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意欲有为的亡国之君

元顺帝:意欲有为的亡国之君

  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年)到末代元顺帝出亡漠北(1368年),其间传位十代,立国不足百年。在元朝短短百年历史中,末代皇帝元顺帝就在位35年,占整个元朝历史的1/3时间。作为元朝在位时间最长,且被《元史》记载为亡国昏君的元顺帝,对于亡国的确难辞其咎。但他在元朝发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一

  元顺帝,名妥帖睦尔,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加号顺帝。顺帝生父明宗皇帝,被弟弟文宗鸠杀。明宗4岁的幼子受到文宗喜爱,留在宫中哺育,而身为长子、10岁的顺帝则被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和广西。不久,文宗病亡,顺帝的幼弟被立为新皇,但继位仅一月余就莫名夭死。接着,顺帝被杀父仇人的皇后和权臣立为太子,于1333年继位,时年14岁。

  元顺帝继位伊始,先后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前朝势力,即文宗皇后和权臣的势力。顺帝利用任命另一重臣伯颜为右丞相,除去夙敌。但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也因此显现,伯颜势力迅速扩张,专朝乱政,为除异己而擅传圣旨。顺帝无法容忍,大胆启用被后世称为“贤相”的大臣脱脱,于1340年联手铲除权臣伯颜。

  年仅20岁的元顺帝,在历经宫廷朝堂血腥争斗7年之久,终于逐步掌握了宫中、朝中的大权,开始成为元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年轻的元顺帝意图作一番大事,欲大有为于天下,改元“至正”。

  在重臣脱脱的尽力辅弼下,顺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纠正之前权臣的暴政,缓和已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首先即恢复了科举取士。

  科举取士,有别于推荐、继承等方式,是通过考试,由中央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自唐宋以来,已成为学子们入仕的正常通路。随着元朝政权的建立,这一传统制度被打破。元世祖忽必烈在提倡“文治”和“汉化”时,也曾有实行科举制度的打算,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蒙古和色目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及忽必烈本人对此的顾虑,始终未得以实施。在历经七朝皇帝、共70余年之后,到了元仁宗时,才开始正式举行科举考试。但在举行了六次考试之后,到了元顺帝权臣伯颜专权之时,仇视汉人的伯颜停罢科举,加剧了民族矛盾。

  至正二年,欲大有作为的顺帝接受了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的提议,“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再度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顺帝在恢复科举当年,亲试进士78人,赐拜往、陈祖仁及第,其余出身有差。又“大兴国子监,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凡三千余”。国子生“同试于礼部、策于廷殿”者,录蒙古人6名,从六品出身;色目人6名,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6名,从七品出身。

  自仁宗延佑年间(1314年),正式开科取士,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举行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了16次录取进士的廷试,其中有10次是在末代皇帝顺帝时举行的。元代总计录取进士1139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进士700人,占进士总数的61.45%。此外,元末还将国子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采取了优惠照顾的政策,最后一次廷试,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子学录取生员的品秩。元代通过廷试,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284人,全部为顺帝时所录取。

  在元代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农民起义已蔓延全国,江南、四川等广大地区都遭受到战乱之苦,元政权摇摇欲坠。但在这种情况下,顺帝仍决定按时举行乡试,并“倍增乡贡之额”。至正二十六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3人。并且对进士优其品秩。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参加廷试,正榜增至20人,副榜20人照旧。两年以后(1368年),元朝灭亡。

  元代由顺帝坚持实施下来的科举制度,推进了蒙元政权的汉化,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元朝的统治基础,缓和了民族矛盾。元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其内容和模式均不同于前朝唐、宋、金时。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原本是选拔人才的一大进步,但后果是引导人们专尚擒章摘句,追求华丽虚浮,陷于极端的形式主义,不切实用。南宋和金基本上也是如此。元朝统治队伍中多是尚武重实的政治家,尤其忽必烈,深不满意崇尚虚文的辞赋之士。同一时期,程朱理学经过许衡等教育家的提倡以及从京师到地方的讲授、推广,其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继续推行忽必烈“文治”、“汉化”政策的统治阶层,很快倾向于程朱理学,也使重开科举的建议得以采纳、实施。明、清王朝开科取士的制度,仅仅是在元朝科举制度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除了恢复并坚持科举制度外,顺帝继续贯彻、推行“文治”和“汉化”政策的另一重要功绩就是任脱脱为都总裁官,使长期未完成的宋、辽、金三史的纂修终于在至正三年开工。

