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动乱年代中剧院的人间“大爱”

这是今天见报的两篇“住院随想录”之一，它们都是根据音乐理论和声乐教育家谭冰若先生的亲笔草稿及口述，由他的学生刘亮整理出来，在谭先生去世后由杨燕迪先生转交《文汇报》的。刘亮是跟着谭先生学声乐的广告人，由此也可见谭先生的音乐教育事业几近“无远弗届”。杨先生则是本报的老朋友、笔会的老作者。

斯人已逝，但是，“可以把先生在文中的期盼传递出去，应是很有价值的事”。

（一）从兰心，古典音乐在上海生根发芽。

在我所住的徐汇中心医院，东南朝向，环境雅致。冬日的朝阳洒在大厅里，让人忘记病痛和寒冷。从19楼大厅的阳台放眼望去，能看见在花园饭店和老锦江饭店的高楼之间，有一座伫立在街角的老建筑，那就是我一直牵挂的兰心剧院。如果不是老上海人，并不会知晓这座小小的剧院经历的上百年的波澜起伏。我心中的兰心始终停留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ci，1878～1946)引领的光辉时代。那时的兰心不断上演各类大型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以及独奏、独唱等，几乎所有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从这里，古典音乐在上海生根发芽，并在全中国燎原，甚至影响亚洲。现在，二楼的环形平台隐约可见，可是对我而言却是黯淡无光。

（二）音乐就是用声音去思维的艺术。

在我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对音乐的认识仅有自己弹奏的《101首歌曲集》（收录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歌曲），还有一本由大曲改编成的钢琴小品Piece。我的一位姑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颇有音乐素养。她送给我一本书叫做《音乐的法则及其演进》，作者孔巴略.J（Combarieu， Jules， 1859-1916），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用声音去思维的艺术（Music is the art of thinking in sounds. ）”。这句话随我一路走来，我越来越理解那“思维”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是触动人心的大爱。

姑妈知道我热爱音乐，为我买了在兰心的音乐会定期票，观看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演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面临整个交响乐团，第一次见到指挥家梅百器和他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受到古典音乐的感动，尤其是一位老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摧残，硝烟四起，危难重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带领着工部局交响乐团走向全盛。梅百器先生本来是有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徒孙。在他执棒之前，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几近解散，富有远见的梅百器接过指挥棒，重新组建乐团，吸纳了二战动荡期间一大批迁入上海的各国音乐家，他们来自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等，各有不同的出身和遭遇，甚至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当时年轻的小提琴家阿里戈·富华（Arrigo Foa，1900-1981），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刚在欧洲崭露头角，就受到梅百器的邀请，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音乐让这些演奏家融合在一起，在梅百器的带领下，按照正规演出季，二十多年如一日，曲目甚至与欧美同步，迅速成为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这些外国音乐家在台下又是老师，向中国学生授课。原本工部局乐团的主管排斥华人，而梅百器先生积极吸收中国乐师加入，并向意大利政府游说，获得专款用于雇佣中国乐师。谭抒真（1907-2002）先生成为首位加入乐团的中国乐师，后来又有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中国音乐家正式加入乐团，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批中国演奏员。梅百器先生也同样扶植新作品，上演中国作曲家的新曲目和外国作曲家描写中国题材的作品。

在最为混乱和贫瘠的年代，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打破阻碍，从未让音乐在这片土地上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乐队，梅百器不得不辞别乐队。法西斯联盟解体后，世界重归和平，先生并未离开中国，1946年在上海家中逝世。

