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周人革命：通过“反商政”而返常道

　　治理秩序的构造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下进行：第一种进路预设，治理纯粹是人间之事，立法者完全从人与人的关系之角度设计制度。此为世俗主义、世间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治理秩序观。第二种进路预设，治理不仅关乎人，也关乎超越者，这超越者在人之上。人间关系不是自足的，必待此超越者予以规范。人间的法律和制度不能自我证成，而必待超越者赋予其终极正当性。超越者将介入人间秩序，并居于主导地位。宇宙秩序涵容人间秩序，并规范、约束人间秩序。自上古以降，在华夏文明圈内，此超越者常被称为“上帝”，上帝高居于“天”。天和上帝两词可以互换。

　　尧以降之圣王通常是基于这样的信仰构造人间的治理秩序的。此即“天道主义治理秩序观”。商汤正是基于天道信仰，发展出天命理念与革命学说的。但是，天道信仰也有衰败的内在趋势。此一趋势逐渐显明，到殷商之帝武乙杀天(《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绝对的、普遍的上帝信仰退隐，殷商王室信仰的对象基本上变成了祖先神灵。以此为开端，殷商帝王的观念逐渐向世俗主义逼近。这种过于狭隘和世俗的信仰，诱发了殷纣王之权力意志与肉体欲望的放纵。

　　面对这种败坏与无道景象，天下庶民向上天呼告：“天曷不降威？”(《尚书·西伯戡黎》。)早已成为文化本能的天道信仰在人民中间复苏。周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而以此作为革命之理据。

　　周武王伐殷，首先阐明其天道信仰和天命理念。这就是古文《尚书》所收《周书·泰誓》：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周武王首先提出构造和维系治理秩序之第一个基础命题：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也是人之父母。对于人，上天有好生之德。生字表明，天不是纯粹自然之天，而带有道德倾向。天欲万物包括人，各正其性命。反过来说，人是万物之灵。地上万物中，只有人有知觉，有反应，能行动。如此，天必格外地关照人。因此，天也对人施加了格外的义务。人有自然的责任代表万物，像对待父母那样对待天。也就是说，识天、敬天，依天而行。对人来说，这既是可能的，也是人的义务。周武王接着提出天道主义治理秩序观之第二个基础性命题：

　　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皆为天之子，在这一点上，人是平等的。但人为万物之灵，灵让人区别于他物，人的灵之程度，也构成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重要指标。共同体中之既聪又明者，有资格成为共同体的领袖，为万民之父母。“明”指君王具有较强的观察和判断力，“聪”指君王能舍己从人。

　　接下来，周武王将上述两个命题合一，在天、君、民之间建立起关系，而构造出天道主义治理架构之典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君王不是自行树立的，具有正当性的君王必待上天之树立。上天如何表示自己树立的意愿和对象呢？此选择由上天树立君王之目的决定：天为人之父母，为护佑其民，为了人民之幸福而树立君王，即“保民”。

　　这样，在周武王阐述的治理架构中，自上而下依然是天、民、君。《泰誓下》这样概括天、民、君的关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君高于民，天也要求民服从君。这是秩序的需要，而秩序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公共品。但在政治神学层面上，民高于君。天从民的角度判断君。《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皋陶谟》中“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一个重新表达。因此，“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据此，君王当敬天而保民，这两者实为一回事。如果君王做不到这一点，上天会根据人民的苦难、不满和愤怒，判断其为暴君，剥夺其治理权，也即“天命”。同时，上天会把人间治理权交给“聪明”者，此即“受命者”。受命者“恭行天之罚”，革暴君之天命，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义务。周易“革”卦《彖辞》清楚地说明了古典革命的性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也因此，周人东进克殷，并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周本纪》记载：

　　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尚书·泰誓上》书序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两者所记地名不同。推测起来，“孟津”当从“盟津”演化而来。此为黄河一处渡口，以前并没有名字。武王在此与盟邦结成“盟誓”，而获名“盟津”。观兵的目的就是结盟。这是周人为取得天下治理权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准备。在这次结盟会议上，周人向诸侯阐明了未来的建国纲领，与诸多诸侯达成一致。可见，周人革殷商之命是透过联盟的技艺展开的。

　　即便对阵殷商，大规模的暴力也是多余的，如《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殷人愤恨纣王无道，而背叛了纣王，他们甚至急切地盼望着武王胜利。

　　而周人也十分明智，没有灭商，《尚书·武成篇》这样描述：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周人革命只是清除殷商之暴君，让殷商返回其较为健全的治理状态。此即“反商政”之深层含义。古典革命就是“反”。反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反对，反对偏离大道的制度和行径，反抗暴虐的治理。但这反抗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基于对万民的爱，包括对殷民的爱。第二层含义是“返”，也即返回常道。周人革殷之命不是为了消灭殷，而是为了革除殷政之恶，导之返回常道。这样的革命必然是有限度的革命，保持文明连续性的革命，返回大道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