  由官府设局,为胜国修史,存一代制度,垂至乱教训,从唐代以来已成制度。金朝时期,曾两次纂修《辽史》,却因统诸问题而没有完成。元朝灭亡金与南宋,修“三史”的问题多次提出来,但在正统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争议不休,屡议屡搁,无所进展。再加上元各代皇帝在位期间,或因宫闱争斗,或因平息叛乱,又或因短寿早亡,所以直到统一中原80余年之后,才由顺帝下令纂修。

  期间,顺帝充分信任重臣脱脱,果断解决争议,保证了“三史”在两年之内迅速完成。同时,顺帝还接受了脱脱的多条建议,包括太庙四时祭和“留心圣学”的建议。顺帝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不置学士,惟授经郎及监书博士,以宣文阁系衔。“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进讲,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

  为了治理水患、发展农业,以及加强水陆交通等目的,元朝统治者对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职务。顺帝的突出表现是,下决心治理黄河,并下令记载、总结方法。

  从1194年黄河改道侵入淮河后,黄淮沿岸民众饱受水患灾难,元朝时黄河决溢更是频繁,达200多次。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下了20余日,黄河水暴涨决堤,平地积水两丈多,遭受灾害涉及数省。在此情况下,顺帝下决心治理黄河。他先让众臣访求治河方略,并特命贾鲁为都水监,提出具体方案。至正九年,在贤相脱脱复相之后,顺帝批准了由他上报的贾鲁所提方案,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并动用20万人供役。足见顺帝治河决心之坚定。

  贾鲁治河,疏浚河道280多公里;堵塞大小决口107处,总长达3里多;修筑堤防上至曹县,下至徐州,计770里。不仅成为元朝治理黄河的最大工程,在我国治河史上也属罕见。贾鲁治河的成功,一方面源自他采用了科学的治理方法,另一方面,则源自顺帝给予他的全力支持。

  至正十一年(1351年),水利学家欧阳玄受命制河平碑文,对治理黄河事系统记述、总结方法、经验,撰有《至正河防记》。这对元朝及后世的水利学发展与进步有重大作用。

  顺帝除了在贤相脱脱的辅弼下,制定正确政策,作出准确决断之外,他本人也非常聪明灵巧,主要表现在异常出色的机械制作方面。他设计的“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这就是在前代水运浑仪一类天文仪器的基础上设计的自动报时器。

  元顺帝所设计并建造的龙舟,长120尺,高20尺,上有帘棚、穿廊、暖阁、楼阁、殿宇等,“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他还精通建筑技术,曾亲自设计过宫殿的建筑图和模型,“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工,高尺余,栋梁楹槛,宛转皆具”。工匠“按式为之,即成华屋”。如果用现代学科划分,顺帝在物理学、机械学、数学、建筑学等方面造诣颇深。可以说,他不仅是个意欲有为的统治者,更是个科技奇才。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方面的能力太过出色,导致在他后期政治衰落时,人们往往把亡国罪责归咎于他出色的科技与机械制作天赋上。其实,这样的责备太过武断和牵强,似乎只是因为顺帝是个末代皇帝,便只有“耽于政事”,“醉心于声色犬马之娱、技巧机械之玩”;似乎元朝灭亡,就在于顺帝一人耽于朝政。一个朝代的衰落,必定是多种矛盾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的结果。在此,我们不去评说元朝皇帝的统治是否英明,而是从中可以看到,在元朝社会中,由于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特征,带来了宽松的文化和科技政策,使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其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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