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还是天堂：蒙元时代的伪中国镜象

    蒙元时代的中西交流促成了西方世界遥远的“丝儿国”记忆的复活，但无论是柏朗嘉宾还是马可.波罗，他们关于东方的印象里都没有为儒学留出相应的位置。这种致命的缺失，再辅以基督教世界审视东方时那傲慢的目光，注定了“丝儿国”记忆的复活只能是一种不完整的复活。

    1、间谍眼里的傲慢

    1245年4月16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奉罗马教皇之命，六十五岁高龄的意大利基督教徒柏朗嘉宾在这一天从法国里昂启程，准备出使蒙古。

    尽管年纪老迈，但柏朗嘉宾身体还算强壮。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老教徒万里跋涉，于1246年4月4日抵达伏尔加河畔的钦察汗国拔都的金帐，随后又于8月24日抵达哈剌和林，并有幸参加了蒙古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1247年11月24日，忠贞的老教徒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里昂。

    和汉唐年间频繁东来的波斯、罗马使节有所不同，柏朗嘉宾的东方之行所追求的早已不再是神秘的丝绸和巨额的利润，在他苍凉的背影后面，有着史上最宏大的历史背景。

    蒙古人在13世纪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向欧洲推进，一度挺进到波兰和匈牙利。对此西欧诸国惶惶不安，急欲刺探蒙古人的军备实力、做战韬略以及最新动向，以制定抵御进犯的良策。而这正是罗马教皇派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真正原因。此外，在委托柏朗嘉宾带给蒙古大汗的信中，教皇还试图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甚至希望与其建立友好的盟邦关系，当然，这些目的最后都没有达到。

    作为缴呈给教廷的报告，柏朗嘉宾归来后写了一部《蒙古史》。报告重点介绍了蒙古人曾进行过的战争、已征服的地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最擅长的战术特征以及尚未归顺的敌人。这份报告也能够证实，柏朗嘉宾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罗马教皇派出的“军事间谍”。

    对于自己的身份，柏朗嘉宾本人并不隐讳。在报告的序言里，他直言道：“为了能够奉教皇之命而实现上帝的意志，为了替基督徒效劳，我们至少要真正洞察这些民族的意图和计划，将之揭示给基督教徒们，为了……使基督教诸民族不会遭到大规模的杀戮，我们难以钟爱自身。”

    汉唐以来，东来的使节已经数不胜数。每一滴水里都会有一个崭新的太阳，每一个西方使节眼里也都会有一个崭新的东方，但一个军事间谍眼里的东方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恐怕得算柏朗嘉宾首开先例。当然，作为一份旨在说服基督教世界相信蒙古人必然西征，要求基督教国家早作战争准备，甚至提前对蒙古人宣战的报告，在对东方世界的描述过程中掺入一些不怀好意地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体而言，柏朗嘉宾对东方世界的印象相当糟糕。蒙古人给他最直接的感觉是鄙视所有人，丝毫不尊重他人，无论对方尊贵与否。在哈剌和林的皇宫里，柏朗嘉宾结识了俄罗斯王公、格鲁吉亚国王和王后以及许多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蒙古人的尊重。相反，柏朗嘉宾却发现，“那些指派接待来使的鞑靼人，无论身份多么低微，却始终大摇大摆地走在使臣的前面，并始终占据首席和最高的位置”。在这位老基督徒看来，蒙古人是人类中最为盛气凌人和不可一世的民族。

    蒙古人的性格留给柏朗嘉宾极坏的印象：暴躁易怒，喜欢撒谎行骗，为人狡黠，善于欺生，而且格外地贪婪和吝啬。柏朗嘉宾感叹：“在他们之中几乎发现不了任何真挚直率的性格”、“这些人无论在吃喝和其他处世为人方面，都十分肮脏卑鄙”、“这是一些最为贪婪地向别人索求东西的无耻之徒”、“总而言之，列举他们的丑陋恶习太费笔墨，我确实无法将之一一记录下来”。

