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什么历史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

一.社会转型期总是容易出现思想的激荡，因此，思想家也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优秀思想家，最让我们熟知的就是孔子这个儒学创始人，还有老子、孟子等人。

近三千年有两次社会转型，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由封建制而帝国制；一次是一百年前，由帝国制而共和制。

转型期出现思想家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何社会转型期容易出思想家，我的理解是，大家都在为未来寻求方向，大家都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答案，所以你争我抢。

春秋战国时期出的思想家，多是本土货，而一百多年前出的那些思想家则多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从数量和思想的深度来说的话，一百年前产生的思想家并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要是从纯原创来说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确实多，多，多！

每当中国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就会诞生出一批杰出的人才，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和流派。这其中既有时势造英雄，也有英雄造时势。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春秋战国，正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期。此时，奴隶社会古老的井田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周王朝裂土封疆，新的封建土地死有着正在逐步成型。旧的社会制度正在逐步瓦解，新的封建阶层正在崛起，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革。旧有的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奴隶制的守护者们的统治权纷纷被新的封建贵族取而代之。但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基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交锋，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流派都纷纷粉墨登场。

旧势力希望恢复“周礼”，力图恢复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关系，逆历史潮流而为。而新兴的封建贵族们则更加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针锋相对，著书立说，展开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激烈交锋。也造就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大规模的思想辩论时期。随着周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国家也陷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各国的君主也在谋求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方向的新的道路。

于是，各国国君在一个历史时间段内，求贤若渴，门庭若市。有雄才大略的国家统治者更是希望能够得到贤人辅佐，一统江山。开创万世基业。正是这种需求的诞生，才使得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儒道墨法，各领风骚。然而最不能忽视的，是各种思想流派诞生的土壤，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正是生产工具出现了如耕作技术的变革，冶铁技术的发展等革命性的提升，社会粮食供应水平出现了很大的提高。人们也就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这个最低层面的生存需要。开始有了更为强烈的思想追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出现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盛况的可能。思想，也是基于生活的需要。因此，思想上的争论自然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需要。百家争鸣的意义，于当时之人而言，也正在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道、法、兵、农、墨以及纵横各家辩论斗法，你方唱罢我全场，称得上是灿若群星，史称“百家争鸣”。而后世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却再未出现过如此繁荣昌盛的局面。纠其原因却究竟为何呢？

文明的召唤

中国自夏踏上文明的轨道，经历了商朝这一巫蛊文化色彩浓重的时期，在西周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而形成了以《周礼》的礼乐为规范，以分封为组织架构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中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官僚机构与知识分子阶层，这为未来“百家争鸣”局面奠定了基础。此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华文明踏上了文明昌盛发展的正轨。

好景不长，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好时光，由于西方北方的游牧势力压迫，周王室被迫东迁，东迁后的周王室已然式微，而各诸侯国却逐渐坐大，这样，王室对各诸侯国的行止已不再具有有效影响力，而诸侯中的强者，甚至对王室的地位也渐生了些凯觎之心，于是，旧的社会秩序再次被打破，孔夫子将这称为“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意味着“礼乐体系”已不再适合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旧有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新秩序在挣扎着欲破茧而出。

新愿景的瞻望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完成的，他们或在穷经皓首中顿悟，或在田间山野觉悟，于是儒、道、法等各家逐渐浮出水面。后面的故事就很自然了，各位创业大师抱着自家的商业计划游走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希望获得各路风投青眼有加，来个A轮、B轮甚至C轮的融资以使自家学识成为世间显学。就这样，各派学说在唇枪舌箭间深刻，于合纵连横间升华。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看，“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可能就是历史的必然，夏商的探索，西周的积奠，礼乐的崩坏以及由乱及治的渴望一起促成了这一辉煌。

此高峰前无古人

说“百家争鸣”是最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前无古人。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以夏商为开端。夏朝的考古实证还十分匮乏，我们姑且不论。商朝的文明形态其实还有许多原始色彩，比如重鬼神，好占卜，以及大规模的人殉及人牲。我们可以认为，商朝是中华文明之“黎明前的暗夜”。在此背景下，思想文化发展不及后世也是理所当然。

此高峰后无来者

“百家争鸣”的结果很清晰，经过数百年交锋，法家率先成功，襄助赳赳老秦华丽蜕变为大秦帝国，然后为儒家做了嫁衣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朝“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已逐渐成为中华各帝国的统治者们所钟爱，而法家及其他各家则在兼容并蓄的趋势下逐渐趋于辅佐地位。

而儒家在被历代统治者采纳后也并没有固步自封。从先秦的原汁原味的儒学，到汉朝制度化的儒学，再到宋朝的程朱理学以及明朝的阳明心学，儒家学说本身在不断地进行着完善与发展，其根本目的与动力便是要适应统治者的需求以维持稳定统治。

在自身的发展之外，儒家学说还获得了科举制的加持。科举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前身为西汉文帝时期的察举考试制，从察举考试制到科举制的演变，使中央政权与知识分子阶层完全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个粘合剂，即是儒家学说。

稳定性导致无需求

发展了的儒学与科举制结合，使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获得了极大的稳定性，决定王朝兴亡的最大因素变成了“是否能够维持足够规模的小农经济”和与外族势力的彼此消长。

就这样，在以小农经济为社会基本经济形态的古代中国，得到科举制加持的儒家学说只需要对自身进行一些添减修补便能够满足一般情况下的统治需求。而稳定性超强的古代中国统治秩序再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巨大的社会变局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与渴望，而在没有需求的前提下，即使有再深厚的积奠也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来替代儒家学说。直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而那时，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近现代史。

如此来看，认为“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最高峰，可谓实至名归。