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与汉族的大融合之路——回望鲜卑之三

鲜卑与汉族的大融合之路——回望鲜卑之三

涵 化

鲜卑

“北魏在中国建立政权,取得北方汉人的合作。北方汉人大姓与鲜卑政权之间 ,以实质上的共生关系维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朝代,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之间,有密切的涵化过程。”

北魏先受慕容氏影响,自道武帝拓跋珪时已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初有生员千余人,后增至三千。出生于第一盛族清河崔氏的崔浩,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留居北方未南渡的代表,也是北魏统治者倚重的主要对象。他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军事决策。“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北奔的原东晋皇族勋贵们及随之迁徙的亲族和部曲,“归之者常万余人”,大规模的人员流徙,自然会将大量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充实“新邦”北魏。如由江南带来的器用、服饰、宝货、绘画等实物,以及相关制作技术、工艺规范、图像底本,乃至有关匠师。学识渊博之士,除了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有所建树,更在文化的传播方面贡献颇多。太武帝拓跋焘并北凉,河西儒学群士始东迁,遂与东方慕容燕以来儒业相汇合,而造成北魏之盛况。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全盘汉化,当然是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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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全面推进汉化。

公元471年,5岁的拓跋宏即位 (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 ,是为孝文帝。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精通五经及百家之学,才华横溢,20岁时就亲自撰写诏书。他在位29年,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且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加速了北魏全面汉化的进程。“孝文改制”,成为北魏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在经济上,于太和九年 (485年) 实行均田制,对后世影响至深。于太和十八年 (494年) 迁都洛阳,光宅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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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迁都路线图

在文化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一是禁胡服,断北语。衣冠礼乐,代表着一个王朝的特定文化面貌。鲜卑族起自塞外,其服饰装束惯穿左衽窄袖衣。“从赵武灵王‘胡服’到北魏孝文帝‘汉服’,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动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拓跋鲜卑原有自己的语言,刚定鼎中原时,朝中用语和军中号令,均使用鲜卑语。汉人在朝中做官,也要学鲜卑语,或利用传译。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存有北朝乐府民歌约70首左右,绝大多数用汉字记录,传入南方后由南朝乐府官署收集、整理而流传下来。这源于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加速了北地汉语的推广普及;部分原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歌曲传入南方时,被做了翻译加工。其中的千古佳作《木兰诗》,从诗中出现的“可汗”“燕山胡骑” “明驼”(是鲜卑民族文化传说中一种神骏灵异的骆驼),行军所过的“燕山” “黄河”字样,确知源于北朝,战争的双方被认为是北魏与柔然。虽经南人加工润色,但全诗仍保留了浓郁的北方民歌风格。通俗、上口、形象的歌词,比兴、夸张、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使得木兰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另一首妇孺皆知的短歌《敕勒歌》,史书记其歌为鲜卑语,浑朴苍茫,古风犹存。金元时期“一代文宗”、鲜卑后裔元好问盛赞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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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禁归葬,变姓氏。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改皇族复姓“拓跋”为汉语单字姓“元”,又改北魏皇族其他九氏及初期所辖部落一百十八氏复姓为单姓。“孝文帝改鲜卑姓氏和禁鲜卑语言之举,是北魏走向汉化的重要里程碑,使得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次上趋于一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

又次则奖通婚。孝文帝自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滎阳郑氏、太原王氏女充后宫,他还下诏为自己的六位弟弟重新娶妻,与汉族大户联姻。胡汉通婚之普遍,人口的血缘关系进一步融合。

北魏迁都平城,成为悠远斑斓的丝绸之路的东方端点,形成新的东西文化荟萃、交流的中心。1970年在大同市南郊一处北魏时期的窖藏中,出土了三件高足鎏金铜杯和一件刻花银碗,带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专家认为是经丝路传入的罗马制品。同时发现的一件海兽纹八曲银洗,确定是波斯萨珊朝的制品。最重要的波斯萨珊朝遗物是在大同出土的一件金花银盘。另在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 (481年) 舍利塔基的石涵内,发现多达41枚波斯萨珊朝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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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南郊出土的北魏八曲银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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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萨珊银盘

