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婉拒“钓鱼式执法”汉文帝言行一致获赞

唐太宗婉拒“钓鱼式执法”汉文帝言行一致获赞

  贞观初年,一位不甘寂寞的草野人士上书唐太宗,请他清除佞臣。太宗犯疑地问:“我身边都是贤臣,你所说的佞臣具体指谁啊?”回答说:“我身处草野,不能确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试验群臣。若有人不畏您的雷霆之怒,直言相谏,就是正人君子。如果依顺您的情绪,迎合您的旨意,就是佞臣。”

  应当承认这是个有用的主意,但实际上这是“以诈寻诈”,法理上可以纳入“以不法手段,解决不法问题”。唐太宗看出了端倪,借机教育大臣说:“流水的清与浊,关键在于源头。帝王好比政治的源头,老百姓好比流水。如果帝王自己先用诈术骗人,再想让臣下直道而行,这好比污染源头而指望流水清澈,怎么可能?”

  唐太宗很客气地对上书的人说:“我想以信义立于天下,不想用诈术引导民俗。您的话虽然出于好意,但我不能干。”

  宋朝的朱熹有首诗,叫做《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当时看了什么书,有如此感受?史无记载,我疑心就是这一段。

  秦朝的宦官赵高,曾创造性地运用过这种诈术。他的创意如此经典,简直带有美感。秦二世执政之初,经常和大臣们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赵高忽悠他说:“陛下您年富力强,何必与公卿大臣们在朝廷上决议事情呢?万一你出了差错,不是把短处暴露给群臣了吗?”秦二世觉得此话有理,凡事就与赵高在宫中商量决定。

  一年多后赵高想造反,但心中没底,担心大臣们立场不坚定,他要测试一下。他牵了一头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说:“丞相错了吧?将鹿称作马了。”二世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或沉默,或说是马。也有不识相的人说,这是一头鹿。这些懂事实而不懂政治的人,最后都被赵高绳之以法。赵高的权威高涨,大臣们再也不敢说真话了。

  赵高终于造反了。秦二世死到临头才明白过来。他责怪身边的人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事情竟然搞到这种地步?”身边的人说:“我正是不敢说话,才保全了性命。如果我说真话,早就被诛杀了,哪里还有今天?”赵高后来也没得到好死,他被秦二世的侄子子婴诛灭三族。

  唐太宗有个爱好,得空就与大臣们讨论国家和政权的治理。有一次,太宗出了个题目:为什么周朝得天下以后,可以持续八百年,而秦朝得天下后,二世而亡?大臣萧瑀回答说:那是因为商纣王行为不道,周武王灭了他们。而周朝和六国,没有罪过,秦却灭了他们。得天下的手法虽然相同,但人心的向背却不同。太宗说:你说的不对。周得到天下后,注重修行仁义,而秦得天下后,更讲究诈伪和暴力,这才是国运长短根本原因。大概取得天下时,可以违背仁义用诈力,守天下却不能不行仁义。

  唐太宗这是有感而发。他自己就是通过玄武门兵变,以不义之举,强夺皇位的。他的结论是,以诈可以得天下,但不能以诈立天下。

  始皇以诈得天下后,就想着如何让王朝长治久安。治国的首务是教育人民。他一手在咸阳焚书坑儒,杜绝诸子百家的胡言乱语;另一手是正面教育和引导。那时没有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最佳的舆论手段是“树碑立传”。始皇于是到处巡游和树碑。始皇的教育显然没达到预期目的。陈胜、吴广义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秦亡。秦以诈立,亦以诈亡。汉代的贾谊评论说:兼并天下的人崇尚诈术,安定天下的人重视顺应民心。取天下与守天下,战略战术应当各有不同。唐太宗的思想其实来自贾谊。

  与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汉朝改弦更张,以孝治天下,与民休息。刘邦的儿子刘恒,史称汉文帝,《古文观止》里有一篇他的文告———《议佐百姓诏》。他诏告天下说:

  近几年收成不好,又频发灾害,我非常犯愁。我愚蠢且不聪明,不明白我错在何方?是我的政治有误,执行太过分?是天时不顺、地里出产的财富收不回?人事处理不当?鬼神被怠慢,没有供奉祭品?为什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是不是百官的奉养过于奢侈,无用的事情办得太多?怎么老百姓吃的粮食这么少、这么缺乏呢……我要和丞相、列侯、郡守、博士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要尽量想得远一些。凡是可以帮助老百姓得到好处的建议,都不要有什么隐瞒。

  汉文帝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直言。文帝十三年,他下诏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汉文帝的恩泽,深为后人感念。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遭破坏,唯有汉文帝在其霸陵下,得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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