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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