史载,在孝文帝太和五年以前的26年间,波斯萨珊王朝使者曾五次来中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曾发现一枚东罗马列奥一世(457—474年)时期的拜占庭金币。1965年辽宁冯素弗墓(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质薄透明,器形精美,呈淡绿色或深绿色。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一件鸭形水注,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器形与1—2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罗马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颈腹部用玻璃盘条装饰,也是罗马玻璃器皿常见手法。另一件深翠绿色透明杯,属钠钙玻璃,均被认定为罗马制品。这些文物,均是当时与波斯、罗马文明交流互鉴的极好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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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

西晋覆亡,北方板荡。因为佛教是外来信仰,五胡也是外族入华,五胡君主同气呼应,对佛教特别垂青,颇予支持。佛教在逐渐“本土化”中得到广泛传播。开窟造像之风也从西北推向中原。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作品,是甘肃省永靖县西南小积山中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存有西秦 (鲜卑首领乞伏国仁所建,传四世,存47年) 建弘元年 (420年) 的题记,还有当时的壁画和雕塑。特别是由北魏皇室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浑,雕饰艺术之高超精美,为后世所不及。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宗教文明在此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

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云冈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昙曜五窟”,据称象征了文成帝及其四位先帝。但椭圆平面穹隆顶形貌的窟形,却在南亚、中亚到中国新疆、甘肃地区皆无先例。近年来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画中,多有穹隆顶毡帐 (即穹庐) 的模型和画像,不由让人联想起北朝时用鲜卑语高唱的歌谣:“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想来北魏时鲜卑拓跋族选用本民族传统居室穹庐的形貌,来创造佛的居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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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六窟 北魏立佛像

昙曜五窟气势雄浑,各窟主尊佛像体量巨大,体姿雄伟,显露出北魏各代皇帝的无上权威。佛衣衣纹厚重,再结合粗犷的穹庐窟形,形成对新兴北魏王朝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的赞歌。穹庐窟形,在一定意义上也拉近了拓跋鲜卑与西来佛陀之间的距离,更具亲切感。时光步入孝文帝太和初年,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精工细琢的富丽之风。最具代表性的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等几对双窟以及第11、12、13窟一组三窟。穹庐窟形变成模拟中国式样的仿木构建筑的石雕,佛像面容从圆润转向瘦削清秀,服饰宽博飘垂,具有汉式袍服“褒衣博带”之情趣,兼有江南绘画艺术新风。强烈地折射出临朝听政、有着汉文化素养的冯太后和孝文帝亲政后进行政治变革,北魏汉化加剧,世俗间酝酿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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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第二十窟 北魏大佛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洛 (494年) 前后,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现存洞窟两千多个,造像11万余尊,三分之一是北魏时开凿的。最重要的便是由北魏皇室直接经营的宾阳三洞,工程浩大,用工八十万两千余个,历时24年。特别是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构图、人物刻画、雕工极为精美,为石窟石雕艺术的代表,实属北魏大型浮雕之精粹。此图两幅画面各高2米,宽4米,人物众多,层次错综,但构图严谨,布局和谐,呈现出恢宏、庄严、肃穆的盛大场景。人像的身份显示分明,丰富多变,形体轮廓或雍容或婀娜;人物的服饰、衣褶、裙带繁缛细腻;人物面部柔和圆润。众多人物间相互联系呼应,顾盼有致,寓动于静,画面充满了动态的生机与活力。龙门石窟的造像题材发生了显著变化,佛、菩萨更趋温和世俗化,褒衣博带式的服饰更加成熟和普遍。造像身材苗条,清癯秀劲,加之华丽的衣纹和人情化的表情,更显得清秀俊颖。雕刻艺术风格从云冈的深厚粗犷嬗变为优雅端庄。这些缘于孝文帝迁洛之后,进一步推行改制政策,任用南朝儒士,吸收南朝文化,使南朝崇尚的“秀骨清像”式风格传入北方,并风靡全国。龙门石窟的雕塑在中国式佛教造型艺术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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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凿后现貌)