    不论如何不愿意，应该承认，柏朗嘉宾所看到的、听到的和说出来的，是实情而非诬蔑。对蒙古民族而言，十三世纪是一个充满了血腥、暴力、屠杀与掠夺的时代。原始武力征服的快感理所当然会促成胜利者对失败者或臣服者的暴躁；骗开城门然后撕毁诺言大肆屠城的事情也不止一次上演过；至于贪婪和吝啬，驱使着蒙古骑兵跨上战马最原始的动力，本就莫过于掠夺。

    也许是为了加深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的恶感，柏朗嘉宾还提供了许多蒙古人生活方面令人作呕的细节。他们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包括人的尸体在内；他们甚至还把母马生驹时分泌的液体及其马驹同时吞噬；柏朗嘉宾还发现，蒙古人竟然吃虱子，而且吃得振振有词：“既然他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和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他们吃掉吗？”

    蒙古人从来不用水刷洗盘碗器皿，偶尔也许会用肉汤来洗一下，洗完后还要把刷碗水与肉一起倒回锅里。

    蒙古人既不肯自己洗衣服，也不许别人洗，雨季更是如此。

    这些令人作呕的生活细节虽然显得很夸张，但也绝非诬蔑。蒙古骑兵驰骋千里，轻装速进，素无后勤补给，多靠以战养战。遭遇攻坚难下，以人肉、马驹和羊水充饥，并非怪事。至于从不用水而只用肉汤洗刷盆碗，而且肉汤还要回收，则确属实事。蒙古人从来不洗系犬索，认为将它们洗干净挂起来晾晒的话，天神就会大发雷霆，似乎也可视为柏朗嘉宾所谓的蒙古人从来不洗衣服这一说法的源头。作为一个称职的间谍，柏朗嘉宾不会在报告中面壁虚构。

    老教徒站在基督教文明的高度上，傲慢地蔑视着野蛮而强大的蒙古汗国。在哈剌和林贵由可汗的登基仪式上，柏朗嘉宾见到了可汗的玉玺，玉玺上所篆刻的“上天有神，凡间有贵由汗，神的力气，全人类皇帝之玉玺”的字眼让这位老教徒深受刺激。他在报告里告诫基督教世界：蒙古人不畏惧世界上的任何地区，他们正筹划着向我们开战；贵由汗已经举起了反对教廷和罗马帝国、反对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大旗，除非我们能够无条件归顺贵由汗。

    柏朗嘉宾拒绝归顺，理由之一是：“由于鞑靼人的十恶不赦，基督教徒归附他们觉得是可鄙的”，再没有比文明归附于野蛮更让人深感耻辱的事情了。

    有意思的是，在表达自己对蒙古人的傲慢的同时，柏朗嘉宾还记录下了蒙古人的傲慢：窝阔台大汗曾经修筑过一座叫做斡密立(amyl)的城池。蒙古人相信，在这座城池以南，居住着许多尚未开化的人，“这些蛮夷人没有任何语言，甚至在腿部也没有关节。如果他们不慎跌倒在地，无他人助一臂之力是不可能重新站立起来的”。蒙古人如何获得这种荒诞的观念已不可考，不过意味深长的是，1839年9月，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一封呈递给道光皇帝的折子里也有这样一段异曲同工的话(译文)：“夷兵除了枪炮之外，击刺步伐都非其所长，他们还裹腿缠足，装束严密，两腿屈伸很不方便，上岸会更加糟糕。”定海失陷之后，林则徐为朝廷献策，就之前的判断继续发挥(译文)：“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

    600年的时光，想要在生理上进化出膝关节固然太短暂，但仍然没能在帝国的视野里进化出膝关节，则未免太悲哀了。

    当然，柏朗嘉宾带回欧洲的也并非全是坏消息。虽然没有到过黄河流域的金帝国和长江流域的南宋帝国，柏朗嘉宾还是在自己的报告里留下了他们的消息，他称呼他们为契丹人，以区别于蒙古人。老教徒对契丹人的世界充满了憧憬：“他们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神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在哈剌和林，柏朗嘉宾度过了大草原上的晚秋与初冬。1246年11月13日，老教徒决定踏上返乡之路。临行之前，贵由大汗请他带几位蒙古使节返回欧洲，但遭到了拒绝。自身间谍的隐身份强烈地提醒着柏朗嘉宾：“我们惟恐他们刺探我们国家的活动”，老教徒担心，如果蒙古人看到了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永不消停的内讧和战争，必然会受到鼓励而加快西侵的步伐。

