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风格秀出,逸品独标,商酌辩难而不失其雅量。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辟佛勇士范缜出现了。毕生佞佛、三次舍身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写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梁武帝的敕答,经释法云转达给王公大臣会览,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长沙王萧渊业、豫章王行事萧昂,以及沈约等六十余人群起难范,可以想见对范缜的压力有多大。但范缜毫无退缩,不可谓不勇敢。而所以之故,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缜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可知,当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的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这不是偶然所至,而是渊源有自。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如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能不追溯到曹操。
曹操其人,罗贯中《三国演义》首发其难,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则难上加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阿瞒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大家都记得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字里(《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肯定曹操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作用,这个评价可不低。
那么,对于曹操的“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我们该从哪里说起呢?毫无疑问,应该从他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七年之中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为介绍之方便,我们不妨以第一、第二、第三令分别称之。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贤若渴、求贤之急,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等于说,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条件均可暂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要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废弃这个人才,那么苏秦、陈平都不必用了。而无此二人,战国时期燕国的弱势如何改变?汉代的江山大业,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讲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各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所以颁此三令,主要是针对他的对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观。然道出多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奇诡争竞亦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最终毕竟形成汉魏时期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谓曹氏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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