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
背景:

[图文]1912年1月1日的那场“三国杀”

日期:2014-03-02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于南京钟山明孝陵祭陵时合影。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于南京钟山明孝陵祭陵时合影。

  1912年1月1日,绝对堪称辛亥年的一大拐点。这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新政权的出现打破了近两个月来南北对峙的态势。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为了保住大清江山,隆裕太后则向袁氏交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如此一来,袁世凯的处境便愈发显得微妙与暧昧。本来一场属于革命党与清廷的生死对弈,俨然化作孙中山、清廷和袁世凯之间的“三国杀”。彼时,袁氏已摸清了孙中山的王牌,抽走了清廷的底牌,准备重新洗牌……

  “一文未带”与国库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用粤语庄严宣读: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据陕西代表马凌甫回忆,典礼结束,大家“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

  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不过,拥清的官员士绅们对此举动似颇不感冒。如那桐当天仅淡淡一笔“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蛰居沪上的郑孝胥甚至认为清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属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民国肇建,各地欢庆,本是人生乐事,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面带喜色,却满腹心事。孙氏忧虑之一,便是临时政府财政吃紧,无米下锅。

  搞革命是一项极为烧钱的事业。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如吴景濂听说,孙氏在美国募有美金数千万,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响,“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不过,这仅是众人一厢情愿塑造的神话而已,形成得极快,破灭得更快。

  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精神确能鼓舞人心,但毕竟不能当饭吃。社会百废待兴,新军嗷嗷待哺,唯今之计就是两个字:“搞钱”。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一语中的:“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款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对他产生反感。”果不其然,“一文未带”的消息一经公布,自然招致一片失望之声。张謇曾初步预计临时政府每年的开销应至少在一亿两千万两左右,缺口当为八千万两。他本以为孙中山在海外颇有声望,募集五千万两应不成问题。孰料孙氏借款不成,只带着“热心”和“精神”归来,不禁满腹牢骚。1月2日,张氏被推举为实业部总长,他颇为无奈地在日记中记道:“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张謇赴总统府与孙中山商讨财政问题,终无结果。张不无微词地写下“未知涯畔”四个字。之前还对孙中山甚抱希望的黄尊三也十分沮丧,“政府则一钱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难”。

  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劻出银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其实袁世凯一再催逼清廷皇族解囊纾难,并非真要兴师南下,与革命党玩命。其用意是要看看亲贵们是否真正爱惜老祖宗的基业,同时也探一探他们的家底。

  1月2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一篇社评,专论南北双方财政问题:

  北军财政虽属困难,尚可以支持。若南军则殊堪危惧。

  此分析与袁氏之判断如出一辙:孙中山在财政上无底牌可言,而隆裕也将仅有的好牌留给了自己。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的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时髦话,他就是个“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