当年我还有幸在兰心观看过前苏联歌唱家苏石林（1896-1978）的歌剧表演，其中一部就是《吟游诗人》。他早年在哈尔滨发展，在俄侨创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任教，并在两年间演出过上百场音乐会。后来他游历亚洲，于1929年到了上海，发现这座大都市如此繁荣，而音乐氛围黯淡无光。他触景伤情，于是组织歌剧团在沪演出，亲历亲为，普及提高。1 9 3 0 年春，苏石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独唱演出，赞誉一片。萧友梅先生（1884 -1940）听闻，立即亲自上门诚聘苏石林任教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是从1 9 3 0 年9 月正式开始了他在上海长达26年的职业声乐教学生涯。与萧友梅和黄自先生合谋中国音乐的发展，结下了深厚友谊。据说在黄自先生（1904-1938）的追悼会上，还为他演唱了《圣玛利亚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后来他与他的一位学生周慕西女士结为伉俪，1956年受赫鲁晓夫力邀，苏石林带着这位中国妻子回到前苏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我曾经在一本手册里看到他说：“我是一个Cosmopolitan。”意为四海为家的艺人。这位Cosmopolitan来中国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去时已两鬓斑白。带来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声乐大家。他怀着大爱，把音乐洒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成了一个Cosmopolitan的家。

201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歌剧沙龙，遇到了徐嘉生老师，她是钢琴家范继森的夫人，曾师从苏石林先生学习声乐，在重庆期间，被称为女高音中的“四大名旦”之一，演唱过高难度的《铃歌》（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也曾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然而这位优秀的歌唱家后来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和家庭的不幸后，停止了热爱的歌唱。那一次相见，她已经八十多高龄，还告诉我很希望再练习一下歌唱，和我的沙龙合作，一起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可是很遗憾，这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得知去年末她已经过世。她那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美妙《铃歌》，终究没有在人间重放光芒。我想以后也只能和她在天堂相见，再听她演唱《铃歌》了。

（三）艺术家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使命。

1945-1946年间，我再次来到上海。短短几年，整个世界都已发生剧变，历经法西斯的联合和垮台。此时我考入了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再一次去兰心，梅百器大师早已离开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经过沦陷后，正等待解放。但是工部局交响乐团从未间断演出，并培养了一批中国音乐家。这些成熟的音乐家离开工部局乐团之后，又组建了更多的乐团，其中有中国交响乐团、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等。更多音乐的种子在中国播撒开来。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谭抒真先生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代劳去接一位老教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江湾飞机场旁，公共汽车停在五角场，下车后都用自行车代步。唯一能用于接待的工具就是三轮车，在上面加个凳子，就是一部“专车”了。见到那位老教师，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兰心观看演出见到的那位小提琴家。谭先生告诉我他叫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一位犹太人，约阿希姆（1831-1907）的关门弟子，演奏及研究巴赫作品的专家，曾经在欧洲乐坛名噪一时。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流亡到中国避难，后来就扎根上海，从事演奏和教学。他曾经被邀请去美国发展，而他还是选择留在上海，并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据说他是在练琴时辞世的，走的时候还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乐谱。那次接他，竟然是我见到这位大师的最后一面。

威登堡在上海的十多年里默默无闻培养了无数音乐家。小提琴家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和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人物都是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叫做章国灵。当时他十分年轻，我曾经在宿舍里听过他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著名的旋律要求能在一根G弦上完成，他做到了。一音既出，就抓住人心。我当即把我珍藏的精装小提琴曲集送给他。

在上海才解放一半（苏州河以南地区）的时候，人们似乎都相安无事。我听说章国灵接到一个去高级饭店演奏的任务。那饭店里的客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嗑着瓜子花生。他好几次尝试开始演奏，都难以继续。那本来可以深入人心的G弦音符，在嘈杂声中单薄无助。年轻的章国灵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奏音乐，于是他收起琴，关上琴盖就走了。后来他被客人指为傲慢无理，也受到学校批评。他来找我倾诉此事，说也许难以在上海立足，决意出国深造。他后来去了法国，可过了不久就传来噩耗，因为车祸，在异乡丧生了。

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对音乐有很深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他无法在音乐面前妥协。这一定得益于威登堡先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他的艺术天赋没能绽放光芒。这让我意识到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热爱的东西被群众接受，除了艺术上的勤修苦练，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艰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