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代英主。他那“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至理名言，为后代帝王所汲取和借鉴。他所统治的时代即“贞观之治”，生产发展，国盛民强，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影响的，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更是名副其实的霸主。然而在他晚年时期，大肆举兵东征，由于军事上的失误，三次东征都不胜而归，未能征服一个区区小国——高丽，最终病殁。
第一次东征正面强攻误战机
唐朝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唐初时就遣使朝贡于唐，并分别被册封为王。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高丽西部头领盖苏文政变成功，自封莫支离(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擅国政，并南联百济、倭国频频发兵进攻新罗国，企图西抗唐朝，充当东方盟主。而唐太宗李世民自灭东突厥后便有主盟全亚之图，于是乘新罗国抗拒唐廷之机，宣布盖苏文罪状，并欲举兵讨伐。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语重心长地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次出师未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乃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瞰肉饭，虽春蔬也不之进，惧其烦扰(百姓)也。”他一面召集侍臣和留守太子交待事项，坚定诸臣之心；一面看望生病士卒，并托付州县治疗。因此士民争参征役。李世民从定州出发，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又自定州沿途设置烽火台，每隔十里一烽，达于辽东城。并与太子约定，克辽东时，举烽以闻。
同月，太子詹事李世绩等率主力急趋辽东，展开辽东城围攻战。李世绩自柳城(今朝阳县)进发时，大肆声张进军怀远镇(今沈阳市西南)，而潜师北趋甬道(隋伐辽时所设浮桥，今辽中县西北)，出高丽不意。四月初，李世绩自通定镇(今沈阳市北)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先头部队张俭以胡兵为前锋，渡辽水后攻建安城(今营口市东南)，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四月下旬，夏江王李道宗越过新城(今海城县)攻破盖牟城(今盖县)，虏获2万余人，粮食10万余石。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今旅顺西北)，破城俘获8000余。五月，李世绩进攻辽东城(今辽阳市)，高丽遣步骑4万驰援，经盖牟城时，李道宗派4000骑迎击，大败高丽军，遂达成阻敌援军之使命。五月中旬，唐太宗李世民渡辽水引援军赶至前线，在进军中“过河拆桥”，以坚士卒之心。
李世绩攻辽东城，用抛石车、撞车猛攻12昼夜，高丽兵在城上积木为楼，进行抵抗。唐太宗李世民亲引精兵围城数重，鼓噪声震天地。五月十七日南风甚急，唐太宗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焚其南楼，火延烧城中，屋宇皆尽，高丽力战不能敌，城遂破，杀敌万余，俘获男4万之众。
六月，唐进军白岩城(今抚顺市南)。李世绩攻城西南，唐太宗攻西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唐太宗亲为其吸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城主孙代英暗派心腹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说：“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鉴于此，李世民将唐旗交于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孙代英把唐旗插在城头，城中人皆以为唐兵已登城，皆服从投降，遂拔白岩城。唐太宗临水设幄受降，并采用释俘、优俘政策，以瓦解高丽军心。李世民将白岩城置岩州，孙代英为刺史。放归城中万余男女，并赐以衣食；对80岁以上的老者，还赐予布帛；对其他地方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于是投降士兵皆从军效力。
白岩城既下，遂展开安市会战。六月十一日，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军发辽东，于六月二十日至安市城(今辽阳市南)，即列营进攻。次日高丽北部耨萨(酋长，相当于唐的都督)高延寿和南部耨萨高惠真，率高丽兵15万救安市。唐太宗乃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突厥千余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退，高丽兵追之，被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依山而阵。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说：“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兵至，个个摩拳擦掌，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唐太宗遂与长孙无忌等领数百骑登高观山川形势，分析敌人可能伏兵的地域和进出的道路，并看到高丽合兵为阵，长约 40余里，此时，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借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唐太宗不听，却作歼灭部署：命李世绩率1.5万陈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1.1万为奇兵，自山北出狭谷，以冲其后；自率步骑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主力隐伏布阵，闻鼓角齐出奋击。并命有司设立受降幕于朝堂之侧，以备受降之用。
高延寿等独见李世绩布阵，即督兵进攻。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看见担任奇袭任务的长孙无忌部队尘烟骤起，判断他们已与敌交上锋了，遂命鸣鼓角，齐举旗，令各路军马并进攻击，高延寿大惧，欲分兵抵抗，而其阵已乱。此时唐军应募勇士薛仁贵欲立奇功，大呼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唐军倾兵乘势猛击，高丽兵大溃，斩首2万余。高延寿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唐太宗将其围困，长孙无忌尽撤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高惠真率其众3.6万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