被誉为魏碑“方笔之极轨”的《龙门二十品》最受后人推崇。魏碑是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最盛时佛寺达1367所。以516年孝明帝母胡太后所建永宁寺最为著名,“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展现了北魏都城洛阳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也凸显了皇室的奢华无度。建于正光四年 (523年) 的嵩岳寺塔 (位于河南省登封县) ,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古的砖塔,其造型秀美,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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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小型菩萨头像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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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 嵩岳寺塔

壁画和彩绘泥塑造像最为恢宏精美的世界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十六国前秦时期,但第一次开窟高潮是北朝,现存北魏、西魏、北周等洞窟36个。现存最早洞窟年代是从太和八年 (484) 和太和十一年 (487) 起,至太和十八年 (494) 迁洛以后不久。 (宿白:《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其许多特征与孝文帝都于平城时的云冈石窟相似。佛教艺术东渐,经过消化、补充、提高,又以新的面貌和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反馈周围及边缘地区,给后者以新的洗礼。)

莫高窟北魏时的壁画,增加了与神仙思想有关的中国传统神话题材,如乘仙车遨游太空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和四神等,而这也正是中原地区墓室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北魏塑像虽然在形式上还保留西域造像的原型,但佛、菩萨的头部造型、脸部表情、袈裟衣纹的处理已明显改变为中原汉晋以来的传统人物造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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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257窟 北魏壁画 须摩提女请佛故事

“相对而言,草原文化对于汉文化的冲击,也留下相当深远的影响。” 生活起居的方式,由席地而坐转变为据案坐倚,就是一例。鲜卑入主中原,传统的华夏礼俗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原被斥为“虏俗”的垂足坐及蹲踞等坐姿开始流行,并出现于北方宫廷之中。《南齐书·魏虏传》作者用讽刺的语言记述北魏宫室车服之制,说北魏帝王后妃“在殿上,亦跂据”。跂据,或跂坐,就是坐在高坐具上将双足垂在体前,或仅足趾着地而足踵不着地。不久,这种被南朝士大夫所不齿的虏俗坐姿,竟也出现在南朝的皇宫之中。坐姿的改变,自然导致适于垂足跂坐的高足家具,如椅、凳等物日渐流行,传统的床、榻等坐具也随之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经过隋唐五代,日用家具的这一发展势头起来越猛,席地起居的旧俗随之日遭废弃。宋元以后,人们对华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遗忘,“虏俗”的“跂据”已成为汉风的典型坐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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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西魏壁画

北魏末年,以防柔然的北方六镇,原是鲜卑留住在老家的军人,亦有草原上别的族群,也有胡化的汉人;而南迁的鲜卑贵族,高度同化于汉文化后,与留戍北边的鲜卑人有了文化的隔阂。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六镇反身袭夺洛阳,俨然是北方胡化集团袭夺了中原汉化集团。”北魏分裂为二,北周宇文氏原出鲜卑宇文部,却尽力融合胡汉;而北齐高氏,据说是渤海汉人,反而扬胡抑汉,以致河北的华化不如关陇。六镇与洛阳的冲突,当解释为两个背向进行的文化涵化。诚如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

回望鲜卑,只是数千年来汹涌奔腾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的支流,这是“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在中古时期出现的微妙平衡。中华文明不断博采众长,浩荡奔放,始成大器,犹如万古江河,昼夜不止,生生不息!

参考资料:

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2、李力 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

3、杨泓,《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4、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陈寅恪 著,万绳楠 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8、杨泓,《探掘梵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22

9、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END

图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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