和卓不要过分猛烈,因为国库没什么钱。只需点到为止,“断不可以必得逆裔为功,穷追力索也”。

故而,这场仗只打了三个月便收工。

奕山等将帅领着几万八旗精锐在新疆围剿七和卓残余势力,却还是让他们裹挟了近四万人逃回浩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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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的浩罕国宫殿。图源:网络

新疆局势暂缓,清朝国库没钱却是不能再拖。

担心国家可能再度陷入困境,道光权衡利弊后,决定完全开放新疆边境贸易。

浩罕国是中亚版图中靠陆路贸易发展兴盛的政权,道光的政策,无疑是向这伙强盗妥协。但另一方面,新疆边境贸易的开放,又为清朝国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贸易收入。更为有利的是,中亚、西亚的贸易货物,似乎又可以对冲洋人的舶来品。

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边境贸易,道光朝的国库短暂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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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末年,除了国库没钱,皇帝最担心的便是大清江山的未来了。

道光一生共有9个皇子,在数量上仅次于康、雍、乾三帝,属于生育能力较强的皇帝。不过,道光“爆发”较晚,直到27岁才喜获自己的长子奕纬。

作为嘉庆帝的第一个皇孙,奕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他在皇室家庭中“长房长子长孙”的地位。从康熙到道光的100多年间,有此地位者,除了他,就仅有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晳。然而,他的命运却比弘晳悲惨得多。

奕纬的生母和妃,原来只是道光为皇子时宫中的官女子。在清代后妃等级中,官女子的地位跟普通宫女差不多。和妃生性好强,自是不甘只做一名丫鬟。利用偶然被临幸的机会,她产下了奕纬。母凭子贵,她便成了智亲王(即后来的道光帝)侧福晋。

长孙奕纬的降生,对嘉庆帝来说,那绝对是天大的皇家喜事。可是,对于道光而言,奕纬的出现,却打破了他平时循规蹈矩、光明正大的形象,还给自己留下了一屁股的“感情债”。因此,道光对这个长子越看越不顺眼,甚至某次其八叔、仪亲王永璇入宫探望奕纬,因为没有事先给他打报告,他大发雷霆。

由于道光多年来对奕纬的忽视,宫中诸人对奕纬也多是瞧不起的态度。恶劣的生活环境,令其自小就长成举止轻佻、放荡不羁的性格。

在一些宫闱秘闻中,奕纬最后因吸食鸦片,而被道光一脚踹死。这些事情的可信度有多高,不得而知。但是,奕纬至死都只有爷爷嘉庆帝封给他的“多罗贝勒”爵位,也确实从侧面证明了其父子关系不佳。

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膝下无子。按照清朝惯例,若成年皇子早逝,皇帝总会从皇室子弟中挑选合适人选继承其家业,以避免其成为“绝户”。但道光并没有这么做。直到咸丰帝登基,他才给这位从未谋面的哥哥进爵郡王,挑选宗室子弟继承爵位。

除了奕纬,道光的皇次子、皇三子也都幼年早夭。如此,便造成了直到暮年,道光膝下皇子基本都未成年的局面。

道光二十六年(1846),深感自己身体大不如前,道光决定秘密立储。

此时,其膝下最年长的皇子,当属时年15岁的奕詝、奕誴和14岁的奕訢。

值得一提的是,皇五子奕誴仅比皇四子奕詝小六天。不过,道光同样不喜欢皇五子。据说,奕誴从小调皮捣蛋,上课老爱捉弄太傅,“屡以失礼获谴”。所以,当年刚过完年,道光便将他过继给自己的弟弟、已故的惇亲王绵恺为嗣。这样,皇位继承的道路上,皇四子奕詝与皇六子奕訢就成了道光最先考虑的“第一梯队”人选。

到底谁更堪托付大清江山?其实,道光自己也没有答案。

奕詝的亡母是道光最宠爱的孝全成皇后,典型的嫡子,而他的养母正是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虽然这当中的关系比较复杂,但奕詝、奕訢从小关系要好,不仅一起读书习武,还共同研发枪势刀法,给了备受打击的道光帝晚年一定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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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奕詝和他的生母。图源:网络

可惜,在帝位的竞争上,两人虽没有康熙时“九子夺嫡”的惨烈,却也绞尽脑汁,各施诡计。

有一年春天,道光一时兴起,打算到南苑校猎,顺带检验一下皇子们的骑射功课。出发前,奕詝和奕訢两人都请教了自己的师傅。

奕訢的师傅卓秉恬“持身清正”,他认为皇帝一向提倡“骑射乃满洲根本”。作为皇子,要是不能做到弓马娴熟,以后怎么能让老皇帝放心将江山托付给他。

同样的问题,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他认为,只要是个皇帝,他就更需要得到臣下的尊重。如果皇子比皇帝厉害,道光心里能不膈应?关键是,除了骑射外,为政以德也是皇帝必修的课程。

所以,在狩猎场上,奕訢满载而归,道光脸上没有笑容。反倒是,奕詝两手空空,对曰:“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却十分嘉许:“此真帝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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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1849),或许是被当下的政务折磨得不成样子,京城居然传出了道光帝驾崩的消息。