唐太宗受降后，把耨萨以上的酋长3500人迁往内地，余众使还平壤；又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以鼓励投降。被释放者俯首叩地，欢呼之声闻于数里。高丽举国大骇，黄城(今沈阳南)、银城(今铁岭南)皆自行撤退。
七月五日，唐太宗移营安市城东岭列长围以攻该城，又遣张亮率所部水军趋建安(今辽宁盖县东北青石关)，阻敌增援安市。李世绩督诸军攻安市，并让高延寿等投降将士到城下诱降，但城中坚守不为所动。因该城有精兵固守，特别是安市城里的老百姓害怕被唐军坑杀，则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唐军久攻不下，唐太宗甚怒，令李道宗在城东南角筑土山，架设5道木桥登城，但敌人也不断增加城墙的高度以拒之。当唐军所筑土山已可俯视城内时，土山压崩了城墙，高丽 100多人从城墙缺口出战，夺占了土山，唐军连攻3日未能夺回。士兵分番交战至九月，唐军仍不能攻占。李道宗徒跣负荆请罪，唐太宗说：“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等献计说：“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10万余众望旗沮溃，国人破胆。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众将均认为此举可行。唐太宗正准备采纳时，长孙无忌却阻拦说：“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10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趋而进，此万全之策也。”唐太宗被说服了，但鉴于辽东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以及此高丽盖苏文为挽救颓势以厚礼唆使薛延陀攻唐，唐太宗乃决计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国。
第二次东征随遇而战无重心
自从唐太宗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盖苏文更加骄狂，对唐使者倨傲，并且一再违抗唐太宗的敕令屡次侵犯新罗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不受其朝贡，准备再次讨伐。次年三月唐太宗第二次举兵东征，讨伐高丽。
出兵之前，唐太宗鉴于上次东征不胜而返的教训，召集大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高丽依山而城，攻之不可猝拔。但经前次征讨后，高丽国的农田水利遭到大面积破坏，土地未曾耕种；所攻克的城市，粮秣物资也被没收殆尽；再加上其旱灾严重，高丽国民大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择其疆场，使其疲于奔命，意在误其农时，数年之间高丽便会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如此唐军可不战而胜。 经朝议后，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对高丽采取长期扰乱与破坏之战法，令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陆军3000人，会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进。令左武威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总管，领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进。水陆两军都编配有习水善战的士卒。
李世绩率军渡辽水，焚毁南苏(今新宾境)等数城，高丽守城者多背城拒战，唐军乃进行破坏战，于五月而还。
牛进达率水军万余人攻入高丽境内，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皆战无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辽阳东北)，深入积利城(今平壤西)，高丽兵万余出战，唐军斩首敌军约两千余而还。
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数百艘以备扩充水军征用。
此间西部边境发生了征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等战事。再加上12月，高丽王使其子莫支离任武来唐谢罪，唐太宗许之。就这样在毫无战略重心的情况下，随遇而战，第二次东征又不胜而返。
第三次东征未竟遂亡续战火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一月，新罗国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国王妹妹为乐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万乘楼船战舰，北渡北海湾再击高丽，进破泊灼口(今新义州附近)，俘获甚众，为翌年大规模进攻作战作准备。
六月，唐太宗欲乘高丽困疲之机，于来年发兵30万一举灭之。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大规模进军必须粮秣充足，仅依靠畜力车运满足不了需求，必须造大船实施水运。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舰，舰大者长33米、宽17米。所造舰船沿江而下，自巫峡抵江州、扬州，向东出海集于莱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雅、邛、眉三州山僚群起反抗。唐太宗又命陕州刺史召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贮粮食和器械于乌湖岛(今蓬莱县东北250公里外)以备东伐。
对唐太宗大规模征伐高丽之举，在病榻上的房玄龄对他的儿子说；“今天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书：“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矣；侵扰百姓，灭之可矣；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矣。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
翌年春，唐太宗病，五月而崩，时年53岁。第三次东征未竟遂罢。
唐太宗病崩后，其子唐高宗李治汲取了他的教训，改取先灭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一则孤立较强大的高丽，二则拓宽了进高丽的通道，先后发兵50万，征战10余年，最终取得了平定朝鲜半岛的胜利。唐高宗将高丽划分为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薛仁贵督兵2万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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