    在给教皇的报告里，柏朗嘉宾用他的坦率和真诚，如实地说出了自己拒绝蒙古使者的另一重并不光彩的担忧：“我担心他们会被处死，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常常表现得易怒和傲慢。”

    因为害怕自身的傲慢可能招致灾祸而没有带回蒙古使者，柏朗嘉宾却带回了贵由大汗的傲慢和恐吓。教皇英若森四世曾经傲慢地告诫大汗要“畏惧上帝的愤怒，不要进攻基督的国土”，在给教皇的回信里，大汗却宣称他不相信基督教，只信仰伟大的长生天，在长生天的庇佑下，蒙古骑兵已经征服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土地，教皇也应该像世界上所有的君主一样，率领自己的臣民“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否则，“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2、使节们眼里的迷茫

    贵由汗的傲慢让教皇持信的双手战栗，但柏朗嘉宾的报告还是给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一线希望。至少他对贵由汗的描述让人有一种亲敬之感：40多岁，中等身材，聪明过人；遇事深思熟虑，举止严肃矝重，从不如普通蒙古人那样放肆地狂笑，或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轻举妄动。大汗身边的一些基督徒告诉柏朗嘉宾，“他们确信他将会受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理由是大汗将一些神职人员留在了自己身边，还给他们发放俸禄；此外，大汗的金帐前面还设有一个微型的基督教堂，这在其他的蒙古首领那里是见不到的。

    柏朗嘉宾回到里昂之后不久，由基督教修士阿塞林率领的另一个出使蒙古的使节团也回到了欧洲。阿塞林没有见到贵由汗，只在外高加索东部见到了蒙古大将拜住(Baiju)。相对于柏朗嘉宾，阿塞林身上文明的傲慢要严重得多，他盛气凌人地指责拜住的过分杀戮，要求他向罗马教皇虔诚地忏悔和投降。

    阿塞林之所以能够留下性命返回欧洲，得感谢贵由大汗派出的景教徒使者及时抵达拜住的营帐。使者带来了贵由汗新的外交政策：大汗希望联合基督教徒们的十字军，合力进攻埃及的伊斯兰教马木鲁克王朝。

    和柏朗嘉宾一样，阿塞林也给教皇带回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大汗的书信。不同的是，他还带回了两位蒙古使者，其中的一位还是景教徒。尽管景教的教义被指责为不纯正，但他们毕竟也是基督的仆人，对惶惶不安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景教徒的出现无疑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蒙古景教徒使者正在塞浦路斯谒见法王路易九世。他们为这位狂热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汗目空一切的傲慢：“大地的王”汗向他的“儿子”法兰克国王慷慨许诺，他将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并与他们一道消灭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

    伊斯兰世界这个共同的敌人增加了教皇、路易九世们对蒙古人的好感，蒙古人目空一切的傲慢又让他们提心吊胆。基督教世界的欧洲陷入了一种辗转反侧的困境，修士安德鲁于是被左右为难的路易九世再次派往贵由大汗的金帐。

    安德鲁没有带回路易九世最希望得到的消息。贵由汗英年早逝，修士见到的是代替大汗摄政的遗孀海迷失，海迷失把他们当作朝贡的使节予以接见。年轻的寡妇赐给安德鲁们大量的马匹金银，“赐”给路易九世的则是一封近似于最后通牒的书信：“这封信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你不同我们保持和平，你就不能获得和平。长老约翰起而反对我们，某某国王也反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我们杀死！因此，我们命令你，每年必须进贡金银，其数量则足可赢得我们的友谊为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摧毁你和你的人民，如同我们对待上述诸人那样。”(约因维尔：《圣路易传》)