尽管这则消息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但那时已年近古稀的道光,确实力不从心了。

大年初一刚过,道光下令择期拜谒祖陵。

由于一些历史因素,清朝皇帝拜谒祖陵,并不像普通百姓备三牲口、四时以祭那么简单。举乾隆皇帝为例,拜谒祖陵也称“东巡”。一般沿海岸线向河北方向出发,经山海关抵达关外北镇、盛京等地,祭祀期通常长达几十天。有时也会联络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王公会盟,商讨国家大事。

但这一次,道光却没有这么“折磨”自己。

在钦天监确定黄道吉日后,他当即作出除部分大臣留守禁中外,其余大臣随扈拜谒清东陵的决定。

道光的抠门是出了名的,如此大规模的出行,似乎也从侧面说明这位老皇帝时日无多了。

在道光谒陵期间,英军打算强行拿下广州城。事情的起因,仍是五口通商留下的坑。

前面提到,英国人将《南京条约》的“港口”翻译成城市,为自己入城驻扎找到了借口。从1842年开始,英国人就无时无刻不想趁机进入广州城,实现殖民理想。经过广州人民的持续抵抗,英国人不得不短暂退缩一下。

由于道光这些年被《南京条约》的赔偿搞得焦头烂额,因此,凡是广东来的、跟英军有关的事情,均本能性地回避解决和答复。这便给了地方官足够的自主权。

1847年,两广总督耆英经不住英国军舰的恫吓,与英军约定,两年后,即1849年,英军可进入广州城。

耆英的荒唐,源于他清楚自己的总督任期即将届满。

耆英回京复命后,两广总督一职由徐广缙担任。面对前任留下的“烫手山芋”,徐广缙诸多为难。赴任前,他专程拜访了林则徐,请教如何安抚广东民众以及“驭夷”之法。

林则徐就给了他四个字:民心可用

“民心”之说,向来是站在君主的角度而言的。徐广缙明白,要利用民心,还得先打报告。

于是,一份奏折发往北京,呈请道光裁决。

道光也很担心与英方再发生冲突,可要是再让英军入广州城耀武扬威,只怕自己百年后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终于“硬气”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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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画像。

在给徐广缙的密折中,道光强调:“中国抚驱外洋,总以信义相待。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经此入城一游,不得习以为常。

好吧,朕还是胆小。不过,先礼后兵是朕最后的态度,不容再退。

对于皇帝的态度,徐广缙很明白,驱逐洋人是最终目的,至于过程并不重要。要是处置不当,给了洋人借口,“必至立起兵端”,到时候场面就不好收拾了。

徐广缙于是一边筹募群众武装,一边限制国人与洋人做生意,以此断绝洋人自由贸易获利,迫使他国商人向英方施压。最终,英军不得不放弃驻扎广州城的要求,请求恢复通商关系。

消息传来,道光精神大振。

但他不知道,这不过是他驾崩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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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到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病逝。她的去世,对道光帝打击甚大。尽管这位太后,并不是道光的生母,但在道光面临继承大统危机时,她曾以皇室长辈的身份主持公道,保道光登基。因此,道光对她极重孝道。

可能是晓得道光会为其风光大葬,她临终前专门给道光留了遗嘱,要求“儿子”以国事为重,切勿铺张浪费,也不必过度悲伤。

但道光没有听从。

为了表达对太后的哀悼,他亲笔写了一篇祭文,重申自己对太后的敬爱之心。古人既有守孝三年的传统,今朕身为皇帝也理应“守孝百日,穿素服二十七月,稍伸哀悃”。同时,他打破常规,花重金请班禅给太后念经超度,风光大葬,请灵入宗庙,供后世子孙瞻仰。

孝和睿皇后去世时,正值道光三十年新年前夕。道光沉痛至无法自拔之际,钦天监报告,说春节当天将有“天狗食日”,请皇帝早作定夺。

古人认为出现日食,就是妖孽侵犯皇帝统治的凶兆,轻则奸党当道,重则国亡君死。

道光立即命令钦天监将道光三十年的春节往后推几天,以避开这天大的“不幸”。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还是驾崩了。

弥留之际,道光终于公布了他的继承人答案: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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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訢(1833-1898)。

对于这项决定,在场的重臣与两名皇位候选人均表示诧然。没有人知道,道光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

听闻自己即将荣登帝位,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

道光终于放心地走了,可是,他留下的江山却前途未卜。

几天后,新登基的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以先帝的口吻,对道光三十年执政进行了一番自我总结。遗诏中不乏道光对自己崇尚节俭、勤政爱民的肯定,但对于鸦片战争,则选择了回避态度。

或许,道光的遗诏也深刻影响了咸丰帝。因为,所有大臣都惊见,即位后的咸丰虽勤政治国,但他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在高压且绝望的时代,咸丰潜意识中认定,大清无药可救,自己必是一代亡国之君。

吊诡的是,十年后,咸丰虽死,大清还活着。在剩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越发沉沦,直至寿终正寝。那时候,以及今天的人们,复盘大清之亡,追根溯源总会提起像鸵鸟一样的道光皇帝,和他始终不愿直面的鸦片战争。

参考文献: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余新忠:《道光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

郭士立著,赵秀兰译:《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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