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清华简：周武王克商后放纵玩乐以致病入膏肓

　　传世本《尚书·金縢》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可见司马迁当年所据以参阅者，即为此传世本之《尚书·金縢》。至于武王克商后崩年的考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记载武王“有疾，不豫”的传世本《金縢篇》，究竟作于何年的问题。

　　传世本《尚书·金縢》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对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两者所言几乎完全相同。尤其《史记·封禅书》更明确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显然，司马迁认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时在克商后二年。可见司马迁当年所据以参阅者，即为此传世本之《尚书·金縢》。

　　但是，随着清华简《金縢篇》的出现，“二年说”大有动摇之势。正如李学勤先生在其大作《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一文所言：“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八辑)

　　显然，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盖清华简为战国简，而传世《尚书》文本的整理及司马迁对《史记》的撰作，均在西汉年间，就此而言，似不及清华简本之古；且简本《金縢》明确将武王“不豫”书为“克殷三年”，墨渖俱在。因此，李学勤先生之论持之有据，无可否认。

　　然而学术考证的对与错，有时不是绝对地非此即彼，两者取舍其一。即是说，肯定清华简《金縢篇》“三年说”的正确，是否就意味着传世本《尚书·金縢》“二年说”是错误的呢？显然，此事尚有可议之处。

　　笔者认为，要考证此事，仍须从武王伐纣的问题谈起。

　　武王起兵伐纣的时间，应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或问：文王既薨，武王即位，为什么还要用“文王受命”纪年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王治岐五十年，仁声满天下，为姬周之王业奠定深基，同时亦为伐纣做了前期的充足准备。而武王禀赋气魄不若乃父远甚，且继位未久，功业未立。故凡事皆高举文王之旗帜，一切皆藉文王之名义行事。因此武王即位时不敢用自己之纪年，而继续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述克殷之事时所云：“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今本竹书纪年》及《史记》等典籍在记述此段史事时，遂多数采用文王受命之年以纪年。

　　武王与诸侯会师孟津，应在文王受命十一年岁暮。据《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而牧野之战则显然在翌年春。根据《周本纪》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克殷成功，时在文王受命十二年春二月。有关这一史实，《今本竹书纪年》亦有记载，内中云：“十二年，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两书显然都将武王克商成功的时间定在文王受命十二年。

　　至于武王克商后崩年的考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记载武王“有疾，不豫”的传世本《金縢篇》，究竟作于何年的问题。此事《今本竹书纪年》适有记载：“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这极为清楚地表明，传世本《尚书·金縢篇》所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情形，应发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是岁亦为武王之崩年。因此，若论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后，至十四年崩，其在位时间实算(14-12=2)为二年，则传世本《尚书·金縢》的“二年说”原没有错。但若将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内，则十二、十三、十四前后共计三个年头，说明清华简《金縢篇》的“三年说”，亦是正确的，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亦没有错。这正如今人算年龄，有虚岁及实岁(即周岁)之别，没有矛盾，皆说得通。同样，这种情形还出现在传世本《金縢》“周公居东二年”与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的记载上，亦存在“二年”变“三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就绝非偶然。而两次改变年数的原因应如出一辙，足以说明清华简本《金縢》的整理及抄录者，在计年上显然有将实岁改为虚岁的习惯。

　　那么，传世本《尚书·金縢》与清华简本《金縢》在计年上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笔者认为，这显然与记载或抄录《尚书·金縢》的史官在地域观念及计年习惯方面存在南北差别有关。比如传世本《尚书》，先秦时期早有定本，《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及《荀子》等先秦典籍早有引用，其源甚古。至汉初，原为秦博士的山东济南学者伏生整理所藏《尚书》，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其中就包括《金縢》之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诸篇涉及相关问题时，其据之参考的就是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故可以说，先秦在北地流传的《尚书·金縢》，及汉初由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显然都出于北人之手，他们在计算及记载年数时，习惯采用实岁(即周年)。而清华简《金縢》与包括《楚居》在内的一大批经籍简本，应为战国楚简，其整理与抄录则显然多出于南国楚人之手，他们在计算及记载年数时，则习惯采用虚岁。明乎此，则“二年”变“三年”的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根据上述考证，笔者认为，无论传世本《金縢》的“二年说”，或是清华简《金縢》的“三年说”，都没有错，可以并世而存。

　　那么，为什么武王于克商后短短二三年之间，竟然生病而至于身亡？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笔者昔岁曾研究中医典籍有年，颇谙岐黄之术，故对武王于克殷后二、三年便染病身亡的原因甚为关注。根据传世本《金縢》和清华简《金縢》两个版本的共同记载，都说武王“遘厉虐疾”，即为重病所虐，构成对其生命的危害。说明武王其时确已病笃而处于垂危的状态，故《金縢》篇首书其“不豫”，合乎实际情况。而武王构病的原因，从《逸周书》诸篇可知，其气魄禀赋较弱，伐纣前已出现心悸、惊惧、怔忡、失眠、多梦等症状，说明他经受压力的耐受度偏低，不够坚强。而他的性格中，又有贪图逸乐的一面，以致《逸周书·大开武》有周公劝诫其“明德无逸”的记载。当然，武王在周公、太公、召公等人之辅翊下，在伐纣之役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体现了帝王的风范，为姬周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但他很快就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贪图玩乐的脾性又旧态复萌。《逸周书·世俘解》就记载克殷后不久武王即举行大规模狩猎之事。内中云：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尘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周王朝草创之初，军国事务千头万绪，而武王却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见他确实有贪图玩乐的一面。揆之《尚书·旅獒篇》所述西戎献獒犬于武王，显然就是供其畋猎之用。召公为姬氏同姓，又是开国元勋，深恐武王玩物丧志，乃于篇中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劝诫武王，指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显然对武王的放纵心为之危。故笔者认为，《尚书·旅獒》中召公告诫武王之言，并非无的放矢。而且最要害者，还在于武王不仅“玩物”，而且“玩人”，此乃好玩乐者之通病。盖“寡人好色”，古代帝王大都如此。但问题在于，沉迷于“玩女人”不仅“丧德”，而且还可能会因色欲过度而“丧命”。因为自古以来，禀赋薄弱而又好色且不知节制的帝王大都短命，这是屡见不鲜的。而武王的性格弱点正是如此，加上本来体质孱弱，患有各种神经衰弱的症状。而克殷成功后二三年之间，武王显然由于沉迷女色，放纵玩乐，斲伤过甚，其时显然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遂导致药石无灵，最终始出现传世本及清华简《尚书·金縢》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