    当着安德鲁们的面，睿智的海迷失皇后还充分展示了她随机应变的高超手腕。她召来了几位还没有臣服于她的国王，然后搭起教堂，对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列位君王，法兰西国王已来向我称臣，这是他进贡的礼物，如果你们不归顺我们，那我们就要派他去打你们”(约因维尔：《圣路易传》)，据安德鲁说，许多人因此选择了归顺。

    除了那封赤裸裸的恐吓信，生性乐观的安德鲁也带回了许多生动离奇的“好消息”，譬如成吉思汗曾在梦中得到过神的允诺，并皈依了基督教；大汗的母亲、妻子也信奉基督教。事实上，这些“好消息”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蒙古的克烈部、汪古部里确实有很多景教徒；大马士革到哈剌和林沿线也确实还存留着许多的基督教堂；旭烈兀汗的军团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攻破大马士革的时候，基督教徒们走上街头，高举十字架，唱着圣诞歌，像欢迎十字军一样欢迎着蒙古军队。这些纷繁杂乱信息，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种迷茫：蒙古人，究竟是敌是友？    波罗兄弟返回欧洲的那年春天，一位叫做雅各的犹太商人正从意大利启程，准备前往“大印度”——中世纪的欧洲将遥远的中国与印度统称为“大印度”。经过一年多的航行，犹太人终于在“蛮子居住的刺桐城”，即南宋的泉州登岸。在泉州，犹太人见到的是“一个无比繁华的商业城市，街道上挤满了潮水般的人流和车辆”(《光明之城》)，他见识了世界上最优良的丝绸和最精致的瓷器。然而，蒙古骑兵已经逼近，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目光锐利的犹太商人看到了这一点，离开的时候，他感慨道：“这并不是光明之城，而是死亡的烟云”。

    1275年的一个夏日，波罗兄弟终于回到了大汗的都城开平府。四年漫长的旅程，懵懂少年马可.波罗也已长大，开平府宏伟的宫殿让他迷醉，“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马可.波罗游记》)。大汗的御花园里有肥沃美丽的广阔草场，许多清澈的小溪流经其间。花园里有成群结队的鹿和山羊，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鹰及其它不下二百余种鸟雀。御花园里小亭子的圆柱装饰着黄金，每根圆柱上都盘着一条龙，龙的全身也涂着金漆……

    20多年前，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曾给欧洲人带回过关于大汗的宫殿的信息，但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富丽堂皇完全不同，鲁布鲁克笔下大汗的都城破落寒酸，“关于哈剌和林，你须知道的是，且不说汗的宫室，他并不比圣丹尼斯村大，而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都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没有说谎，马可.波罗也没有说谎，20多年的时光，蒙哥汗换成了忽必烈汗，都城从哈剌和林移到了开平府，皇宫也由简陋变成了辉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上的差异，而在于描述背后的态度：马可一家子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是大汗和教皇之间的使者，最后才是基督徒；鲁布鲁克则只是虔诚的传教士。出于商人对财富天然的敏感，马可.波罗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大汗宫殿的豪华极尽赞叹之能事，出于对上帝负责任的态度，鲁布鲁克却必须理性地克制自己，避免去赞美任何的异教文明。

    大汗的国度里让马可.波罗惊讶的东西还很多。汗八里(北京)的皇宫远比开平府更恢宏壮观；作为礼物，大汗一天之内可以收到不下十万匹骏马；大汗的国家发行纸币，所有人都认同和使用它，这说明“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杭州不下百万的人口……

    传教士们曾在蒙元扩张初期对东方表现出过异常狂热的兴趣，但自鲁布鲁克之后，这种兴趣骤然消退了，大汗拒绝皈依基督，东方不是基督徒的天国。商人马可.波罗则用他的游记重塑了东方的形象，宗教的天国退去，俗世的天堂浮出水面，大汗的国度成了财富的象征。鲁布鲁克曾经在《东行纪》里提到，“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他称该地区为“大契丹”，其实即金帝国统治下的中国，鲁布鲁克没有到过那里，但他做出了准确的推断：“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中世纪的欧洲久已不再有过“丝儿国”的消息，直到鲁布鲁克借助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推测，“丝儿国”才被从神话与传说中重新激活。

    马可.波罗验证了鲁布鲁克的推测。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为大汗的国度里繁盛的物质文明所折服，其实他绝大部分的见闻都得归功于“蛮子国”即南宋帝国的文明遗存，当然，也包括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即金帝国遗存。

    但当马可.波罗将自己所见到的世俗天堂介绍给西方时，却被视作了神话甚至谎言。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前夕，他那些善意的朋友们又一次要求他取消自己《游记》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唯如此，他的灵魂才可能前往天堂，马可.波罗却回答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去世之后，他那个“马可百万”的绰号也成了夸大其词的骗子和小丑的代名词，许多个世纪里，他的游记都被视为一本幻想出来的旅行小说。

    5、傲慢与缺失造就的伪镜像

    柏朗嘉宾出使东方的大汗时，曾有过慷慨赴死的心境，蒙古人的骏马和弯刀一度是基督教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半个世纪过去了，商人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却带回了一个世俗财富的天堂。

    然而，东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印象已经中断了很多年，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们在大汗们的金帐内外所触摸到的，其实只是东方的冰山一角，他们的目光局限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而对真正代表着东方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漠不关心。马可.波罗真正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的《游记》终于重新恢复了对东方大河流域文明的重视，他在“契丹”和“蛮子”地区见识到了最壮丽的建筑、最瑰丽的金饰和最繁盛的财富，而不是在柏朗嘉宾或者鲁布鲁克所到过的大草原。

    可惜的是，传教士们所带回的大草原上蒙古人的形象早已在基督教世界先入为主。大汗们的世界应该是柏朗嘉宾所描述的那样，野蛮、愚昧而且富有侵略性；或者如鲁布鲁克所描述的那样，甘心堕落在罪恶的异教之中而不愿自拔，都城狭窄逼仄，宫殿还不如欧洲的一座修道院。马可.波罗带回的东方信息，距离柏朗嘉宾们不过半个世纪，在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和唯利是图的商人之间，人们选择了相信前者。此外，欧洲拒绝接受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也有着文明上的傲慢的因素：马可.波罗带回了一个世俗天堂，发达的驿站、完备的法律、优良的治安、繁荣的城市——当马可告诉他们杭州的人口已达百万以上时，欧洲的大城市却还只有数万人口，基督教世界无法接受一个异教世界的文明鼎盛居然会胜过自己，无疑，马可.波罗是个骗子。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没有到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他们在草原期间都听到过一些有关“契丹”即黄河流域的金帝国区域的信息。柏朗嘉宾曾高度赞美过“契丹人”的文明成就，但前提却是这些契丹人“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如此接近上帝的民族自然是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文明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俗世天国却完全置身于异教徒大汗的统治之下，中世纪的欧洲显然无法接受这一结论。

    马可.波罗在“契丹”和“蛮子”的区域里漫游，每到一处，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记下当地的物产、城市、建筑、道路、行船和桥梁——商人天生对货物、交通、市场之类的因素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可悲的是，商人马可.波罗极力渲染着东方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东方的精神文明。传教士们至少还能带着傲慢，意识到异教徒们的存在；商人马可.波罗却对这些漠不关心，自然更弗论支撑中国静态帝制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儒学了。

    蒙元时代的中西交流促成了西方世界遥远的“丝儿国”记忆的复活，但无论是柏朗嘉宾还是马可.波罗，他们关于东方的印象里都没有为儒学留出相应的位置。这种致命的缺失，再辅以基督教世界审视东方时那傲慢的目光，注定了“丝儿国”记忆的复活只能是一种不完整的复活，13世纪中国投射在西方世界里的镜像，也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伪镜像。

    这种不完整是致命的。尽管儒学没有在蒙元时代取得此前曾有过的崇高地位，但蒙元时代毕竟是短暂的。当朱元璋建都南京，儒学重新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时，那些试图用耶稣基督叩开中国古老大门的西方传教士们(如利玛窦)不得不承认，儒学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坚固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